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大笑着摇摇头，啜了一口自酿红葡萄酒。我们都认为，这是我们一生中尝过的最难喝的葡萄酒。汉娜还说，比医院的年度舞会上逼人喝的酒还难喝。她告诉我：萨尔沃，相信我，逼着人喝就说明那酒有多差劲。我也告诉她，这酒比盖恩卡娄公司的高浓度基安蒂红葡萄酒还滥，还说了说巴特西公园路“贝拉·维斯特餐厅”里那位勇敢的小个子绅士。

诺亚出生两年后，汉娜受训完毕。她提升为高级护士，开始自学英语，每周还去教堂三次。你现在还这样做吗，汉娜？偶尔。年轻医生们都说上帝跟科学不相容。而她直言不讳地说，她在病房里确实没看见什么上帝存在的迹象。但这并不能阻止她为诺亚，为她的家人，为基伍祈祷，也不能阻止她带着仅存的信仰，去位于北伦敦的那所教堂做礼拜，去帮助她那些“主日学校学生”的孩子们。

汉娜为自己是南德人而自豪。她有理由如此自豪，因为南德人因事业心极强而闻名。她喝了杯咖啡，又喝了一杯难喝的红葡萄酒。她告诉我，她在二十三岁时通过一家中介机构来到英国。以前她告诉过我这事，但那时我们正在做爱，一旦退出就得从头开始，所以我没注意听她讲。英国人并不坏，但那家中介机构把她看得狗屎不如——我还是第一次听她说粗话。她把诺亚留在乌干达她阿姨那里，这让她伤透了心。但在乌干达恩德培的一位算命先生的帮助下，她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传播自己所学的西方医学传统与技术，以及赚钱寄回去抚养诺亚。当她学会了，赚足了，她就会带着诺亚回基伍。

刚到英国时，她每天晚上都会梦见诺亚。她心烦意乱，老是想打电话给诺亚，后来才理智下来，决定每周一次在优惠时段打回去。那家中介机构从未告诉过她，她必须去上适应性教育学校，而那得花光她所有积蓄；对方也从未跟她说过，她还得从最底层做起，在护士行业一步一步地往上走。跟汉娜住在一起的尼日利亚人付不起房租，结果有一天房东把包括她在内的所有人都赶到街上。在医院，为了获得升职，她不得不比她的白人同事做的要好上一倍，也要比她们勤劳一倍。但是，在上帝的帮助下，或者说，在她勇气十足的努力之下——我更喜欢这种说法——她成功了。她每周两次学习如何在贫困国家进行简单手术。今晚她本来应当去上课的，但她以后会补上。因为她答应自己在带回诺亚之前一定要学会如何做简单手术。她最后才说到最重要的那部分。她已经说服护士长让她多请假一周，不带薪。这同时也使她能陪那群“主日学校学生”去海滨小游两天。

“你只是为了陪那些‘主日学校学生’才请假的吗？”我满怀期待地问道。

汉娜一下就把我的期望打掉了。一个来去无踪的口译员兑现自己的诺言赴约的几率极低，就为此请了一周的假？荒谬。

我们把咖啡喝得一滴不剩。我用麦克西付给我的美元兑换而来的钱付了账。很快，我们就该回哈基姆的旅馆了。汉娜拉着我的一只手，仔细看着我的手掌，若有所思地用指甲划着手掌纹路。

“我会长命百岁吗？”我问她。

她摇了摇头打发了这个问题，继续看我的手。她用斯瓦希里语喃喃自语：有五个。其实不是亲侄女，是姻亲的。但即使到了现在，她还是把她们看做亲侄女。都是她在乌干达的阿姨的孩子。她以前照顾过汉娜，现在又在照看诺亚。五个女孩，没有儿子。年纪不一，从六岁到十六岁都有。她念起她们的名字，这些名字都取自《圣经》。她低下头，依旧对着我的手说话，但声音最后单调到了只有一个调子。她们沿着公路往家走去。我姨父跟这些姑娘一起，姑娘们穿着她们最好的衣服。她们刚去过教堂，脑袋里充满了各种祈祷词。我阿姨身体不舒服，躺在床上休息。几个男子向她们走来，是边境对面的卢旺达联攻派民兵16，心灵空虚得慌了，要来找些乐子。他们骂我姨父是图西族的探子，切断了姑娘们的跟腱，强奸她们，又把她们扔进河里，看着她们淹死，嘴里还唱着“黄油！黄油！”。他们这是在说要把所有图西族人榨成黄油。

