王雯鹤　译

很久之前，我读过英国作家A.J.（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阿希博尔德·约瑟夫·”）克朗宁一部翻译成德语的小说，名叫《群星俯视》74。那是一本相当厚的书，书里的细节我现在几乎一点也不记得了，但这并不能怪在作者和他讲述的故事头上。当时那个故事很吸引我，令我振奋。关于这部小说，除了那些一直在俯视人间的星星，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个英国矿区和一个贫穷的矿工家庭的编年史，其中也穿插着富有的矿主们的家族史（“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很久之后，面对约翰·福特导演的电影《青山翠谷》75，从褒义而言，那些人物形象和情景不禁让我觉得，这部电影与其说是把李察·勒埃林的小说《青山翠谷》，倒不如说是把克朗宁的《群星俯视》搬上了银幕，尽管我心里更明白是怎么回事。然而，从那些俯视人间的星星的史诗里，我仅仅记住了一个细节，它至今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也正是它，构成了我几乎一生都围绕着那个寂静之地和那些寂静的地方转来转去的出发点，而现在与之相应，对此的试论便要由此开始。

或许在我的记忆中，或许在我的想象中，那个细节讲述了如下的故事：《群星俯视》的主人公之一——在我看来，有两个主人公，他们都是孩子，后来长成大人，一个来自富有的家庭，另一个来自贫穷的家庭——养成了一个动不动就上厕所的习惯。只要他对其他人的聚会，不管是大人还是家庭，感到厌倦——感到厌烦——，成为他的负担，成为他的痛苦，就会发生这样的事。他把自己关在厕所（“就像这个名称已经告诉你的”）里，一待便是很久，就是不想再听那些闲言碎语。

这个故事，或者现在是复述？想要描述的是，正是那个富裕人家的孩子被驱赶到那个寂静之地，远离庄园的所有客厅和起居室，而这小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只是聆听着寂静。可以确定的是，与其说这个故事，这部小说，倒不如说它的复述现在想要描述的是，少年主人公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和近在咫尺的远方产生了一种想法，也有了一种感觉，因为它们，这本书才名副其实：天上的星星在那儿俯视着他。他的寂静之地没有屋顶，向天空敞开。

对这儿的我来说，这个寂静之地同样有一个故事，一个在有些方面不同的，与这个正好被复述的故事可以比拟的故事；考虑到那个压根儿就不“单调无聊”的地方，便是一个生动而丰富多彩的故事。我想试着勾勒这个故事，现在，并非专门详述，同时也对比从别处得到的断断续续的故事和画面。

正是在从孩子到成人过渡的那个年龄，这个寂静之地开始对我有了一些超乎寻常或惯常的意义。当我今天，在这儿坐在书桌前，远离童年生长的地方，远离童年时代，想回忆起“二战”后东柏林、柏林的尼德舍豪森区、潘科区的厕所和之后奥地利南部克恩滕州外祖父农舍的茅房时，脑海中仅仅浮现出寥寥无几的画面——对这个大城市连一个画面也没有——，此外，而且尤其是，我本人并不存在于它之中，不是作为孩子，不是作为一个人；在它们中缺少一个自我或者我自己；这些画面是空洞的。

无非是些平平常常的东西：剪成或多或少有些厚的一摞摞报纸，打了孔，挂在木板墙上用钉子绷起来的绳子上，各式各样，这些纸片的语言大多都是斯洛文尼亚语，大都是外祖父订的周报Vestnik（《使者》）。蹲坑的竖井下方是粪堆，这粪堆是下面牛圈的一部分——或者它会不会继续通向一种渗坑里？——，有个细节是，竖井超乎寻常地长，或者至少在还是孩子的我眼里是如此。这茅厕位于村子中心一面陡坡上的农舍的二层楼上，在一条很长的木制长廊的尽头，在长廊通向粮仓的过道里，既是长廊又是粮仓的部分或者角落，完全不引人注意，与长廊的厚木板和打谷场的木板一样，显现出灰暗的、风化了的颜色，很容易被人视而不见，几乎让人看不出来是个独立的地方，连棚屋也不像，更别说是个“茅厕”了，尤其是茅厕门上也没有农村厕所门上常见的心形76，而且门也像是一扇门——无非是长廊和打谷场之间微微突出的一块木板，在陌生人眼里也许就是放置祖父木匠活工具的小隔间。但是，极少有人来光顾这所房子，每年最多也就有一次，即普通保险公司“Assicurazioni Generali”的地区代表。对这位代表来说，发生火灾或雷击时，一所这样的房子几乎会被忽略不计。显而易见，这样或那样，那个农家的茅厕则远离平常的一切，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节日；与下面平原上的市民集镇不同，在斯塔拉瓦斯这个斯洛文尼亚的农村里，一个像17世纪一些荷兰风俗画上所画的那样的公共厕所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我现在又想起了那个寂静之地的某些特别之处：那个小棚屋里的光亮，甚至是两重光亮（当然没有开关，我不知道这个人丁兴旺的家族的人在晚上是怎么穿过昏暗的长廊找到这儿的。拿着煤油灯？手电筒？蜡烛？摸索着？）：上面，也就是当场的第一种光亮——它是怎么穿过木棚屋的缝隙透射进来的？不，祖父是足够专业的匠人，他做木匠活儿时恐怕连一个缝隙也不会留下的——这光亮更多是透过木板之间和从木板本身钻出来的，好像过滤过一样，呈点状分布，透过这些细小的、针尖一般大小的洞眼，因为被锯成木板的树干上本来都有或多或少呈圆形的节孔，它们在干燥的环境里也许比树干缩得更厉害。不寻常的间接的光亮，房子里哪儿都没有的光亮；间接的光亮，这就是说没有窗户，因此更加实在；周围的光——人们在这寂静之地觉得被它包围着——人们？——我，那时在那儿就已经是“我”吗？

