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形容得很悲观，她想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尽量多争取一些空间。

“二十年前来到法国之后，我就没再得到葛利克曼的消息。”她重拾勇气，继续说，“我辗转听说，他很气我的反苏联行为。他不希望再听到我的消息。在我离开他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渴望获得改造。”

“他没写信告诉你有关女儿的事？”

“他没写信给我，也没捎来任何信息。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你女儿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

“她和你联络过吗？”

“当然没有。我只听说她进了国家孤儿院，改了另一个名字。我敢保证，她一定不知道我的存在。”

陌生男子一手叉起食物送入口中，一手握住笔记本。他塞满嘴，用力咀嚼了一会儿，然后就着啤酒大口吞下食物。但是，那充满优越感的笑容再度浮现。

“现在，这个罪犯葛利克曼已经死了。”陌生男子宣布，他的小秘密终于揭晓了。他继续吃。

突然之间，欧斯特拉柯娃希望这二十年是两百年。她希望葛利克曼的脸从未俯视过她，她希望自己从未爱过他，从未关心过他，从未为他下过厨，从未在那仰赖友人接济的放逐生活中，日复一日与他醉卧在那仅有一间房间的公寓里，被剥夺工作权利的他俩，整日弹奏音乐、做爱、醉酒、散步林间，邻居对他们都不理不睬。

“下次我进了监狱，或是你，他们就会把她带走。不管如何，亚莉珊卓都一定会被带离我们身边。”葛利克曼说，“但你可以救你自己。”

“我到时候会决定的。”她回答道。

“现在就决定。”

“到时候再说。”

陌生男子把空盘子推到一边，再次用双手捧起那本光滑的法国笔记本。他翻了一页，仿佛进行到新的一章。

“现在谈谈你那罪犯女儿亚莉珊卓。”他塞满食物的嘴宣布道。

“罪犯？”她低声说。

令她惊讶的是，陌生男子列举了一连串新的罪行。在他滔滔不绝的陈述中，欧斯特拉柯娃丧失了对当下的最后一丝注意力。她的目光定在马赛克地板上，看见许多龙虾壳与面包屑。但她的心却回到了莫斯科的法庭，她自己的审判又一次上演。如果不是她的审判，那就是葛利克曼的——但也不是葛利克曼的，那是谁的呢？她还记得，他们两个出席那些审判时，是不请自来的旁听者。那是朋友们的审判，尽管只是些偶然碰上的朋友：这些人中或质疑当局的绝对权力，或敬拜某些不被接受的神祇，或画些违法的抽象画，或出版具政治危险性的情诗。咖啡馆中喋喋不休的顾客，变成了替国家警察摇旗呐喊的鼓噪群众；桌球台的乒乓声响，变成了铁门的撞击声。在某年某月某日，她逃离了位于某条街上的国家孤儿院，因此不得不接受了几个月的惩治监禁。某年某月某日，她侮辱国家安全部门，因行为不端又多关了好几个月，接着又是多少年的下放。欧斯特拉柯娃觉得肠胃翻绞，她想，自己或许病了。她伸出双手握住茶杯，看见自己手腕上的红色掐痕。陌生男子继续陈述，她听见女儿又因为拒赴某工厂任职，多了两年牢狱之灾。上帝帮助她，她又为什么不帮帮自己呢？欧斯特拉柯娃问着自己，觉得难以置信。她到底从哪里学到这些？在他们把她带走之前的短暂时间里，葛利克曼到底教了她什么，能根深蒂固到让她反抗所有教化？恐惧、狂喜、惊讶的情绪在欧斯特拉柯娃的心中交织起伏，但陌生男子的一句话，让这一切转瞬消逝。

“我没听见，”半晌之后，她低声说，“我有点儿分心。你能不能再说一次？”

他又说了一次。她抬起头，凝视着他，努力回想别人曾警告她提防的所有诡计，但诡计实在太多，而且她也不再精明机敏。她已经没有葛利克曼的那种精明机敏——如果她以前曾有的话——能辨识他们的谎言，抢先一步玩他们的把戏。她只知道，为了拯救自己，为了与心爱的欧斯特拉柯夫团聚，她犯下了重罪，身为母亲的最重大罪行。陌生男子开始威胁她，但是，这威胁却显得毫无意义。倘若她不愿合作——他这样说，她承诺为苏联当局执行任务的文件副本，将会送到法国警方手上。她那两份毫无用处的报告（他很清楚，她只是为了让那些土匪闭嘴才写的）副本，将会在幸存的巴黎移民圈中流传——尽管，天晓得，如今在移民圈中，“他们”的人数已少之又少了！然而，为何她必须屈服于压力，接受这无价的礼物——当这个人、这个系统，出于难以解释的宽厚行为，提供给她一个弥补自己，也弥补女儿的机会？她知道，她夜以继日祈求原谅的祷告，成千上万根蜡烛，成千上万次垂泪，已得到响应。她让他再说一次。她让他把笔记本从易怒的脸孔前推开，她看见他疲弱的嘴角扬起，露出一丝笑意，愚蠢至极，他竟要求她原谅似的，再次提出了这个疯狂、神赐的问题。