“他们把你姨父怎样了？”我问道。汉娜还是低着头。

他们把他绑在树上，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让他活下来好告诉全村人这一切。

似乎是因为她给我说这些，我也告诉她父亲被鞭笞的事。直到现在，除了麦克尔修士，我还从未告诉其他人这件事。我们回到旅馆房间，播放起录下了哈贾被折磨经过的那盒磁带。

她笔直地坐在房间另一头，离我尽可能远些。她已经换上了护士特有的官方面孔，表情都凝固了。本尼与安东可能正用从工具箱里拿出来的热心为他们赶制的任何刑具在折磨哈贾，哈贾可能在尖叫，塔比齐可能在大喊大叫地嘲讽哈贾，但汉娜依旧面无表情，犹如一个冷面法官，什么都不看上一眼，更别提我了。当哈贾求饶时，她的面容很平静。当哈贾痛斥塔比齐与穆旺加扎跟金沙萨中央政府的肮脏交易时，她的脸色也几乎毫无变化。当安东与本尼给哈贾冲洗身子时，她嘴里发出了憎恶的轻哼声，但这并未让她的神色有何改变。当菲利普登场亮相，开始用甜言蜜语试图说服哈贾时，我意识到汉娜已经对哈贾的痛苦感同身受了，就好像她就在他的床边照顾他。当哈贾要求获得三百万美元作为出卖国家的回报时，我本以为汉娜会愤慨不已，但她只是垂下眼睑，摇了摇头，一脸的同情。

“可怜那个爱卖弄的家伙。”她咕哝道，“他们击垮了他的意志。”

这时，我想去关掉录音机，不让她听哈贾最后的嘲笑乐声，但她叫我打住。

“后面哈贾都是在唱歌。他想让自己好受一点，但他做不到。”我轻声解释道。

但她坚持要听，我只得让磁带播放到底，一直听到哈贾沿着有篷小径挑衅似地重步走向客房为止。

“再放一遍。”她命令道。

于是我再放了一遍。听完之后，她坐了好久好久，一动也不动。

“哈贾在拖着脚走路，你听到没有？可能他们把他的精神弄垮了。”

不，汉娜，我没看到他拖着脚走路。我关掉录音机，但她还是动也不动。

“你知道那首歌吗？”她问道。

“跟我们唱的所有歌都一样吧。”

“那他为什么要唱呢？”

“好让他自己振作起来吧，我猜。”

“可能他是要让你振作起来。”

“可能吧。”我承认道。

汉娜做事注重实效。她一旦碰上问题要解决，就会追根究底。我有麦克尔修士，而她也有伊莫金修女。在教会学校里，伊莫金修女把她懂的一切都教给了汉娜。汉娜在乌干达怀上孩子时，伊莫金修女写信安慰她。伊莫金修女的信条就是，任何问题都不会单独存在，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把该问题分解为基本组成部分，然后依次处理各部分。直到——也只有当——我们真的这么做了，上帝才会给我们指明正确的道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汉娜一贯都是一问到底。既然如此，我也不反对她一个劲儿地问问题，虽然多少有点讯问的味道，不过她问得温和，恰到好处，脸上时有让我安心的抚慰神情。我们讲法语，这样沟通得特别清楚。

“你什么时候偷拿了磁带跟笔记本的，萨尔沃？怎么拿的？”

我向她描述了经过：我最后一次下到策划室，菲利普突然出现，我差点被他当场抓住。

“乘飞机回卢顿机场的途中有谁怀疑地看着你，或者问你旅行包里放了什么东西吗？”

没人。

“你确定？”

我再确定不过了。

“到现在为止，谁知道你偷了那些磁带？”