那么第二种光亮呢？从长长的竖井往下看，就是粪堆一小部分上的光亮，似乎在深处。这是一种从竖井照上来的光亮——你们可别期待着“同时伴着臭气”，没有这样的记忆，也没有说过这事——，不会照到这个人，照到从蹲坑向下张望的“我”，而最多只能照到竖井的一半，不，绝对不可能，几乎不到半个手臂的高度，集中在下面那里，与上面包围着这个张望者的光亮迥然不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闪亮，一种闪亮，它似乎被深处与牲畜粪便混在一起的秸秆的黄色加强了，并且使竖井的内壁呈立体型，因为它旋绕出竖井的形状，旋绕出环形：生动的几何学，自然的几何学。此时此刻，我为什么又想起了那个我母亲讲述过的当地轶事，说有一个孩子拿了满满一篮大小相同闪闪发光的梨子献给乡村牧师，并说道：“牧师先生，我的父母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并献给您这些从长在茅厕的梨树上摘下来的梨子！”

不管为什么，也不管怎样：不同于《群星俯视》中的少年主人公，我童年时绝对没有一次需要把厕所当作避难所。从那时起，我只是作为观察者，也作为一个张望的人，把这个寂静之地，这些寂静之地，如果它们确实存在的话，当作记忆中的一种媒介。在这样的地方，我压根儿就没有感受过寂静——既不寂静也不隐蔽，也不是别的什么：声响，无论是什么样的，过去和现在都无关紧要。（更不必说气味会怎样，极少，或也无关紧要。）张望者？过路驿站？边缘人物，无形的，不可见的，地方空荡荡的，不过是一瞥而已，过去和现在都是。

后来，远离农村的家乡——是的，曾经这样称之为家乡——，我第一次在这样一个寂静之地把自己看作一个中心人物，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是的。这是在寄宿学校那几年间。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件事就发生在我刚到那里时，在我入学的那天下午（或者我应该如此称之）。那是20世纪50年代9月初的一天，天下着大雨，很早就黑了；当时，在我们这个纬度地区还没有引入夏令时制。在大约三百名寄宿生第一次共进晚餐前，我们必须全体站立在那个无比巨大的餐厅里——我还从未在一个大厅里吃过饭，根本一次都没有到过这样一个大厅，除非是在体育馆里——跟着年长的神职学生一起做感恩祷告。

这祷告十分漫长，或者只是我感觉如此，大概之所以如此，因为自从下午早些时候到了寄宿学校以后，我就一直想去厕所。在那宽大的、曲里拐弯的大楼（一个当年的城堡）里，我却没有找到厕所，压根儿也没去找。问一下？怎么到那里去？我们这些新生，来自最偏远地方的野孩子，站着，跟着做祷告，还是跟着做祷告，傍晚冰冷的雨水越来越猛烈地拍打着紧闭的餐厅大门和外面城堡院子里的石子路，在那里，或者是我听错了？还伴随着城堡喷泉的潺潺水声，要是我们能坐下就好了，坐在长长的餐桌前的长凳上。但是不能：还是站着，继续做祷告。当我们终于坐下时，有什么东西涌出来，正如我认为的，不可视而不见的东西，被所有桌边的少年们所看到的东西流在城堡那被许多吊灯照亮的、古老而漂亮的石板地面上，在所有人的目光下，蜿蜒地从一个凳子腿流到另一个凳子腿，又从一个桌子腿流到另一个桌子腿，又湿又冷地流过双腿，从“起点”开始，流过为人生新阶段而准备的新裤子，也流过脚上那双还算全新的鞋。

