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我这样讲，他粗嘎地笑了一下，用他那只刀枪不入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可真棒。把他给吓得屁滚尿流。你带包了吗？在哪？前台？走。”

他几乎就没向那群要人挥一挥手，便急急地带着我穿过人群来到门口的休息室，一个金发男子正提着我的包在那儿站着。一辆车窗贴了黑色膜纸的客车停在路边，车门敞开着，车顶的蓝灯也亮了，方向盘前坐着一个便衣司机。一个精瘦结实、留着平头的男人守候在人行道上，另一个发色灰白、留着马尾辫、穿着夹克的大汉则已经坐在轿车后座了。平头男子一把将我塞进后座，让我坐在马尾辫大汉旁边，他自己也坐了进来，“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麦克西则重重地坐在前排司机旁边的那个位置上。他坐好之后，两个摩托骑警从茂特街方向呼啸着驶进广场，而我们这辆车的司机也启动了车子，跟在他们后面疾驰。

但我还是设法回过头，往肩头后看去。我觉得有压力的时候就喜欢这样做。要是有人叫我看这边，我就会看那边。我转过头，透过后车窗——那上面的半透明玻璃脏兮兮的——遥望着我们刚刚离开的那栋房子。我看见三四级台阶通向那扇黑蓝色的关着的前门，或者那也可能是后门。我看见大门上方有两台闭路摄像头，很大，挂得很高。我也看见一栋乔治王时代的砖砌平房，框格窗漆成白色，百叶窗也拉下了。我想在门上找出门牌号，但没能找到。房子很快就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但谁也别告诉我房子没在那里。它就在那里，我看见过。我刚刚穿过它的大门，跟我的英雄偶像布瑞克里勋爵握手，而且据麦克西所说，我还把他给吓得屁滚尿流。

伦敦刚遭遇过炸弹袭击，今天又是周五，车流拥堵。我坐在车里，在素昧平生的人群中，随车飞驰，目的地未知而只有面临的危险是肯定的。你可能会问，我，新晋特工萨尔沃有没有被吓懵？我没有。我现在出发去为雇主们服务，对国家、对刚果、对安德森先生、对汉娜都有益。现在我又想起了邻居保拉，佩内洛普的知己，我怀疑她俩是狼獾一类。保拉曾经在加拿大一所小型大学学过心理学，但她没多少愿意付费的顾客，所以惯于欺骗任何不够警觉而撞到她枪口上的人。她在喝了我大半瓶里奥哈红葡萄酒后告诉我，我身上有不少缺点，其中之一就是缺乏猎物意识，我就是这样知道了她职业上惯耍的伎俩。

客车里坐着五个人。车子从伯克利广场转西，跟在摩托警察护送队之后在巴士专用车道上疾驰，闯红灯，绕过交通岛行驶到另外一边。但车内的气氛很平静，就好像我们在河上出游一样。挡风玻璃映出我们那位便衣司机的身影，他似乎没怎么动就能灵活地换挡。司机旁边坐着麦克西，他并未系上安全带，把那个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打开放在膝盖上，就着他头顶的灯翻看一本发霉的笔记本，同时还对着手机讲一长串颠三倒四的话：

“斯文死到哪里去了？他妈的，叫他马上动身，乘坐今晚的班机。我需要六十个人下周末之前随时待命。如果他不得不在开普敦包机把他们送来，那他活该倒霉。要合适能干的，哈利。我要老练而且正当壮年的，听明白了？高报酬，全保险。你还想要什么？免费妓女？”

坐在我两旁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我正想去结识一下。右边的灰白马尾辫大汉叫本尼。他自我介绍时给了我一个折筋断骨式的握手，让我疼得受不了。他身材粗大，脸上长满了麻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没落的拳手。从他的口音我判断他是在罗得西亚4长大的白人。坐在我左边的平头男子的体型只有本尼的一半大，尽管他叫自己“安东”，但我听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伦敦佬。他穿着一件比我那件好一些的运动上衣，一件熨烫得笔挺的华达呢长裤，以及一双骨质鞋尖的褐色皮鞋。我已经说过，我对鞋子锃亮的人总是很敬畏。

“这就是你的全部行李，是吗，先生？”安东低声问道，用鞋尖戳了戳我的“雷辛”牌仿皮旅行包。

“安东，那就是我的全部行李。”

“那么里面装了什么？”他说话时嘴没怎么动，离他远一点就很难听到他到底说什么。

“个人物品，长官。”我礼貌地回答道。

“个人到什么程度，先生？像磁带录音机一样的个人用品？还是九毫米自动手枪？或者是薄短裤？现在什么是个人的东西我们是怎么也搞不懂了，是吧，本杰？”

“是搞不懂。”坐在我另一边的大个子本尼附和着。

麦克西粗鄙的独白依然从前座大声地传来：

“我才不管现在是晚上几点了。考基他妈的从来就不睡觉。如果从今天起五天内他不能准备好，他就会错过这场盛会。嗯，你他妈的有没有带根铅笔，你也弄丢了？”

