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迈利在上午稍晚时分抵达汉堡，搭机场巴士到市中心。雾气徘徊不散，天气非常冷。在车站广场几度被拒后，他终于找到一家生意清淡的饭店，这家年代久远的饭店还高挂着一张同时发给三个人的许可执照。他签下了“史坦法斯特”的名字，然后，快步跟随租车营业员，租了一辆小型的欧宝，停放在有扩音器轻声播放贝多芬音乐的地下停车场。车子是他的后门。他不知道何时会派上用场，但他知道必须有辆车在那里。他再次漫步，走向阿尔斯特湖，以特有的敏锐感受着周遭的一切：狂躁的交通，和只给百万富翁子女的玩具店。城市的噪音像猛烈的火墙向他袭来，让他忘却寒意。德国是他的第二天性，甚至是第二灵魂。在年轻岁月，德国文学曾是他热爱的对象、他教养的泉源。他可以把德文像制服般穿在身上，勇敢无畏地流利言说。然而，他每踏出一步，都有危险的感觉，因为大半个战争期间，年轻的史迈利在这里度过孤寂恐怖的间谍岁月，那种置身敌人领土的危机意识，永远滞留心头，挥之不去。在孩提时期，他就知道汉堡是一个富裕优雅的港口城镇，在英国作风的外衣下，掩藏着轻浮的灵魂；成年之后，在空袭的千百颗炸弹轰炸下，汉堡被粉碎成中世纪时的黝暗阴森。他曾见过战后第一年的汉堡，无数冒着硝烟的炸弹坑，幸存者清理着宛如战场的瓦砾石堆。而今天，他眼中的汉堡充斥着不知名的罐头音乐，以及高耸的混凝土与被烟熏黑的玻璃。

抵达阿尔斯特湖之后，他走上那条怡人的便道，来到伟林登上汽船的码头。他记下来，在平日，第一班渡轮是早上七点十分开出，最后一班是晚间八点十五分。伟林来的那天是平日。十五分钟后有一班汽船。他看着轻艇与红松鼠打发等待的时间，就像伟林当时一样。汽船抵达时，他坐上伟林当天所坐的船尾座位，一处位于顶篷下的开放空间。与他同船的包括一群学童和三个修女。他微觉头晕，闭眼坐着，耳中尽是他们叽叽喳喳的谈话声。汽船走到湖心时，他站起来，穿过客舱，到船首的窗边，向外望，显然是想要确定些什么事，瞄了一眼表，然后走回座位，直坐到金方史帝格，也就是他上船的地方。

伟林的故事完全吻合实情。史迈利的期望也是如此，但在一个疑问不绝的世界，再确认总是没错的。

他吃过午饭，然后到邮局总局去，花了一个小时查阅旧的分类电话号码簿，和欧斯特拉柯娃在巴黎所做的颇为相似，尽管理由完全不同。他的研究圆满完成，他愉悦地在四季饭店的沙龙休息，读着报纸，直到黄昏。

在一本汉堡娱乐场所指南中，“蓝钻石”并不列在夜总会，而是在“情色”项下，而且奢华程度与消费水准评列三颗星。“蓝钻石”位于圣保利，但小心翼翼地避开主要区域，僻处于一条铺着鹅卵石的小巷弄，贴有瓷砖，阴暗，满是鱼的气味。史迈利按下门铃，电动开关打开来。他走进屋里，立即站在一间整齐的接待室中，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伶俐年轻人操控着一部灰色的机械装置。在墙上，灰色的录音带卷轴缓缓转动，但录音带的音乐却是从其他地方播放出来的。桌上有一部精巧的电话系统，也是灰色的，亮光闪烁，滴答作响。

“我想在这里打发一些时间。”史迈利说。

这里就是他们接我电话的地方，他想，当我拨打瓦拉狄米尔在汉堡的联络电话时。

那个伶俐的年轻人从桌上抽出一张印刷的表格，透露秘密似的低声解释手续，像个律师，或许那正是他白天的职业呢。会员费一百七十五马克，他轻声说。这是一年的年费，史迈利在这一整年中可以免费入场，只要他愿意，来多少次都可以。第一杯酒必须再付二十五马克，其后的饮料价格高昂，但并非不合理。第一杯酒非点不可，就像会员费，必须在入场时缴纳。所有其他形式的娱乐完全免费，当然女郎们会很乐意接受礼物。史迈利可以用任何名字填写表格，并由年轻人在此亲自归档。他惟一必须做的，就是下次造访时记住自己登录入会的名字，无须再办任何手续就可获准入场。

史迈利放下钱，在他一生中所用过的数十个假名中再添一个。他走下楼梯，穿过第二道电动门，进入一条窄窄的信道，旁边是一列小房间。房间都还是空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此刻黑夜才刚刚揭开序幕。在信道的尽头，矗立着第三道门。一穿过门，他就进入一片漆黑之中，震耳欲聋的乐声，是那名伶俐年轻男子录音机里播放的音乐。一个男声对他说话，一小丝光束引他到桌旁。他拿到一张饮料单。“经营者，C.柯列兹奇玛。”他读着酒单下方的一小行字。点了一杯威士忌。