我犹豫了一下。如果菲利普在我们离开之后决定返回策划室，再看看焚烧袋里的东西，那么他们已经知道了。如果斯拜德回到英国，在移交磁带存档前就检查一下，那他们也知道了。或者如果查收磁带的任何人决定亲自检查一下，也就会知道了。我不清楚我这个时候为何换了种屈尊俯就的语气，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吧。

“但是，”我采用了偶尔为喋喋不休的律师们翻译时的说话风格，坚决地说道，“无论他们知道与否，从技术上来讲，我无疑严重违反了《政府保密法》。或者我真的违反了吗？我是说，这些秘密有多少官方色彩？如果我自己的存在是可以否认的，那么这些秘密大概也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口译员怎么可能会被指控在为一家不存在的无名财团提供服务时偷了一些不存在的秘密呢？”

但是，我早该猜到的，汉娜对我的法庭雄辩不怎么感兴趣。

“萨尔沃，你从你那些有权有势的雇主那里偷走了对他们来说很珍贵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已经知道了，而且如果他们抓到了你，他们会怎么处置你？你刚才说他们将在两周之后攻打布卡武。你怎么知道的？”

“麦克西告诉我的。乘坐飞机回来的途中。是要夺取机场。星期六是足球比赛日。白人雇佣兵将乘坐瑞士包机到机场，而黑人雇佣兵将扮作来访的足球队员。”

“那么现在没有两周了，而是只剩下十三天了。”

“对。”

“我不敢确定，但你很可能已经被通缉了。”

“我想可能是吧。”

“那我们必须去找巴普迪斯特。”

她抱住我。我们忘了一切，沉浸在两个人的世界中。

我们仰卧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她告诉我巴普迪斯特的情况。他是一个刚果民族主义者，热切盼望基伍实现统一。他最近去华盛顿参加一个关于“非洲意识”的研究论坛，刚刚回来。卢旺达人已经数次派特工跟踪他，企图将他杀掉，但他很机敏，总是能够把对方甩掉。他熟悉所有刚果人团体，包括那些专干坏事的，无论是在欧洲，在美国，还是在金沙萨。

“政客云集的金沙萨？”我问道。

“没错，萨尔沃。金沙萨确实政客云集。但同时也有许多像巴普迪斯特这样有良心的好人在关心着东刚果，他们愿意冒一切风险保护我们不受敌人以及剥削者们的迫害。”

我想无条件地对她说的一切表示赞同。我想像她那样做个地道的刚果人。但正如麦克尔修士所说，嫉妒如鼠，正噬咬着我的心。

“那么即使我们知道穆旺加扎，或者塔比齐，或者他的手下已经跟金沙萨那帮政客达成了肮脏交易，”我这样说道，“但你还是认为去找穆旺加扎派驻伦敦的代表，向他透露一切很安全？你就那么信任他？”

她坐起身来，低头盯着我。

“是的，萨尔沃。我就是那么信任他。巴普迪斯特受人尊敬，而且他也跟我们一样梦想为基伍带来和平。因此，如果他了解了我们听到的一切，并认定穆旺加扎腐败透顶，他就懂得要去提醒谁，要怎么去阻止那场即将发生的大灾难。”

她猛地躺下身子，继续跟我一道研究哈基姆旅馆房间的天花板。我忍不住问了个问题：她是怎么认识巴普迪斯特的？

“他的那个团体组织我们乘长途汽车去伯明翰玩。他跟穆旺加扎一样，也是希族人，因此他很自然地就把穆旺加扎看做救世使者。但他不会因此就对穆旺加扎的弱点视而不见。”

他当然不会了。我想让汉娜放下心来。

“在汽车开动前的最后一分钟，完全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他突然跳上车来，向我们演讲，说要为全基伍带来和平与包容，给人的印象挺深刻。”

尤其是你？我问道。

“是的，萨尔沃。特别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汽车上有三十六个人，但他只跟我说话。我的态度明明白白，不加丝毫掩饰。”

