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为海内生色。厥后各路之杀贼立功者，成倚为重。以一县

之人，而**偏于十八行省；以捍卫乡闾之举，而终以底定

四方；前古未尝有也。

湖北既清，遂率水陆诸军，循江东下，有持金陵之势；无

如事机不顺，进围九江不克，而督臣杨霈之师，溃于上游，贼

复窜踞武汉。

曾国藩以孤军困于江西，其部下得力良将，皆遣回援湖

北，金陵巨寇，勾结楚粤诸贼，乘间飙至，曾国藩兵分饷绌，

又无地方之任，事权掣肘一如在湖南时，崎岖数年，仅支危

局。然其所规尽设施，非仅为屏障一方之计，丰采隐然动天

下矣。

咸丰七年，丁父尤回籍三疏恳请终制。文宗显皇帝鉴其

孝思肫切，准令暂守礼庐。既复奉命视师廓清江西，进围安

庆。旋以苏常沦陷，授铖东征，畀以两江重任。

当此之时，贼势如飘风疾雨，蹂躏大江南北，几无完土。

苏浙两省，糜烂尤甚。曾国藩于无可筹措之中，多方布置，奏

荐左宗棠襄助军务，募勇湖南，征鲍超于皖北，调蒋益浓于

广西，定计不撤安庆之围，自率所部万人，驰入祁门。

甫接皖防，而徽宁复陷，诸将悍贼，麇门左右，叠进环

攻，几有应接不暇之势。曾国藩示以镇静，激励诸军，昼夜

苦战，相持数月之久，群贼望风授馘，丧胆宵遁，自是军威

大振，而时局遂有转机矣。适安庆告克，沿江名城要隘，以

次底定，而全浙复陷。

吴越之民，接踵告急，曾国藩以贼势浩大，定议分道进

兵，其弟曾国荃统得用之师，进薄金陵，攻守并施，鏖兵连

岁；杨岳斌彭玉麟专率水师，扫荡江面；鲍超以霆军东西驰

击；此外则左宗棠援浙之师为一路；臣鸿章援苏之师为一路；

其淮颖一带，则有袁甲三李续宜多隆阿诸军，分途并峙。将

帅联翩，羽书络绎，曾国藩总持全局，曾商机宜，折衷至当。

数年内军情变幻，奇险环生，风波叠起，其筹兵筹饷，议

剿议防，忧劳情状，殆难缕述。朝廷复虚衷延访，凡天下大

政及疆吏之能否，无不殷殷垂问。曾国藩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圣明鉴其忠悃，每有论奏，立见施行。用能庶政一新，捷

