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过这么大风波，出了那么多文章，我现在还是认为：作为一个苏联人，也可以写《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书。我只不过对苏联作家的权利和潜力理解得较宽一些，而这一点并没有辱没苏联作家的称号。
三、我完全不期望事实能得到恢复，公道能得以实现，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关于交付书稿的过程，前后的顺序被人搞错了。小说稿本交给国内的编辑部时，正是印制杜金采夫小说、文学环境总体宽松的时候。当时尚怀有小说能够出版的期望。过了半年以后，手稿才到意大利一共产主义者出版人手里。也只在这一情况为人们所知之后，《新世界》编辑部才写了《文学报》引述的那封退稿信。人们闭口不讲同国家文献出版社签的合同，这事前后拖了一年半，闭口不讲我多次向意大利出版人请求延期并得到同意，以便国家文献出版社利用时机出版经过审查的版本，作为意大利文翻译的基础。这些机会全未被利用。而今报上普遍地只登载书中那些我主张出却不能被接受致使出版受阻的地方，结果除了危及我个人的灾祸外，并没有出什么事。为什么三年前不能加上相应的注释刊出呢？
四、我不认为自己在文学中是吃闲饭的，扪心自问我多少也为文学做了点事。
五、自负从来不是我的罪过，了解我的人可以证明。相反，我在个人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就要求在宁静不为人注目的环境里工作。
六、我原以为，我获诺贝尔奖的喜悦，不会是个人独享，它也涉及我置身其中的群体。在我的眼里，给予我这个生活在俄罗斯的现代作家因而也是苏联作家的荣誉，同时也是给予整个苏联文学的荣誉。我很遗憾，自己竟那么眼拙，搞错了。
七、关于奖项本身的实质。无论怎样也不能让我承认这一礼遇是一种耻辱，要以粗暴来回敬。至于金钱方面，我可请求瑞典科学院将钱捐给和平理事会而不必自己去斯德哥尔摩领取，或者全留由瑞典当局处理。就此我想与我们的负责人商谈一次，如同Д·А·波立卡尔波夫，过一两周，等我从已到来的与尚等待我的震动中恢复过来之后。
八、同志们，我个人准备好了承受一切，我不怪你们。环境可能迫使你们在清算我时走得很远，以后又是在这种环境的压迫下再给我平反，但那时就晚了。这种事在过去已经够多了。求你们不要着急。这不会给你们增添荣誉和幸福。
帕斯捷尔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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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十月二十九日帕斯捷尔纳克被迫致电诺贝尔委员会：“由于我所属的社会对你们的奖励赋予了那样一种含义，我必须拒绝接受。”同日，苏共青团领导人公开表示：政府准备将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国。
十月三十日夜，帕斯捷尔纳克给赫鲁晓夫写信，要求不要取消他的苏联国籍。
十月三十一日莫斯科作家大会决议：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并呼吁政府取消其苏联国籍。
十一月五日《真理报》刊出经苏共中央文化处修改过的帕斯捷尔纳克致编辑部的信，主要是表明拒绝诺贝尔奖，要求留在苏联生活和工作。这标志着达成了一种暂时的妥协。
不难看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始终没有屈从压力改变立场，尽管在具体问题上不得不作出妥协。
《日瓦戈医生》是诽谤革命和人民吗？帕斯捷尔纳克说，苏联的作家也有权写《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书。的确，小托尔斯泰有《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有《静静的顿河》，都是写革命年代却有自己的人物、主题和视角。《日瓦戈医生》反思了革命中的矛盾、痛苦、失误和教训，提出了当时认识不到且至今也仍难有定论的重大问题，为什么就成了诽谤而大逆不道呢？
《日瓦戈医生》是宣泄个人主义情绪吗？帕斯捷尔纳克推崇根据事实独立思考，不受诱惑，不随大流，特立独行。这是坚守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与自我中心、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他偏爱日瓦戈这个形象，要通过医生的看似凡人常事的遭遇，诟病钳制思想、制造平庸、浪费生命的社会现实。诗人这一高远的立意，与当局的思想专制针锋相对，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歪曲和攻击，如所谓的个人主义之类。
其实，《日瓦戈医生》是好是坏，是丑化了现实还是揭示了本质，最有说服力的是生活，是历史。远的且不说，从一九五五年小说脱稿到一九六六年诗人妻子去世，十年间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前事和身后事，可说是活脱模样的日瓦戈第二。读者仔细看看帕斯捷尔纳克的传记就会感到，日瓦戈的为人行事、向往追求，很像作者本人。而日瓦戈在世纪初三十年间（至一九二九年去世止）所遭受的压力和打击，比起最后十余年间作者的境遇，只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历史无情，事实俱在，谁又能说今人讲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是对苏联“解冻”时期的诽谤，今人为诗人鸣不平是个人主义情绪的宣泄？
问题的关键是，帕斯捷尔纳克喜欢历史哲学的思考，从久远的历史视角分析眼前的生活现实。这是他自由探索、独立思考的大前提。他向往的生活，第一是人应该诚实，第二是社会应该公正。但现实是很多人并不诚实并不正直，社会也往往缺乏公正和公平。依他看，原因是太多庸俗小人，或说是汉语里的卑鄙小人。弥留之际，老诗人对家人说“我满意了”，表示没有虚度此生。在这之前，又曾几次感慨：“庸俗！”“世界性的庸俗！”
逝者的遗言，该是对《日瓦戈医生》最好的注解。
我们以为，同对一切文学经典一样，中国读者对《日瓦戈医生》也一定会产生研究、对话的兴趣。愿这个或许还差强人意的译本，能给大家一些帮助。此书上卷译者是顾亚铃，下卷译者是白春仁。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出版。此次出版前作了必要的校订和修改。
白春仁二〇一〇年八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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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德米特里·贝可夫著《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俄文版，731页，莫斯科，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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