我们经过了骑士桥，然后是切尔西。我很高兴自己没看见吓呆了的小孩正紧紧地攀附在堤壁上。我们的摩托骑警护卫队正朝西驶去，又闯过一处红灯，然后突然左转，往正南方向驶去，我给转晕了，脑中留下一阵无法控制的轰响。我们正在过巴特西大桥！我们离威尔士王子大道诺福克大厦17号，离我的公寓，佩内洛普的公寓，我俩的公寓仅仅一千码远，而一秒之后，我们就可以接近那里。我脑中仿佛浮现出与佩内洛普的理想化婚姻生活，那跟我对布里琪特的性幻想很相似。在我左边是公园，我曾心里盘算着，用不了几年，我就可以带着我俩的儿女到露天游乐场玩！在我后面是泰晤士河。有多少次，我和佩内洛普在做爱之后或吃饭之后沿着牵道散步啊。看，我能够看见我们卧室的窗户了。当时我急于穿上晚礼服，忘了把灯关掉。

我让自己镇定了下来。即使只是兼职的，就是被雷电击中，皇家特工也一定不能喜形于色。但想像着我的故里巴特西要拥抱游子归来，我不禁产生了所有初次通奸者熟悉的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害怕被赶到大街上，除了一个行李箱什么也没有；害怕失去那位高贵女人的尊敬，因为比起其他女人，你还是珍爱她，想要跟她在一起，但你记起这一点时已为时太晚；你怕失去你的CD收藏品，怕在财富的阶梯上滑落下来，怕失去可怜的立锥之地，怕死在希思公园的灌木丛下却无人知晓。

我们已经上了桥，我家的前门离桥身很近了。警察护卫队开着摩托车离开了。我们的司机再次左转，但这次是沿着一处斜坡往下走，穿过一个敞开着的大门，最后呼啸着停了下来。客车的门砰地打开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声传了进来，但让我困惑的是，我找不到声音来自何处。然后我才看见，离我们不到三十码的地方，在钠灯的照射下，停着一架银色的直升飞机，螺旋桨已经在转动了。

“我们去哪里？”看见安东轻灵地跳到停机坪上，我大声问他。

“去搭乘你的生命之旅，先生。今晚去伦敦机场。现在把你的屁股从车里移出来！”

麦克西还没朝直升飞机走上三步，听到我跟安东的对话，他突然转过身来，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撞到他的屁股上。他把安东推到一边，凑了过来。

“有什么问题吗，小伙子？”

“那是我的家，先生。就在路上面。离这就五百码。我和我妻子住在那里。这是属于她的夜晚。”我解释道，心烦意乱之下再次忘了自己本应是住在一处邮局的小屋。

“小伙子，‘她的夜晚’是什么意思？”

“今晚报社专门为她举办了一个酒会，先生。她升职了，她是一名最好的记者，事业上很成功。”

“是吗？那你想要怎么做？是要跟我们走，还是他妈的回家看你老婆，把我们撂在这里？”

帮我解围的是大喇叭索恩可笑的身影，索恩，还有之前类似的偷人妻者，以及我象征性地倒进了垃圾处理器的鸡排大餐，不管是倒掉的还是没倒掉的，这些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如我所料，心境一下子变了，我觉得很羞惭：在我脆弱的时候，我的崇高使命感竟差点让位给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麦克西前头带路，本尼和安东走在我的两边，我们朝着直升飞机大步走去。大个子本尼把我拉上了舷梯，进了敞开着的舱门；安东把我按到一个靠窗的位置上，他自己紧靠着我坐了下来；麦克西则坐到飞行员旁边，塞上了一对耳机。

突然，我们“前进”成了现实。巴特西发电厂渐渐消逝，威尔士王子大街也一样。我们已经离地六百英尺，正朝南飞去。我瞥了一眼公园道上塞成一团的车流，又看了看没人打球的贵族板球场。然后我心里又喜又酸地看见了那所医院。在那里，昨天晚上，就在一个垂死病人的床边，我重生了。我伸长了脖子，看着医院渐渐消逝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我的眼眶溢满了泪水，我闭上了眼睛。我一定睡了几分钟，因为我再睁开眼时，卢顿机场的指示灯光拥抱了我们。而我在想，无论如何都要给汉娜打个电话。

我现在知道，每个机场都有明的一边和暗的一边。远处，正常航班正在起起落落，但我们穿过栅栏围着的区域时，能听到的最大声响却是我那双借来的鞋子鞋跟踩在混凝土地面上发出的声音。黄昏降临，有点潮湿。我们面前有个绿色机棚，棚子部分建在地下，门敞开着，里面的气氛让我以为到了军队的训练大厅。八个穿着便装的强壮白人四下里站着，脚边放着各自的背包。麦克西走到他们中间，一会儿拍拍这个肩膀，一会儿又跟那个来个非洲式的猛力握手。我到处找公用电话，但没有看到。哪有什么能让我打电话给汉娜呢？

“他妈的，斯拜德在哪里？”