“如果苏联决定除去这个腐败的反社会分子，你会希望你的女儿亚莉珊卓追随你的脚步来到法国吗？”

会面之后的几个星期，所有的工作都在悄悄进行——秘密造访苏联大使馆，填写表格，签署保证书（居住证明），辛苦地跑过一个又一个法国部门——欧斯特拉柯娃小心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仿佛追踪别人的行动一般。她经常祷告，但就连祷告她都小心翼翼，分在几个不同的东正教教堂进行，以免有人察觉到她过度虔敬的异常举止。有些教堂其实只是散落在第十五区与十六区的小小民舍，夹板上钉着特殊的双重十字架1，门上贴着被雨水浸湿的陈旧俄文布告，或是想找便宜的住宿，或是想教授钢琴。她去过苏联海外教会、圣母显灵教会、萨洛夫圣塞拉芬教会。她到每一个教会去。她按着门铃，直到有人应门，教堂执事或是面带病容的黑衣女子。她给他们钱，他们让她在烛光闪烁的神像面前，跪在湿冷的地上，闻着香料的气味，直到微醺。她对全能的上帝许下诺言，她感谢他，请求他的指引，她甚至问他，如果那名陌生男子在相同的情况之下找上他，他会怎么做，她提醒他，她毕竟面对着压力，如果不服从，他们就会摧毁她。然而，与此同时，她心中不愿折服的常识却不断质疑，她也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为何在所有人之中，她，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之妻，异议分子葛利克曼的情人，暴乱与反社会分子——他们让她相信是这样——的母亲，能被挑选出来，获得如此异于寻常的宽赦恩惠？

在苏联大使馆，当她第一次去提出正式申请时，获得了从未梦想过的礼遇，完全不合乎她这叛国者、变节间谍与桀骜不驯扰乱分子母亲的身份。他们并未粗鲁地命令她到等候室去，而是护送她到面谈室，一位年轻的人事官员展现绝佳的西方礼仪，在她下笔踌躇或畏缩之时，甚至还提供帮助，让她能顺利完成申请手续。

她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最亲近的人——尽管她最亲近的人也并非真的非常亲近。那名易怒男子的警告，日日夜夜在她耳际回响：只要轻举妄动，你的女儿就别想恢复自由。

而且，除了上帝，又能找谁呢？找她住在里昂、嫁给汽车销售员的同父异母姐姐华伦蒂娜吗？光是想到欧斯特拉柯娃与莫斯科来的情报官员为伍，就足以令她抓狂，跑上跑下找她的嗅盐，以免昏倒。在咖啡馆吗，玛丽亚？大白天，玛丽亚？没错，华伦蒂娜，而且他说的是事实。我和一个犹太人生下了私生女。

平静无波反而是最令她恐惧的。几个星期过去了；在大使馆，他们说她的申请会“从优考虑”；法国当局向她保证，亚莉珊卓会很快获得法国国籍；那名易怒的陌生男子说服她将亚莉珊卓的出生日期往前挪，才能姓“欧斯特拉柯娃”，而非“葛利克曼”；他说法国当局会比较能接受这样的情况；结果似乎也是如此，尽管她当初在面谈时，并未多谈到这个孩子的存在。现在，突然之间，没有其他的表格要填，没有其他的障碍要清除，欧斯特拉柯娃只能等候，却又不知道自己等的是什么。那名陌生男子是否会再度现身？他不再存在了。一份火腿蛋卷与薯条，一些亚尔萨斯啤酒，两片附赠的面包，显然已完全满足了他的需求。他与大使馆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她无从想像。他告诉她，到大使馆去，他们会等着她；他说得没错。但当她提到“你们那位先生”，甚至“你们那位金发高大、先前来找我的先生”时，却只得到一无所知的微笑。