就这样，我直坐到晚餐结束，僵直地，假装吃饭的样子，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之后便不言而喻，刚一出门，我就立刻脱离开拥挤的人群，走开，远远地走进廊厅最昏暗的角落里。在记忆里，我终于！站在黑暗中，靠在一个柱子上，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这个自小就习惯这个或那个陌生之地的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出去是不可能的，不仅仅是因为大门紧锁和倾盆大雨，而回到其他人中去，回到我的同龄人中去，去自习室，之后去寝室，也是不可能的：我再也没有脸看见他们了。

然后，这个新生听到了背后响起一阵响声，显然感到不同于雨声。响声显然来自门后，门是开着的，通向寄宿学校最偏僻和隐蔽的厕所，也许是访客或者园丁专用的，或者外来的工人，平时总是锁着，这天晚上偶然可以进去。我进去时没有开灯，没有去找开关，只是在一片漆黑之中站着，被那响声包围着，一方面来自男厕所，另一方面来自一两个马桶漏水的隔间。我一动不动地待了很久。我内急的苦恼好歹已经在别的地方解决了。但是现在这里是解决一个完全不同的苦恼的地方，待在这里就把这个烦恼，渐渐地，经过一个小时左右，消除了，至少是暂时地——在刚到寄宿学校的这天。第一次，是我，是我这个人，在这个寂静之地成为关注的中心。第一次，这个寂静之地让我开始倾听，一种对这样一个地方，也对将来而言十分独特并决定我的人生的倾听。这样所能听到的，不只是各种各样的沙沙声，在这不变而冷冰的墙内和墙外，更多是因为这个原因，或由于远离而受到阻滞的喧闹，或者楼上同学们发出的响动，这种响动在我听来不再是喧闹，不再是尖叫和吼叫，片刻间几乎是些亲切的东西，几乎如此。在那个没有光亮的寂静之地，这响声乃基调。但是，那真正算数的声音则是另一个，远在背景之中。

在教会寄宿学校这几年间，厕所，不仅仅是这个地方的厕所，对我来说则意味着一个可能的避难所，即使我更多也是逃到那儿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更常去的忏悔室如今在做神圣的弥撒过程中会越来越像某些可以相提并论的东西浮现在我的眼前，当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怎样相提并论呢？因为它使我脱离其他人，脱离教堂长凳上的同学们，说到底脱离整个社会，进入旁边一个地方，而不必向那个看不见的“告解神父”忏悔什么罪恶，更何况没有什么特别的罪恶——相反只是按照教义问答手册，从反省目录里随便挑上几条。这个忏悔室，这忏悔的小房子确实位于旁边，按照记忆，它远在教堂后面。动身去那里，挺惬意的。自由自在，至少是比较自由自在。之后，回到伙伴中，回到仪式中，通常几乎会令人欢欣鼓舞，然而，似乎并不是因为在忏悔室的黑暗中，冲着那个向来都看不见的告解神父耳朵边，良心变得轻松了——那时候，“良心”究竟是什么呢？

这两个地方，寂静之地和忏悔室，二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再说，它们也迥然各异。考虑到那些预先浮现（是的，浮现，而且会继续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东西，既那样不确定，又那样迫切，既是这篇试论的主要的事件或主线，又是我主要着眼的对象：在长凳间，在同学们中间，在弥撒仪式中间站起来，独自走向后面的忏悔室，这二者绝对不是出于一种冲动，更不用说出于一种苦恼了。每次都纯粹是出于无聊。当然：无聊也可能变成，或是发展成一种苦恼，变成一种什么样的苦恼。但是，这种无聊，这种成为痛苦的无聊，这种成为另一种，即相反的时间紧迫感的无聊，当时还是少年的我还不甚了解，或者我现在自以为如此，或者，在这里专注于这篇论寂静之地的试论时，假装好像是这样。

虽然我有时候学习热情很高（“充满学习热情”，这个词依然有效），但也出现过不少的时刻，我盼望着躺在寄宿学校的病房里，远离自习室和书桌，病得不严重，但可能真的发着高烧，而且首先是烧退之后还可以再在那儿躺几天康复，从早到晚除了看看病房洁白柔软的床单上的几何图案或者其他什么图案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琢磨。这样的愿望在那些年期间几乎从未实现过。即使有一次发烧了，反正也是少之又少，那么从来也不太高，就像别人建议的，摩擦体温计，可似乎在我这儿完全不起作用：我向来只是在做游戏时才能充当一个好骗子，只要事情不关痛痒。只要一涉及什么，比如一个好处，一个骗局，我就会被逮住，甚至经常是无辜的——事实上，骗人的人是我前面、旁边或者后面的人。

但是有一次，我走了运，可以在病房里躺上几天，别问我为什么，是那里唯一生病的学生，被一位圣洁的、像亲姐姐似的修女悉心照料，从早到晚目光从床上透过高大的窗子望向与有着小窗的教室、书桌离每个窗子都很远的自习室完全不同的方向和地方：一个地方，有森林，有草地，也有正在吃草的奶牛，一个熟悉同时也新鲜的地方，没有寄宿学校或者别的什么界限存在于它与这个病房之间。这个病房很小，与那个当年的城堡里所有的房间，自习室、餐厅、寝室不同。