我更想去找布瑞克里勋爵，但汉娜坚决表示反对，这多少让我感受到伊莫金修女的基要主义思想。

“但是，萨尔沃，如果坏人要把我们拖入战争，并偷走我们的资源，你怎么能说他们犯的罪有大有小呢？既然他们都参与到同一个邪恶行动中来，那么他们每个人当然都跟另一个人一样得邪恶，不是吗？”

“但布瑞克里勋爵跟其他人不一样。”我耐心地说。“他跟穆旺加扎一样，只是个傀儡。他只是别人想偷东西时找的替罪羊而已。”

“但他也是能够拍板的人。”

“没错。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他表现得十分震惊和愤慨。事实上，他还谴责菲利普做了双面的交易。”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拿起电话能拍板，也能否决。”

我更用力地按了按箱子，说起我在商界的丰富经验。我说，我注意到，领袖们经常没察觉别人以他们的名义做了什么事，因为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募集资金、关注市场上了。渐渐地，她开始点头同意我的看法了。她知道，毕竟在某些领域，我要比她了解得多。为了更有说服力，我还提醒她想一想我在伯克利广场的那座房子里跟布瑞克里勋爵沟通过。“当我向他提起安德森先生的名字时，他作何反应？他甚至都没听说过安德森先生。”我说完了，等着汉娜的回应，我真心希望她不再坚持去找巴普迪斯特。最后，我向她展示了布瑞克里勋爵写给我的那封信，他在信中对我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叫我“亲爱的布鲁诺”，信末署名则是“你永远的朋友，杰克”。但即使到了这时，汉娜也未完全放弃：

“如果那是一家无名财团，那他们怎么能够把布瑞克里勋爵当做傀儡一样摆布？”我无言以对，于是她又继续说道，“如果你必须去找个你认识的人，那么至少也得去找你所信任的安德森先生。告诉他你经历的一切，任他处理。”

但我用我对特工世界的了解让她相信这样不行。“早在我离开他的那间保密办公室之前，安德森先生就已经撒手不再管我了。他们反口就可以说那次行动是子虚乌有的，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我这个人。你认为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告诉他整个行动就是一场阴谋时，他会让我结束隐身而现身吗？”

我们并排坐在我的笔记本电脑前，开始工作。布瑞克里勋爵的个人网站没提及他的住址。那些想给他写信的人只能通过上议院转交。我收集的与布瑞克里勋爵相关的剪报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夫人名叫“吉蒂”，是一位贵族后裔，参与了许多帮助英国贫困家庭的活动，这自然让汉娜赞不绝口。吉蒂夫人也有一个个人网站，上面列举她赞助的慈善事业，也附有一个地址，捐款人可往那里寄送支票。网站上还有一个通知，说她星期四早上将在家里举办咖啡早点会，但只款待她预先邀请的热心捐款人。“家里”就是在骑士桥，那是位于伦敦黄金三角地带的中心地段。

一小时之后。我睁着双眼躺在床上，头脑异常清醒。汉娜一动不动地睡着了。她已练得像个开关，可以说睡就睡。我悄悄地穿上衬衫与裤子，拿上手机，下楼来到客厅。哈基姆夫人正在那里收拾早餐。我跟她打过招呼，便来到小花园里。那里四周都是高楼大厦。我反复想到佩内洛普的“贸易路线”，以及我们的安全一日课程教练会怎样称呼它。在跟索恩度过一个卿卿我我的周末之后，她将回到我们位于诺福克大厦的公寓调整一下，然后又开始一周的艰苦工作。她在的士上打了个电话给我，那是由她所在的报纸付费的。跟所有优秀记者一样，她开场白一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萨尔沃亲爱的，你到底在搞什么！要再等上一个星期，让我放过你这个烦人的家伙？我不想问你让我在我们老板面前成为别人的笑柄之后又去哪里度周末了。我只是希望她值得你这么做，萨尔沃。或者我得说“他”？费格斯说他都不敢跟你一起去厕所……

我回到卧室。汉娜还躺在床上，跟我下楼时一样。夏天太热了，床单像画家笔下的面纱一样，披在她的胸部及双腿上面。

“你上哪儿去了？”

“在花园。去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