“他马上就到，队长。”安东尊敬地回答道，“他说他的车出问题了。”

我看见一扇门上贴着“闲人免进”的标志，便走了进去，但里面也没电话可用。我恰巧看见麦克西站在角落里跟人谈话。那人面容阴郁，头戴斜檐黑色贝雷帽，身着长雨衣，手上拎着一个文件箱。两人正费劲地用法语交流。麦克西说的没错，他的法语确实糟透了。另外那人可能是那个神秘的菲利普或者菲利佩吗？我没时间，也没兴趣去搞清楚。一个穿着田径服的年轻男人正在收大家的手机，往上贴标签，然后丢到一个薄纸箱里，再给手机主人一张行李寄放单作为收据。看着那些被放进箱子的手机，我看到了自己打电话给汉娜的机会。

我向安东请求道：“恐怕我需要打个相当紧急的电话。”

“打给谁，先生？”

“我妻子。”

“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打电话给妻子吗？我已经八年没跟我妻子打电话了。”

“我们家有点麻烦。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病了。她在他病床边。我妻子……在医院里……照顾他。他快死了。”

麦克西离开那个法国人，加入到我和安东的谈话中来。他似乎有些话没听见。

“在哪里快要死了，孩子？”

“在医院，先生。”

“什么病？”

“急性血液病。很严重，治不了。”

“死不了。哪家医院？”

“北伦敦地区医院。”

“公立还是私立？”

“公立的，但有私立部分。一小部分。有一层病房专门给血液病患者治疗用。”

“他还想再活一年。快要死了的家伙总想再活一年。他想不想？”

“他没这样说过，先生。嗯，他熬不了那么久。就我所知，不能。”

“他还能吞咽吗？”

我记起让-皮埃尔呼吸时发出来的工业酒精的臭味。是的，他能吞咽。

“我建议，乘人不注意加大药量让他安乐死吧。给一瓶乳化阿司匹林，这他可缺不了。确保你妻子的指纹不在瓶子上。把瓶子塞到他枕头下。你带手机了吗，安东？”

“带了，队长。”

“让他打个电话，然后交给收手机的人。行动期间不许带手机。也别他妈的抽烟。”他对整个屋子的人喊了起来，“各位，最后一支烟。现在把烟蒂都扔出去。”

“我想一个人待着。”我们又单独待在一起时，我告诉安东。

“我们都想一个人，不是吗，先生？”他回答道，但并不从他站的地方走开。

我脱掉我的哈里斯牌夹克，卷起我左手衣袖，现出汉娜用她耳后那根标签笔亲手写在上面的病房电话与分机号。我拨了号，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热带病病房。”带有牙买加口音。“嗯，你好，格蕾丝。”我高兴地说道，“我打电话过来是要问一下那个病人让-皮埃尔的情况。我相信汉娜就在他病床边。我可以跟她讲话吗，求你了？”

“萨尔沃？”我的心跳了一下，但对方还是格蕾丝。“是你吗，萨尔沃？那个口译员？”

“是的，是我。我想跟汉娜说话，求你了。”我一直让手机紧贴着我的耳朵，以防安东偷听。“是件私事，有点急。请你把电话交给汉娜好吗？就告诉她，是……”——我刚想说“萨尔沃”，但还是及时收住了口——“我。”我说道，对安东笑了笑。

格蕾丝跟汉娜不一样，她可不会踏着非洲劲舞的节奏做事。她认为，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那就值得慢慢去做。“汉娜很忙，萨尔沃。”她最后这样抱怨道。

忙？跟谁在忙？怎么个忙法？我换了一个像麦克西一样的军人式语调。

“那没关系。可能我只要跟她讲一分钟，行吗？事情很重要，格蕾丝。她知道是什么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跟她说一声。”

又停了好久。安东也耐心地等着我打完电话。

“你还好吗，萨尔沃？”

“很好，谢谢关心。她来了吗？”

“汉娜跟护士长正在开个真的很重要的会议。他们不喜欢被打扰。你最好过后再打来，萨尔沃。可能明天吧，明天她休息。”

跟护士长？那个就像掌管着全世界的护士长？真的很重要？是关于什么的？跟结过婚的口译员睡觉？我必须给她留言，但说些什么呢？

“萨尔沃？”格蕾丝又说话了。

“什么事？”

“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

“关于让-皮埃尔的。那个走到哪睡到哪的老流浪汉。他死了，萨尔沃。汉娜真的很伤心。我也一样。”

当时我一定闭上了眼睛。我睁开双眼时，安东已经从我手上拿走了手机，递给了穿田径服的那个男子。

“那是你妻子的名字，是吗？”他问我，“汉娜？”

“为什么不应当是呢？”

“我可不知道，先生，不是吗？那得看还有什么人的名字写在你手臂上，不是吗？”

麦克西的手下背起背包，步入黑暗中。黄昏中一架没有标名称的飞机隐隐约约地停在那里，看上去庞大而阴森。安东走在我身旁，大个子本尼则跟在那个戴着贝雷帽的法国人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