一直待在这个小房间里。然而，有一天早上，好像一下子变样了：起床，穿上衣服，回到生活中，回到健康人的集体中去。从白色的床单，窗前在反刍或睡觉的牛，一个又一个既井然有序又形成毫无变化的视野的杉树树梢的无聊中走出来。（与此同时，在病房那些天里，胸口上带着不知是什么电子设备，看着窗外一块拥挤的墓地，我压根儿就没有觉得无聊过，同样很久以后又一次待在病房里也是如此。如果说有过的话，那么，在这里有发言权的记忆则会说：没有。）有可能，在形影相吊的这段日子里，我想念这个或那个同学，更想老师。只是离开医院病房之后，我压根儿就没有被吸引到他们那里。当然，我似乎应该马上去报到，去城堡顶层的教室上课。相反，我只是漫无目的地在早晨空荡荡的走廊上走来走去，然后躲进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悄悄地溜进了同样空荡荡的公共厕所。距离下一个课间休息还早，我又一次走好运，久久地待在那里，没有受到打扰。只不过离开了有暖气的医院病房以后，在这个空间躲避时或者在这个躲避空间里感到冬天般寒冷，四周持续的水声似乎又加重了寒冷。我感到越来越冷。之所以这样，是不是因为我发了几天烧之后体温变低了？我发抖，我哆嗦，我打颤，这正合我意。我恐怕要待在厕所里，直到可能加重的烧退下去。我把自己关在距离半开的窗子最近的隔间里。我站在那儿，直到过了课间休息，等着下一个课间休息。还没人找我，还没有。别让牙齿格格打颤。拿出你的本事，寒冷的地方，让我发烧吧。但没有再次发起烧来，直到这冰冷的上午末了也没有。

后来，我仅仅还有一次在这样一个寂静之地坚持待得更久。那是在我的学习生涯结束后漫长的几个月空闲时间里。最后两年是在一家公立学校上的，过得如此愉快，也算圆满结束，就像从来没有上过寄宿学校一样，不过是个幻影而已。新同学很快就成了一个亲密的团体，我，或者说“当时的我”，是其中的一员，虽说不是大家关注的中心，有时也是自鸣得意的一个，受关注的，时而会是这个，时而又会是那个，班级异乎寻常地小，男孩又少之又少——也许正因为如此，大家才团结一致？

现在，学习时代结束，其他人，这个班，我的班，所有其他人，只是除了我，悉数前往南斯拉夫和希腊了。他们都想——这不是我现在想象出来的——让我一同去，是我自己偷偷地溜掉了。溜掉时的借口和托词是：我母亲没钱让我去旅行。（尽管这种说法符合事实，但它还是个借口。）作为无国籍的人，我似乎没有护照。这也符合事实。然而，按照有关负责人的承诺，护照是可以补办的。就这样，我拒绝了，就像之前拒绝别人给我捐款的建议一样，于是，我最后也只是拿它来借口。

直到今天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在我的心里有某些东西如此抗拒成为那个并不讨厌的团体的一员去旅行。不管怎样，在60年代初一个晴朗的夏日，我独自待在家乡的村子里，远离学校，远离我的家人，在之前享受了丰富多彩的集体生活之后变得全然无所事事。

于是，我后来自行决定动身上路，独自一人，肩上背着一个当时很流行的海员背包，里面塞满了衣服和其他东西，这使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准备长久旅行的小伙子。

我当然并没有走很远，长久旅行更谈不上。尽管这条路向西走去，可是在这个方向，克恩滕州的土地可以说很狭小，我没有走出它西部边界。第一天毕竟到了菲拉赫，算来离家大约有五十里路，既不知道是怎么到那儿的，也不知道在哪儿过的夜。第二天走的距离就短些——只到了米尔施塔特湖附近的拉登泰因集镇，我在那儿拜访了一个同学的家，并在他们家里过的夜，睡在厚厚的睡袋里，不知道是在床上，还是沙发上，或者别的地方，或者是怎么度过的。

但是我却知道我是在哪儿度过第三个晚上的，尤其是，怎样度过的。这是在德拉瓦河畔的小城斯皮特，距离拉登泰因路程不远，距离米尔施塔特湖更近：现在，这座城市也不再依河的名字命名，而是按照湖的名字：“米尔施塔特湖畔的斯皮特”。

所有在那里的夜晚，我都是在火车站的厕所里度过的——“过夜”似乎不太合适。我的钱用光了，或者无论如何不够去住旅店，也不够住青年旅舍。在斯皮特城里，当年，也许今天？根本就没有青年旅舍。但是，火车站到晚上某个时刻是不会关门的，所以，我可以在火车站大楼里，也包括附近的地方四处游荡，直到午夜，或许更久。