“我想独处，不要人陪。”

“我会知会工作人员，先生。”侍者以俨然推心置腹的态度说，并收下了他的小费。

“关于柯列兹奇玛先生，他该不会刚好是萨克森人吧？”

“没错，先生。”

比东德还糟，托比·艾特哈斯如是说。萨克森。他们一起偷东西，一起行骗，一起伪造报告。那真是完美的姻缘。

他啜着威士忌，等待眼睛适应室内的灯光。不知从何处射出蓝色的光，让裤脚和衣领闪着诡异的光芒。他看见许多白色的脸庞与白色的身体。这里有两层，他所坐的底层，布置着桌台和扶手椅。上层有六个独立的包厢，就像剧院里的包厢一样，各有着蓝色的照明。他推断，就在这些包厢的其中一间，无论是否知情，那四个人被拍下了照片。他回忆照片的画面，想找出拍摄的角度。那是从上方往下拍的——从正上方。但“正上方”意味着墙壁上方黑漆漆的某处，某个目光无法穿透的地方，即使是史迈利的眼睛也无法透视。

音乐静息，从同一个扩音器传来余兴节目开始的消息。主持人说，节目名称是“老柏林”，而主持人的声音也是老柏林式的：虚张声势，鼻音浓重，充满挑逗意味。一定是那伶俐的年轻男子换了录音带。帘幕升起，露出一个小小的舞台。在灯光乍现的那一瞬间，他很快地抬头一瞥，这一次，他看见了想找的东西：在墙上非常高的地方，有一个镶着烟熏玻璃的小观测窗。他隐约觉得摄影师有使用特殊照相机；有人告诉他，现在昏暗已无碍摄影。我应该问托比的，他想，托比对这些技术有很透彻的了解。舞台上，开始表演做爱的场景，机械式的动作，不得要领，无精打采。史迈利把注意力转向房里散落各处的人身上。女郎们都很漂亮，一丝不挂，而且年轻，和照片里的女郎一样年轻。已有伴侣的女郎，坐卧在伴侣身上，仿佛很以他们的年迈与丑陋为乐。而没伴侣的女郎则静静坐在一起，像是等待召唤上场的橄榄球球员。扩音器里传出的喧闹变得非常大声，混杂着音乐与歇斯底里的旁白。在柏林，他们居然会把节目叫做“老汉堡”。舞台上的那对男女加倍努力，但成果却极其有限。史迈利怀疑，如果照片里的女郎出现了，自己能否认得出来。他最后断论，认不出来。帘幕关上。他点了另一杯威士忌，松一口气。

“柯列兹奇玛先生今晚在店里吗？”他问侍者。

柯列兹奇玛是很负责任的人，侍者解释说，柯列兹奇玛先生必须把时间分配给好几间店。

“如果他来了，请让我知道。”

“他会在十一点整到店里来，先生。”

在吧台旁，几对赤身裸体的伴侣开始跳舞。他又忍耐了半个钟头，才走回前厅的办公室。途中又经过那一列小房间，有些都已有人。那个伶俐的年轻男子问他应该如何通报。

“告诉他，这是非常特殊的请求。”史迈利说。

伶俐的年轻男子按下一个钮，非常平静地说话，一如他对史迈利说话的声调。

楼上的办公室像外科手术房一样整洁，有一张晶亮的塑料桌，与更多的机械装置。一架闭路电视播映楼下的场景，画面清晰，如同白昼。还有史迈利已注意到的那一面观测窗，俯瞰个别的包厢。柯列兹奇玛先生是标准的德国人所谓的“严肃的人”。年约五十，外表体面，矮壮结实，穿着黑西装，打着浅色的领带。他有一头稻草黄的头发，是个好萨克森人应该会有的模样，温和的面容，既无欢迎也无拒绝的神色。他神采奕奕地与史迈利握手，示意就座，似乎非常习惯处理特殊请求。

“请坐。”柯列兹奇玛先生说，开场白已结束。

无处可走，只能前进。

“我知道你以前和我认识的一个叫奥图·莱比锡的人是生意伙伴。”史迈利说，他自己觉得声音似乎有些过大，“我刚好到汉堡来，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人在哪里。到处都找不到他的地址。”

柯列兹奇玛先生的咖啡装在银壶中，壶把裹着纸巾，让他倒咖啡时不致伤了手指。他喝了咖啡，小心地放下杯子，避免碰撞。

“你是谁？请告诉我。”柯列兹奇玛先生问。萨克森腔的鼻音，让他的声音显得平板单调。微皱眉头，更增添几分令人尊敬的气息。

“奥图叫我麦斯。”史迈利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对这句话毫无反应，但他不急着提出下一个问题。他的目光，史迈利再次注意到，颇不寻常的纯真无邪。奥图一辈子都没有自己的房子。托比这样说。如果是紧急的会面，柯列兹奇玛就扮演关键的角色。

“你找莱比锡先生有什么事？请容我这么问。”