音频奏。议者以为勘定粤逆之功，惟曾国藩实倡于始，实总

其成。其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即求之往古名臣，

亦所罕观也。

方臣之初募淮勇也，曾国藩授臣以手订水陆营制一编。披

玩数四，觉其所定人数之多寡，薪粮之隆杀，皆参酌时势，简

要精严，允为久远不敝之规。又酌拨湘勇数营，俾获观摩练

习。臣抵扈之后，扩充训募，实以此军为发轫之始。迨金陵

既克，累函嘱臣勿撤淮勇，以备剿捻之用。

同治四五年间，曾国藩剿捻齐豫，虽未见速效，然长墙

圈制之策，实已得其要领。臣得变通尽利以竟全功，其创始

之劳，实不可没。臣于七年七月，曾经附片奏明，初非推美

之辞也。

这是说曾国藩办理军事的情形。

致治之要，莫先察吏。曾国藩之在江南，治军治吏，本

自联为一气。自军旅渐平，百务创举，曾国藩集思广益，手

定章程，期可行之经久。劝农课桑，修文与教，振穷戢暴，奖

廉去贪，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官场浮滑之习，亦为之一

变。

其在直隶，未及两年，如清积讼，减差徭，筹荒政，皆

有实惠及民。前后举劫属

吏两疏，尤为众情所翕服。其法于

莅任之始，令首中司道，将所属各员，酌加考语，开折汇进，

以备校核。一面留心访察，偶有所闻，即登之记簿，参伍错

综，而得其真。俟贤否昭然，具疏举劾，阖省惊以为神，官

民至今称颂。曾国藩平生未尝专讲吏事，然其培养元气，转

移积习，则专精吏治者所不逮也。

这是说曾国藩办理政治的情形。

两淮盐务，自兵火以后，疲滞极矣；商本既亏，引岸渐

发，加以营弁把握，票法全坏。曾国藩自驻安庆，即将淮南

北盐厘，次第整理，奏定新章。以运商运监到岸，弊在争售，

则立督销总局以整轮规；场商收监人垣，弊在抢跌，则立瓜

州总栈以保牌价；以商本宜轻，方利转输，则定缓厘以圩商

力；以正课所入，丝毫为重，则定奏报以务稽查。

计自同治三年春初，九月冬杪，共收课银至二千万两以

外，厘钱至七百万串以外。近来湘淮各军饷项，及解京之项，

实以监利为一大宗。而商民乐业，上下获益，则其平日之公

且溥，尤有在立法之外者矣。

这是说曾国藩办理监务的情形。

自泰西各国通商以来，中外情形，已在变于往古。曾国

藩深知时势之艰，审之又审，不肯孟浪将事，其大旨但务守

定条约，示以诚信，使彼不能求逞于我，薄物细故，或所不

校。

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

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

不可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铢积寸累，

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于张。

其讲求之要有三：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故于泸局

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覆致意。其他如操

练轮船，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求为自强张本。

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

这是说曾国藩办理洋务的情形。

凡上所述，皆就曾国藩生平事业的各方面而言。对于曾国藩

始终不变，持之有恒，疏中亦曾谈及：

至其始终不变，而持之有恒者，则惟日以克己为体，以

进贤为用，二者足以尽之矣。大凡克己之功未至，则本原不

立，始为学术之差，继为事业之累，其端甚微，其效立见。曾

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故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

栋，故太常寺卿唐监，故道员何桂珍，讲求儒先之书，剖析

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

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心甚恕，而不务求

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

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

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

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每遇一事，万以畏难取巧为深戒，

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

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

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

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曾国藩秉性谦退，受宠若惊，从戎

之始，即奏明丁忧期内，虽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概不

敢受。

适服阕之后，战功益著，宠命迭加，其弟曾国荃累以战

功晋秩，亦必具疏恳辞，至于再四。其深衷尤欲远避权势，隐

防外重内轻之新，故于节制四省节制三省之命，辞之尤力，非

矫饰也。临事则惧大功之难成，终事则惧盛名之难副，故位

望愈重，而益存歉然不足之思。

前几回任两江，朝廷许以坐镇，闻曾国藩仍力疾视事，不

肯少休，临没之日，依旧接见属僚，料检公牍。其数十年来，

逐日行事，均有日记，二月初四日绝笔，犹殷殷焉以旷宫为

疚。战兢临履之意，溢于言表。此其克己之功，老而弥笃，虽

古圣贤自强不息之学亦无以过之也。

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

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

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

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

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

尝闻江忠源未达时，以公车擢都谒见，款语移时，曾国

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

保驾，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济兵，隶曾国藩部下，即

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

营军事，卒赖其助。

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

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

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内而幕僚，外而台局，均极一时之

选。其馀部下将士，或立功既久而浸至大显，或以血战成名，

监敌死绥者，尤未易以悉数。最后遣刘松山一军入关，经曾

国藩拔之列将之中，谓可独当一面，卒能扬威秦陇，功勋卓

然。

曾国藩又谓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历练而成，故其取

人，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材

录用。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

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划。别后则驰书告诫，有

师弟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皆

乐为之用。虽桀骜贪诈若李世贤陈国瑞之流，苟有一节可用，

必给以函牍殷勤讽勉，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

肯遽尔弃绝。此又其怜才之盛意与造就之微权，相因而出者

也。

除夹叙夹论而外，薛氏在篇末对曾国藩给以总评：

窃尝综叙曾国藩之为人；其临事谨慎，劝应蝇墨，而成

败利钝，有所不计，似汉臣诸葛亮，然遭遇盛时，建树宏阔，

则又过之；其发谋决策，应物度务，下笔千言，穷尽事理，似

唐臣陆贽，然涉历诸艰，亲尝甘苦，则又过之；其无学不窥，

默究精要，而践履笃实，始终一诚，似宋臣司马光，然百战

勋劳，饱阅世变，则又过之。

其所言，虽不无溢美之辞，然而面面俱到，条理井然，远非

上述四位督抚奏疏所可及。所说曾国藩所以转移风气，宏济艰难，

是因“克己”，虽或有重视个人本位之处，亦自有其价值。

薛氏在上一疏内，对曾国藩治军、治政、持躬、处世诸大端，

均曾述及；独于曾国藩的文学，未曾论列。薛氏对曾国藩文学，所

作《寄龛文存序》曾说：

桐城派……流衍益广，不能无窳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

振之。文正一代伟人，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其阅历亲切，迥

出诸先生上。早尝师义法于桐城，得其峻洁之诣。平时论文，

必导源六经两汉。……故其为文，气清体阔，不名一家，足

与方姚诸公并峙；其尤峣然者，几欲跨越前辈。

其所评论，入情入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