有一段时间几乎还挺暖和的，那可是夏天。不过夏天的夜晚一般都会很快凉快下来，当时至少是这样；一个绝对温暖的夜晚：在记忆中，有一件少有的事，十分特别的事——你后来无论如何都不想进屋去，更想继续坐在外面，大家一起，是的，和其他人一起，静静地，这里偶尔的谈话声和那儿大自然的响动也是这寂静的一部分，即使没有香忍冬的香气飘过这样一个夏夜，只有轻柔的晚风拂面而来。这晚风更胜于威廉·福克纳书中所描写的南部国家和密西西比州的香忍冬。

德拉瓦河畔的斯皮特火车站内外的夏夜却不是这样的。早在午夜之前，外面就开始变凉了，寒意很快也会在四面敞开的大楼里蔓延开来。起初，我还在外面走大圈，沿着火车站职工花园，走到火车站灯光照不到的河谷草地，后来范围变小，越来越小。

此外，还有一件打发时间的差事，可以说，它暖和了我的身子，赶走了疲倦，那就是在不同的站台上看火车，尤其是长途火车，有开往雅典、贝尔格莱德、索菲亚和布加勒斯特的，还有开往慕尼黑、科隆、哥本哈根、奥斯坦德的——再说，所有这些火车都停站。后来，过往的火车便越来越少，从某个时刻起，你就顶不住疲倦了。它如此咄咄逼人，以至于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或者后来的确还有办法：我把自己关在火车站厕所的隔间里。那儿尽管偏僻，但毕竟是在火车站大楼里面。

打开厕所门需要一个先令硬币，当我关上门时，我才会感受到某种安全感或者安然无恙。我放松地躺在瓷砖地面上，把旅行袋当作枕头。但是小隔间当然如此小，要想伸展开四肢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把头靠着后面的墙上，绕着马桶蜷缩成一团。这个还算宽敞的厕所里灯光相当明亮，白晃晃的，整晚都开着，并且只是微微暗淡地向上照进大概有小孩脚那么宽并向下敞开的隔间里。身上盖着从旅行袋里拿出来的几件衣服，我试着读会儿书，读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前一天在拉登泰因，这本书在使我诧异了好一会儿之后，突然打动了我的心灵，使我兴奋不已，因为小说结尾时关系到死亡，那个濒临死亡的人简直无声无息地陷入了对此的沉思之中。

但是，蜷缩在白色的厕所地砖上，想继续读下去是不可能的。最初找到这样一个睡觉的地方的兴奋劲儿过去之后，疲倦也再次更猛烈地袭来了。（直到现在，今天，在书写时，它依然使我脑袋和眼皮发沉，我不得不与立刻就要躺下睡觉的强烈念头作斗争，就像当时一样，我唯一的愿望是想有张床。）

我的眼睛在那里闭上了。只不过在厕所睡着是不可能的。虽然我进门时交了钱，但是夜越深，我就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像个违法的人。我没有权利躺在火车站厕所的地板上，更不用说在那里睡觉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打开门出去。对我来说，没有别的地方能像这里一样让我待上一个晚上。这里现在是我的地方，包括我的脸在马桶中倒映的影子，天亮前我一直面朝它躺着，包括用来固定坐便器的螺钉上涂的润滑油，或是什么，还有粘在润滑油上的一圈细毛，或是绒毛，或是毫毛，或是什么，包括隔间墙上睡着的苍蝇——“啊，睡觉！”——或是蜘蛛，或是盲蛛，或者不管是什么也罢。

在这种不合法的情境下，我听到外部世界的响动，与迄今所听到的不同，听到它们在我的寂静之地怎样传到我的耳朵里，不是遥不可及甚或空洞，更多的是近在咫尺，直达耳膜。一方面，这样一种聆听也许很正常，因为那些夜晚时刻首先是货车过往的时刻，它们都不停站，像铁制的鬼魂列车一样呼啸而过。另一方面，在越来越长的宁静时刻里，远处河谷低地里猫头鹰的叫声传到这个非法躺在这儿的人的耳际，就像是一句“他在那儿——他就躺在那儿——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的叫喊。甚至连铁路花园里夏天的蟋蟀音乐会（也许那个夜晚根本没那么冷）惊醒了快要进入梦乡的他，因为突然有尖叫声或用颤音的歌唱回响在他的耳际；同样，从火车站一棵树上刮来轻轻的阵风也惊动了他。在那个一再完全寂静的夜晚时分，却根本就谈不上是一个寂静之地。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到别的地方去。渐渐地，我也不再期盼能躺到床上去了。无论如何我想要整晚，直到天亮——这当然在7月初时很早就可以感受得到——，就躺在火车站厕所的搪瓷马桶旁，蜷缩成半圆或大半圆。我现在想起来，根据那个众所周知的传说，当鬼怪大军77夜晚实施杀戮呼啸过天空时，地面上受到威胁的人就会寻找保护；他们躺倒在地，一个挨一个地形成一个个车轮。可是，当你独自一人时，该怎么办呢？我独自围成一个车轮，几乎就是这样，但是这样做后来就渐渐地提供了一个即使并不称心的避难所。