就这样，无论她等待的是什么，都渐渐地消逝无踪了。起初，她衷心渴求，接着，希望都已无踪影，她不知道这一切为何转变，又何时发生。亚莉珊卓已抵达法国了吗？带着她的证件，动身踏上旅程了吗？欧斯特拉柯娃开始想，她应该已经做到了。沉溺于新的失望情伤，她偷偷望着街道上年轻女孩的面孔，揣测亚莉珊卓的长相。回到家中，她的眼光会自动投向门口的脚踏垫，希望能看到一张手写的便条或快信：“妈妈，是我。我住在某某旅馆……”或是一封电报，写着航班号码，明天抵达奥利2，今晚；或者不是奥利机场，而是戴高乐机场？她对航空班机不熟悉，所以还造访旅行社，只为了探询。两个机场都有班机。她也考虑要花钱装一部电话，这样亚莉珊卓就可以打电话给她。然而，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她到底还指望些什么呢？与从未厮守的成年女儿，涕泗纵横地团聚？当年她背弃了骨肉亲情，二十年之后，又期望能重拾天伦之乐？我对她没有任何权利，欧斯特拉柯娃严正地告诉自己；我有的，只是欠她的债，与我的义务。她问过大使馆，但他们也不知道进一步的消息。正式的手续都已完成，他们说。他们知道的也就仅止于此。如果欧斯特拉柯娃想寄钱给女儿呢？她狡猾地问——好让她支付费用，例如，签证费？——他们或许能给她一个地址，一个可以找得到她的办公室？

我们可不是邮局，他们告诉她。他们的冷漠严峻吓坏了她。她没再去。

在此之后，她又挂心起那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那是他们给她用来贴在申请表格上的。她看到过的就只有那几张一模一样的照片。现在，她真希望有一张留在身边，当时却没想到，真蠢，她竟以为很快就能见到本人。那几张照片在她手上只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她带着照片，急急冲出大使馆，赶往主管部门；而离开时，那些照片已进入了另一个官僚作业的流程之中。但她曾仔细端详！天哪，她曾仔仔细细地端详每一张照片，不管是不是都一模一样。在地铁上，在等候室里，甚至在走进各主管部门之前的人行道上，她都盯着女儿那几张了无生气的照片，尽力想在那毫无表情的灰暗阴影中，找出她曾深爱过的那个男人的踪迹。但失败了。一直以来，她每次鼓起勇气怀想，总是想像成长中的孩子明显有着葛利克曼的形貌，如同刚出生时那般。如此生气蓬勃的男子，不可能不深深烙下永久的印记。然而，欧斯特拉柯娃在照片上却找不到葛利克曼的丝毫印迹。他一贯旗帜鲜明地标榜自己的犹太身份，俨然成为他孤军革命的一部分。他不是东正教徒，他甚至没有宗教信仰，他厌恶欧斯特拉柯娃暗自保有的虔敬态度，程度不下于他对苏联官僚体系的厌恶——尽管他还是借用欧斯特拉柯娃的火钳，烫卷鬓角，把自己弄得像个哈西典教徒3，但他说，这只是为了凸显当局的反犹太政策。然而，从照片上，欧斯特拉柯娃看不到他的任何一滴血缘，看不到他的任何一丝火光——虽然照那名陌生男子的说法，他的熊熊烈火已令她永志难灭。

“如果他们挖出尸体来拍了这些照片，”欧斯特拉柯娃在她的公寓中自言自语，“我也不会觉得惊讶。”经过这透彻的观察，她首次说出了心中日渐加深的疑虑。

在仓库辛勤工作，在狭小的公寓独坐度过漫漫长夜，欧斯特拉柯娃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能信任的人，一个不谴责也不赦罪、能明了她这一路走来的崎岖的人，最重要的是，不会对外泄露而致破坏了她与亚莉珊卓团聚机会的人——他们已让她明白，轻举妄动绝对会破坏团聚的机会。然后，一天晚上，不知是上帝或她自己，从记忆中找出了答案：将军！她想着，从床上坐起身，点亮了灯。欧斯特拉柯夫曾亲口对她提起这个人！那些流亡团体简直是一场大灾难，他总是这样说，你一定要远远躲开他们，像远离瘟疫一般。你惟一能信任的只有瓦拉狄米尔将军。他是个老魔头，爱玩弄女人；但他是个男子汉，他有关系，而且知道如何闭紧嘴巴。

