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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有了它便可以在人物所处的时代自由活动。法维奥·普约还从巴黎在电话里念一些有关文件解除我的焦虑，或者通过电报或传真拍发给我，仿佛那些材料是性命攸关的药品。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哥伦比亚历史学家古斯塔沃·巴尔加斯同我保持电话联系，澄清我的大小疑问，尤其是与当时政治思想有关的问题。玻利维亚历史学家比尼西奥·罗梅罗·马丁内斯从加拉加斯为我提供了一些有关玻利瓦尔仿佛难以置信的个人习惯的考证，特别是他的粗话，他的侍从人员的性格和归宿，并且认真校对了文稿的历史论据。他独具慧眼地指出玻利瓦尔不可能像我所写的那样带着孩子般的喜悦吃芒果，因为芒果移植美洲是几年之后的事。
巴拿马驻哥伦比亚大使、后出任外交部长的豪尔赫·爱德华多·里特尔几次乘飞机赶来，专门替我送几本世间很少流传的藏书。波哥大的堂弗朗西斯科·德阿夫里斯克塔在浩如烟海的有关玻利瓦尔的参考书目中不倦地为我指点迷津。哥伦比亚前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在整整一年里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澄清了我的一些疑点，并考证出玻利瓦尔背诵的一些诗句是厄瓜多尔诗人何塞·华金·奥尔梅多的作品。我同弗朗西斯科·皮维达尔曾在哈瓦那促膝长谈，形成了我所要写的这本书的一个清晰轮廓。乐于助人的哥伦比亚著名语言学家罗伯托·卡达维德（阿尔格斯）为我调查了某些方言的含义和年代。古巴科学院地理学家格拉德斯通·奥利瓦和天文学家豪尔赫·佩雷斯·多瓦尔应我之请，列出了上一世纪前三十年盈月的日期表。
老友阿尼瓦尔·诺格拉·门多萨从哥伦比亚驻太子港使馆给我寄来了私人文稿的副本，那是他正在撰写的一部有关玻利瓦尔的专著的札记和草稿，他慷慨地允许我自由引用。此外，他在本书初稿中发现了五六处荒唐的破绽和时代错误，如果谬误流传，很可能使读者对这部小说的严谨产生怀疑。
最后，安东尼奥·玻利瓦尔·戈亚内斯，本书主角的一个旁系亲属，也许是墨西哥最后一位传统排字工人，和我一起校对原稿，仔细搜寻不合逻辑、重复、前后矛盾之处，校正错字，推敲语言和书写规则，先后校阅七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纠正了一个尚未出生就赢得战役的军人，一个同已故丈夫一起去欧洲的遗孀，以及玻利瓦尔同苏克雷在波哥大共进的一次午餐，实际上他们当时一个在加拉加斯，另一个却在基多。尽管如此，我觉得后两处不改也无伤大雅，因为诸如此类的蠢话或许能给这部拙劣的作品增添一点不自觉的、甚至是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