我似乎无论如何也不想跟一个班的其他同学换个位，当我在这里蜷缩着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时，他们却正在南方天空下某个地方钻在他们的睡袋里，这个女孩和那个男孩不是手拉着手，就是摸着别的什么地方，不是在梦乡里，就是醒着躺在那里。当然，他们或许也会有什么要讲述，但这与我在这里要讲述的东西是不可比较的，我不会明天就讲述，明年也不会——要讲述的话，这个事情自身暂时太贫乏——，不会讲述给任何确定的人或者亲近的人：这样一个人恐怕会注视着我，想象着我这个人或我的形象蜷缩在马桶旁，并且摇摇头。

几年后，时机终于到了，这时，我才可以继续讲述那个夜晚的一部分，不是口头上，更多是在书写时，讲述发生了变化，一种不是刻意为之的变化，而是就像自然而然发生，正是发生在写作中。

在我的第一部小说里，那个讲述故事的盲人直到结尾都徒劳地期待着弟弟不久会从战争中返回来，返回叙述者的家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也带着他的海员背包，躺在这样一个火车站厕所里，眼前只有白晃晃的马桶座。这部小说是在学业快结束时创作的。当时，我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学生了。78

二十年后，菲利普·柯巴尔，也就是《去往第九王国》79故事的主人公或者“我”在中学毕业后独自去旅行，同样带着他的海员背包，在地上度过了第一个夜晚。而就在这时，所有其他同学都在去往德尔法和埃皮达鲁斯80的路上。只是这地方不再是一个公共厕所，而是从克恩滕州的罗森巴赫到南斯拉夫的耶森尼克那条漫长的火车隧道的一个壁龛。那是一个冒险的夜晚，在漆黑的隧道里，货运火车不时地从卷缩在壁龛里的“我”的身边风驰电掣般地驶过。第二天，菲利普·柯巴尔开始了他在当时还属于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长达数月之久的史诗般的漫游，又是徒劳地寻找在战争中下落不明的哥哥。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风景和语言打开了他完全不同的眼界——当时，“我”在德拉瓦河畔的斯皮特火车站厕所度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对周围的环境还有点迷茫。然后：干脆就回家去，回到村子里。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包括耶森尼克，我很久之后才去过这些地方，又过了很久才去了喀斯特高原，如果不去喀斯特高原，恐怕就不会有《去往第九王国》了。

在上大学期间，厕所作为避难所失去了意义。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别的地方，建筑，场所。这些地方我根本也不再需要亲自去光顾。一般情况下，只要感觉到那个“需要的东西”就够了。这可能就是哪个地方一个工具棚，一个有轨电车车库，一辆夜间空着的公交车，一个不知从哪次战争遗留下来的、即便半是坍塌的地下掩体。一些本身根本算不上什么的空间同样也让人感到惬意：只要一看到一个装卸台下空荡荡的地方，一看到一家牛奶场、一家运输公司的装卸台，或者别的什么装卸台，就预示着某些像是可以栖身或隐退的东西，还有组装成金字塔似的广告或竞选海报墙，尽管它们不是真正住人的地方，但毕竟是可以想象的停留之地，想象中那里干燥和温暖，至少比外面暖和舒适。

有时候，这样一些隐秘和安全的瞬间仅仅就来自看一看地面，看一看电车轨道，面对那里的沙子和落叶。然后，这里便会成为一个寂静的地方，即使在这个时候电车的铃声无比刺耳，车轮在急转弯时摩擦，仿佛不会有这样粗壮的粉笔划过石板。你会觉得自己沉浸和超脱到这种宁静的、除了沙子和落叶空空如也的轨道里（就这样，一个“人”便有了自己的位子），而不愿特意爬进一片枯萎的、打卷儿的树叶里，就像赫尔曼·伦茨81一首诗里的“我”想着要这样。

也很奇怪，只是一再想象着童年的乡村一个寂静的地方就代表这样的地方本身。是的，与当年在那里的情形相比，在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中对它的回忆甚至使它产生更加无与伦比的作用。比如说，这样的回家之地、或休息之地，或拐弯之地现在变成了那些反正也越来越没人用的农家牲畜过磅台，是些相当均衡地嵌入地里，嵌入土地或者沥青里的活动木板过磅台，可以容得下身子最长的公牛和身子最肥的母牛。过磅装置安装在平台下面的地底下，牲畜的重量会从这里准确无误地显示在过磅台正后方的表盘上：这个过磅台，如果你小时候或者后来站到上面，晃动，再晃动，像它一样上下晃动，和一个人一起，从某个时刻起，你就可以静止地站在木台上，而这个木台便会接着晃动一会儿，就像是在荡秋千和被人推着荡秋千一样。