但欧斯特拉柯夫说这些话，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就算是老将军也不可能长生不老吧。更何况——瓦拉狄米尔姓什么？她从来就不知道。就连瓦拉狄米尔这个名字——据欧斯特拉柯夫告诉她——也是他加入军队后才取的；因为他的真名是爱沙尼亚名字，不适合在红军中使用。尽管如此，第二天，她还是到了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4旁边一家可以打探苏联侨民消息的书店，开始了第一次的查访。她问到了一个名字，甚至还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没有地址。电话已经停用了。她到邮局，连哄带骗地请求帮助，最后终于拿到了一本一九五六年的电话指南，上面列出了“波罗的海自由运动”的名衔，还有一个位于蒙帕纳斯5的地址。她可不笨。她搜寻那个地址，发现至少还有其他四个组织列名在同一个地方：里加（拉脱维亚首都）团体、苏联帝国主义受害者协会、自由拉脱维亚之四八委员会、塔林（爱沙尼亚首都）自由委员会。她仍清楚地记得欧斯特拉柯夫对这些组织的严厉批评，虽然他还曾付过会费。纵然如此，她还是到了那个地址，按了门铃。那幢房子与她平常去的那些小教堂没什么两样：奇特古趣，而且总是门户紧闭。最后，终于有个白俄老人来开门，他穿着开襟毛衣，纽扣扣得歪歪斜斜，拄着手杖，露出高人一等的神情。

他们走了，他说，“手杖敲着铺鹅卵石的路面。搬出去了。结束了。更大规模的团体把他们给赶出这一行了，他笑着加上一句。他们人太少，组织又太多，他们像小孩子一样争吵不休。难怪沙皇会被打败！”这位白俄老人装了一口不大合适的假牙，稀疏的头发将将盖住头皮，掩藏他的秃顶。

“但将军呢？”她问，“将军到哪里去了？他还活着，或者——”

白俄老人挤出不自然的笑容，问这是不是公事。

“不是的。”欧斯特拉柯娃狡黠地说，她记起将军有着爱拈花惹草的名声，试着装出羞涩女人的微笑。白俄老人大笑，牙齿喀喀作响。他又是一阵大笑，说：“噢，将军！”然后，他拿来一张卡片，紫色的戳印盖着一个伦敦的地址，交给了她。“将军本性难移，”他说，“就算上了天堂，他也会追着天使，把她们搞得鸡犬不宁，绝对会。”那天晚上，在周遭的一切都沉睡之后，欧斯特拉柯娃坐在死去丈夫的书桌旁，写信给将军。她以法文而非俄文写就，好让自己保有更加超然的感觉，而信中的笔调，更是孤寂的人们面对陌生人才可能吐露的坦率心声。她告诉将军，她对葛利克曼的爱，而知道将军就像葛利克曼一样爱过女人，让她觉得很宽慰。她即刻坦承，自己是以间谍的身份到法国，同时也说明，她曾为了自己的自由，付出卑劣的代价，拼凑出两篇琐碎无聊的报告。那是违心之事，她说；虚构与谎言，她说；毫无内容。但是那两篇报告的存在，以及她亲手签名的承诺，已为她的自由铐上沉重的限制。接着她谈到了自己的心声，她到各个苏联教会向上帝祷告的事。自从那个姜色头发的陌生男子找上她之后，她的日子就变得虚妄不实；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缺乏一个自然合理的解释，就算那样的解释可能令人痛苦。她毫无保留地对他述说，无论她的罪恶感有多么深重，这些感受与她努力把亚莉珊卓带来西方无关，而是因为她决定留在巴黎，照顾欧斯特拉柯夫直到生命的尽头——在欧斯特拉柯夫去世之后，她说，苏联当局说什么也不让她回去；她使自己成为一个叛徒。

“但是，将军，”她写道，“如果今夜我能当面见到造物者，倾诉我心灵最深处的一切，那么，我告诉他的，将会是我现在所要告诉你的事。我的孩子亚莉珊卓在苦痛中出生。日以继夜，她不断与我搏斗，我也一直与她奋战。就连在子宫中，她都是她父亲的孩子。我没有时间去爱她；我只知道，她是她父亲所造就的一个犹太小斗士。但是，将军，我却知道：照片上的人，既非葛利克曼的孩子，也非我的孩子。他们故意偷天换日，一方面是以为这个老女人很愿意上当，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他们可恨的诡计。”