不言而喻，在城里上大学期间，那些之前早就被感受为寂静的地方，比如马路边的牛奶摊，草场上的干草堆和晒草架，特别是远处田间的小木屋，好像更加强烈地弥漫出时而越来越不可或缺的寂静。

这不是乡愁。它并没有吸引你去那里。那些牛奶摊，即使早就被弃之不用了，腐烂了，垮掉了，那些干草堆，即使多年前的干草此间已经发霉腐烂了，那些小木屋，即使里面最后一个果子酒罐子早就在冬天的严寒中裂成了碎片，面包皮硬成了石头，板肉皮风干成了皮革，连田鼠也不再来光顾了：所有那些寂静的地方就在那儿，在这里，在我心中，在我身边，更是包围着我，即使，也有可能，不像从前那样可以拥有，可以触及和“可以闻到”，也许越发不适合当今的时代状况了——越发有抵抗力，也越发能够进行抵抗。

更加奇怪的是，不需要打算，也不需要计划，你可以独自从自身中创造寂静的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在喧闹中（正是在喧闹中），在时而无以复加地扼杀精神的流言蜚语中。在听这个和那个课的时候，通过阅读伟大的和不太伟大的文学作品，这样的地方就会自然出现，会保护你。有一次，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形，不是通过阅读的东西，只是通过对它的回忆，甚至是在学生食堂里，尽管那里直到晚上都人满为患，可常常是我觉得唯一可以停留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在食堂里，在距离我所在的角落很远的电视机里播放着新闻。由于持续的吵闹声，你根本就听不到或者几乎听不到什么新闻。好奇怪，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威廉·福克纳的面孔，十分陌生，但很有风度。我不知道，为什么坐在角落里的我立刻就明白，这个作家在这一天去世了。所有这些年来，作为他的读者，他在我的心里是一个父亲的形象。一种强烈的，令人隐隐痛苦的寂静蔓延到我的心里和我的四周。当我后来——大概是1962年6月？——晚上骑车回城郊的住处时，这种寂静也陪伴着我，一种弥漫到整个城市的寂静。

通过阅读而获得寂静的地方（这里指的并非是所谓在寂静之地的阅读，自然而然，或者也非如此）：几乎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相反，更奇怪的是，也许最奇怪的是，远离书本和童年的栖身之地，一个寂静之地甚至可以从纯粹的身体移动中产生，又是没有计划，又是无意间。一次停顿，一个折返，一种向后走，一种纯粹的屏住呼吸，都可以产生这样的情形。最可靠的，或者只是我现在书写时才又想到的？那样的动作是我当时从托马斯·沃尔夫82的书《天使，望故乡》83中获得的，主人公早慧的哥哥本，只要他无法忍受家人或者别的什么人的闲话、争吵、胡闹、争斗等时，就会把头扭过去，走到家中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一个没人的角落里，在那里对着他的“天使”说：“你就听听这个吧！”直到今天，只要遇到类似的情境，我依然会模仿本的做法，转过头看向别处，望着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只是我无声地讲出那句对天使说的话，而天使在他的寂静的地方应该倾听的蠢话，通常都出自我本人之口。

现在是该说清楚的时候了：这样或那样的寂静之地不仅仅只是成为我的避难所、庇护所、藏身处、隐身地、保护所、隐居处。尽管从一开始，它们部分是这样。但是，同样从一开始，它们同时也是些完全不同的东西，更多，多得多。尤其是这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个更多的东西促使我在这里写这篇试论，在书写中对它做一点符合它本性的、片段式的阐明。

奇怪或值得回忆的还有：至少在那个时候，那些似乎是官方的或者被承认的寂静之地对于我来说几乎都名不符实。正好在上大学那个时候，我一再被吸引到城里那空荡荡的教堂和墓地里。但是，记忆告诉我，即使在最隔绝喧闹的教堂里也从来透不出一丝光亮和温暖；在幸运的时候，最多不过从旁边，从法衣室里，从隔离栅栏间透出一缕柔和的微光和一丝短暂和安慰的烟雾。几乎是一种解脱，然后又穿行在外面的巨大喧闹中。

所有那些陌生的公墓，而在万圣节和万灵节时装饰一新的墓地更陌生：更确切地说，当转过头去望着一片空虚时，当想象两脚踩在水平晃动的过磅台上时，当看到那四面透风的小木屋，角落里总是放着祖父或是谁的破烂胶皮靴筒，万灵节便活跃起来，挥手示意，随风而来。

第一个作为寂静之地而包围住我的公墓，是因为其中的厕所才成其为寂静之地，是在很久之后，在日本。是的，从寂静之地回到大写的寂静之地84。此外，在如今书写的日子里，我才明白过来，在上大学的几年间，在格拉茨城里的确至少有一个寂静之地可以说名副其实，不同于上述所说的。那不是一间公共厕所，既不是在中心广场上，也不是在火车总站里。在我的记忆中，我更讨厌那些厕所，无疑也是因为那些同性恋者，或者不管是什么人，他们总是在厕所前面不是晃来晃去，就是一动不动，最多不过是有时回头看一眼，不像《天使，望故乡》中的本那样（但是谁知道呢？），他们会在小便池前待数分钟，甚或数小时之久。

那是我当时所在的学院侧楼里的厕所。在那儿四年学习期间，它甚至两次成为我的寂静之地。这种情形总是出现在傍晚时分。这时，教室和走廊已经没人了。在我的想象中，我在城郊的住处，一栋小别墅中的一个小房间，并不受欢迎，不过在我看来，傍晚就蜷缩在那里的狭小和冰冷中也没意思，于是，当我厌烦了食堂，不愿坐着有轨电车来来往往，到了每个终点站又折回来，而且也没有可看的电影时，就习惯了待在教学楼里，越久越好。我是否在部分还开着门的教室里学习或者读书了：我再也记不得了——我现在觉得，我不过是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的半明半暗中。相反，我却记得，我需要时就会去那个明亮宽敞的，记忆中每次都让我感到温暖和友好的厕所，在离厕所隔间有一段距离的水池前洗头。（别墅里的浴室常常锁着门，甚至……）我每次都快快了事，因为这一层可能还有人，另一个学生，他会让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待在厕所里的我感到诧异，对他来说更不自在。

有天傍晚，我在那里洗头时被吓了一跳，不是被一个学生，而是被一个教授。这个教授是我一年前一次公开考试的考官之一，当时我对自己的学习资料很有把握，而且脑子里也装得满满的，就反驳了他一两次（现在我耳边还回响着当时身后观众对这种对待教授的放肆行为的窃窃私语）。教授几乎让人看不出有什么反应，只是保持距离地走开了，就在之前，在听课的那一年里，冷漠，尽管站在露天教室下面，却像是居高临下俯视，现在考试时成了冷漠和权威的化身。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尽管我们两个心照不宣地彼此对抗，可是他有可能更加威严地无视我。从此之后，我就把他视为敌人，正是作为被故意无视的人，觉得受到我的老师的迫害。

在那天晚上，这个教授也许是从他对面的办公室出来，走进了厕所，起初装作好像我不存在的样子，无视我浸在盛满水的盥洗盆里的脑袋。周围满地弄得都是水。他在洗手，不是紧挨着我，但也不在这排最远的那个水龙头——有一定距离，但也比较近。我的教授洗了相当长时间手，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洗，而我则拿出特意放在书包里的手巾擦着头发。没人说话，也没有交换眼神。突然，他也开始洗脸，一开始只是用指尖，后来，直接把身子深深地弯在盥洗盆上，手心捧着水，两手并在一起，一遍又一遍仔细地洗着额头和脸颊，就像是西部惊险片里面一个刚从草地或者沙漠骑行回来的人的模样。随后，他开始梳理湿漉漉的头发，又是梳了再梳，梳个不停，像往常一样，在微微发白的鬓角上抹上了发蜡，在厕所镜子前换领带：把上课和办公时戴的深色丝绸领带换成了一条有花纹图案、颜色鲜亮的绉丝领带。这领带是用手指从西服口袋里掏出来的。最后，他还用袖珍剪刀剪了剪耳朵和鼻子里的毛，用镊子修剪了一下那显眼的黑色的浓眉。然后他走了，去见女人，人家约他去“塔利亚”咖啡厅，在停车场还对着车里的镜子在鼻子上搽了粉，舔掉了牙齿上粘上的唇膏。他走了，没看我一眼，也没和我打招呼。

此后，不管在教室还是别的地方，他继续无视我，但是现在我们两个人都明白，这成了一场游戏，我们俩的游戏。他不再是我的敌人了。自从洗手间的插曲以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小秘密。我深信，假如我们今天，在过了近半个世纪之后，彼此相遇的话，我们会马上，也是第一次开始对话，开始讲述——不是学业和那些日子，而是彼此在那个寂静之地一起度过的时刻，那些未曾预料到的，让人惊讶的时刻。

这里所说的另一次，是我在晚上更晚些时候去了系里那个寂静之地洗头，无论如何在我记忆中是这样的。当时已是深夜，我以为，楼里除了我不会再有别人：要到室外去多少只能是偷偷溜出去。推开门进到盥洗室和厕所时，里面的灯立刻就自动亮起来——或者当时还要“摁一下开关”？——，在我平时洗头的盥洗盆里，有一个人把头埋进水里在洗头。我进门时，他斜着眼从下往上打量着我，和我打招呼，一个陌生人，很友好，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