她一写完，就把信装进信封，封好，不让自己再看一遍，免得改变心意。接着，她又仔细地贴上过多的邮票，数量之多，犹如她为爱人所点的蜡烛。

寄出信之后，接下来的整整两个礼拜，什么事也没发生，但颇不寻常的，这样的沉寂对她竟是一种解脱。暴风雨之后必是宁静，她已经竭尽自己微薄的心力——她坦承了自己的脆弱，自己的背叛，与自己犯下的重罪——其余的，就交在上帝手中，与将军的手中。法国邮政服务的中断，并未令她忧心。她认为，这是塑造她命运的人所必须克服的另一项障碍，如果他们真的意志够坚定的话。她如常地去工作，背痛不再困扰她，她把这当成一个预兆。她甚至又让自己变得冷静达观。反正非此即彼，她想：亚莉珊卓在西方，固然比较好——如果那真的是亚莉珊卓的话，可如若亚莉珊卓留在原来的地方，也没有比较不好。然而，慢慢地，她心中升起了另一种想法，看穿了这种乐观心态的谬误。还有第三种可能性，那是最糟的情况，也是她认为可能性最高的情况，那就是，亚莉珊卓被利用来达成不祥甚或邪恶的目的；他们强迫她，正如他们以前强迫欧斯特拉柯娃一样，要她误用父亲葛利克曼所赋予她的仁慈与勇气。因此，在第十四天晚上，欧斯特拉柯娃不禁激动痛哭。泪流满面的她走过大半个巴黎，寻找一间还开着的教堂，一直走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教堂还开着。她跪下，对着圣约瑟夫祈祷好几个小时，因为圣约瑟夫不但是一位父亲与守护者，也是葛利克曼命名的由来，虽然葛利克曼对此一定嗤之以鼻。就在她竭力寻求圣灵力量协助的隔天，她的祈祷获得响应了。一封信出现了。信封上没有邮票，也没有邮戳。她曾以防万一地附上工作地点的地址。在她抵达时，已有一封信等着，很可能是在夜里专人送达的。这是一封简短的信，没有寄信人的名字，也没有地址。信中没有署名。就像她寄出的那封信一样，这信以矫揉造作的法文写就，手写的字迹显然出自独断的老人之手，她立即就知道这是将军的回信。

“夫人：“信一开始，就像一道命令，“你的信已安全抵达收信人手中。我们的一个朋友很快就会与你联络。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会带着信中所附的另半张风景明信片表明身份。在他到达之前，请别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会在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到你的公寓，并按三次门铃。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请全然相信他，夫人，我们会尽可能地协助你。”

欧斯特拉柯娃除了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之外，也暗自从信中的戏剧性语调得到一些娱乐。信为何不直接送到她的公寓呢？她觉得很奇怪；为何只因为他给了半张英国风景明信片，我就要觉得比较安全？那是一张皮卡迪利圆环（伦敦市中心的繁华街区）的风景明信片，从对角线细心地撕开——不是剪开——成两半。应该写字的那面全是空白。

令她惊讶的是，将军派来的使者在当夜就来访。

如同信中所约定的，他按了三次门铃，但他应该知道她人在公寓中——他一定看着她进门，亮了灯——她听见信箱咔嗒一声，比平常的声音更响一些，等她走到门边，就看见半张风景明信片躺在门垫上——过去她渴望看见女儿亚莉珊卓来信时，不时查看的那个门垫。她拾起明信片，直奔卧房，她的那半张明信片夹在《圣经》中。没错，两相吻合，上帝站在她这边，圣约瑟夫代她求情。（但这又是多么没有必要的无聊想法，真是！）她打开门，他就从她身边溜进屋里，像个影子似的：一个小妖魔，身上领口镶有天鹅绒边的黑色大衣，让他散发出歌剧般的阴谋叛乱气息。她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们派了一个侏儒来捉巨人。他有弓形的眉毛，纹路深刻的面孔，在门口镜子前，他脱下帽子，露出尖尖的耳朵上方一头蓬乱的黑发，用他小巧的手掌略加梳理——如此鲜明且具喜剧感，如果是在其他场合，欧斯特拉柯娃一定会很无礼地对他畅怀大笑。

但今夜不行。

今夜，她立即感觉到，他有着异于寻常的严肃庄重。今夜，他仿佛刚下飞机的忙碌营业员；她也感觉到，他是城里的崭新面孔，他的干净整洁，他散发出的旅行气息——今夜，他只想谈生意。

“你安全地收到我的信了，夫人？”他的俄文流畅，带着爱沙尼亚腔。

“我以为那是将军的信。”她回答道，对他——她不由自主地——装出一种严厉的态度。

“是我替他带来的。”他严肃地回答。他把手伸进衣服的暗袋，欧斯特拉柯娃很怕他会像那个陌生男子一样，掏出一本黑色皮面笔记本。但他拿出的是一张照片，一瞥就已足够：那苍白、闪着油光的面容，蔑视所有女人——不仅是她——的表情，一种心中渴望，却不敢真正动手的模样。

“没错，”她说，“这就是那个陌生人。”

看着他逐渐显现的喜悦之情，欧斯特拉柯娃立即明白，他就是葛利克曼和朋友所说的“我们的人”——不一定是犹太人，而是有心也有力的人。自此刻起，她在心中称他为“魔术师”。她想，他的口袋中一定装满聪明的把戏，他愉快的双眼中闪烁着魔术的光芒。

大半夜的时间，她都以离开葛利克曼之后就不曾有过的热烈情绪，和魔术师谈话。首先，她把事情从头再说一遍，仔细回想，她不禁暗自吃惊，在信中她竟略去如此多的细节，而魔术师却好像都能真正了解。她对他说明她的感觉，她的悲泣，她内心可怕的骚动，她毫无保留地述说自己饱受的痛苦煎熬。那个陌生男子显得如此笨拙——她继续述说，也怀疑——这像是他的第一次，她说——他既无谋略，也无自信。把魔鬼想成笨蛋，也太奇怪了吧！她谈到火腿蛋卷、薯条、亚尔萨斯啤酒和他的笑声；她觉得他是一个胆怯又压抑的危险人物——绝对不是讨女人喜欢的男人——矮小的魔术师对她大部分的看法，都由衷赞同，仿佛与那个姜色头发的男子早已熟识一般。她对魔术师全然信任，一如将军所嘱咐的；她对猜忌疑心已感到厌烦。她不断回想，不断诉说，真诚坦率。仿佛年轻时，在自己的家乡，她与欧斯特拉柯夫这对年轻恋人，以为再无机会相见的夜晚，彼此拥抱，在迫近的枪炮声中低声诉情衷；也仿佛她与葛利克曼在等着押他回监狱的敲门声响起时，吐露的真情。她对着他机警、谅解的眼神倾诉，对着他的笑声也对着他的苦楚倾诉，她立即感受到，他那种感同身受的苦楚，是他非东正教，甚至反社会天性中较好的一面。而且，在持续不断的诉说中，渐渐地，她的女人直觉告诉她，她正在助长他心中的一股热情——这次并非爱情，而是一种强烈、特殊的恨意，让他所问的每一个小问题，都别有深意。她并不知道，他恨的究竟是谁，或究竟是什么，但无论是谁引起了魔术师的怒火，不管是那个姜色头发的陌生人或其他人，她都不由得替他们感到担忧。她忆起葛利克曼的热情，那是一种对抗不公的广泛、无休无止的热情，随机投注在不同的议题上，范围可大可小。而魔术师的热情却是单一的火柱，聚焦在她无法看见的目标上。

但不管怎么样，魔术师离开的时候——我的天哪，她想，已经差不多是她要再去上班的时间了——欧斯特拉柯娃已诉尽心中的话，而魔术师回报她的则是唤起多年以来，直到今夜一直埋藏在过往回忆中的那种情感，对亚莉珊卓、对自己、对那两个去世的男人的复杂的情感。她一面整理杯盘瓶罐，一面失声大笑，嘲笑自己的妇人之愚。

“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她大声地说，自嘲地摇摇头。“我怎么找你？”她曾问他，“如果他又来找我，我怎么通知你？”

她不能，魔术师回答说。但如果有危机发生，她可以再写信给将军，但要写上他的英文名字，寄到另一个地址。“米勒先生。”他很慎重地说，以法文念出名字，并给她一张以大写字母写着伦敦地址的卡片。“但请小心，”他警告说，“你一定要写得迂回隐晦。”

这一整天，以及后来的许多天，魔术师告别时的身影一直在欧斯特拉柯娃脑海萦回不去，她不断忆起他从她身边溜过，走下昏暗的楼梯。他最后的一瞥，带着坚定与兴奋的炽热眼光：“我保证解救你，谢谢你找我帮忙。”他苍白的小手顺着楼梯的宽阔栏杆向下移动，恰似在火车窗外挥动的手帕，不断地告别，逐渐地缩小远去，直到消失在隧道的黑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