“我代表一家大公司。”史迈利说，“在许多业务中，有一项是为自由报道者设的文学与摄影部门。”

“所以呢？”

“从很久以前，我的母公司就很乐意偶尔从莱比锡先生那里收到一些作品——通过中间人——交给我们的客户去加工与处理。”

“所以呢？”柯列兹奇玛先生又说一次。他的头微微上扬，但表情毫无改变。

“最近，我们母公司与莱比锡先生的交易关系作了一些修正。”他略微停顿，“最初是通过电话。”他说，但柯列兹奇玛很可能没听过电话的事。“他再次经由中间人寄给我们一份作品的样本，我们很希望能向他订购。我来这里就是想和他讨论合作条件，以及未来的委托事宜。当然，我们认为这些条件应该由莱比锡先生提出。”

“到底是什么样的作品——莱比锡先生寄给你们的作品——请告诉我，麦斯先生？”

“是一张情色照片的底片。我的公司一向坚持只收底片。当然，莱比锡先生很清楚。”史迈利很谨慎地指着房间的另一端。“我很相信照片是从这个窗户往下拍的。很特别的是，这张照片里，莱比锡先生亲自上阵当模特儿。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操作相机的必然是他的朋友或生意伙伴。”

柯列兹奇玛先生蓝色的眼睛仍然直视前方，也仍然天真无邪。他的脸，尽管很怪异地毫无特色可言，却给史迈利一种勇敢无畏的感觉，但他也不知道是何缘由。

你要和莱比锡那种卑鄙小人周旋，最好就要有像我这样的卑鄙小人来照料你，托比曾说。

“还有另一个问题。”史迈利说。

“嗯？”

“很不幸的，在这张底片引起我们的注意之后不久，在这个事情上扮演中间人角色的那位先生，遇到了严重的意外。因此也就影响了与莱比锡先生的一般联络渠道。”

柯列兹奇玛先生的忧虑形于色。他颇为关切地皱起眉头，柔和的脸庞被乌云笼罩，他非常尖锐地开口说：“什么意外？哪一种意外？”

“致命的意外。我来警告奥图，同时也要和他谈谈。”

柯列兹奇玛先生有一支纯金铅笔。他不慌不忙地从衣服内侧的口袋掏出来，拍拍笔头，仍然皱着眉头，在面前的便笺上画了一个圆形。然后他在上头加了一个十字架，又画了一条线穿过他的创作，接着咋舌说：“可怜！”他做完这一切之后，重新整顿好，对着机器简洁地说：“不准打扰！”只听见一阵喃喃低语声，是那个浑身灰色的接待员表示收到指示。

“你说莱比锡先生是你母公司的一个旧识？”柯列兹奇玛先生重拾话题。

“我相信你也是，很久以前，柯列兹奇玛先生。”

“请说得清楚一些。”柯列兹奇玛先生说，两手把玩着铅笔，仿佛在检视黄金的品质似的。

“我们谈的是陈年旧事，当然。”史迈利颇不赞同地说。

“我了解。”

“莱比锡先生逃离苏联之初，是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52。”史迈利说，“安排他逃亡的组织是以巴黎为根据地，但身为波罗的海人，他宁可住在德国北部。德国仍被占领，他很难维持生计。”

“对每一个人都是。”柯列兹奇玛先生纠正他，“每一个人都很难维持生计。那是财政极度困难的时期。现在的年轻人完全无法想像。”

“没错。”史迈利同意，“对难民来说尤其艰难。无论是来自爱沙尼亚还是萨克森，生活对他们来说都一样艰难。”

“完全正确。难民的情况最糟。请继续。”

“在那段时间，有相当多的情报产业。各式各样。军事的，工业的，政治的，经济的。战胜国准备要付出大笔金钱，搜集彼此的重要资料。我的母公司就参与这些产业，并在此地派驻代表，负责更正资料，并传回伦敦。莱比锡先生与他的伙伴成为我们偶尔交易的对象。论件计酬的自由工作者。”

尽管听到了将军遭遇致命意外的消息，一抹出乎意料的微笑，从柯列兹奇玛先生脸上倏然掠过。

“自由工作者。”他说，仿佛他是初次听到这个名词，而且很喜欢。“自由工作者，”他复述，“就是我们。”

“这样的关系当然是暂时性质。”史迈利继续，“但莱比锡先生身为波罗的海人，有着其他的利害关系，因此一直和我的公司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往来，通过巴黎的中间人。”他略停顿，“一位将军。几年前，在一场争执之后，将军受命移居伦敦，但奥图仍与他保持联系。而将军也仍然是他的中间人。”

“直到他发生意外。”柯列兹奇玛先生插嘴道。

“确实如此。”史迈利说。

“是交通意外吗？一个老人家——不太小心？”

“他被枪杀。”史迈利说，他看见柯列兹奇玛先生的脸再次因不快而畏缩。“是谋杀。”史迈利加上一句，仿佛是要向他保证似的。“不是自杀，也不是意外或其他的情况。”

“当然。”柯列兹奇玛先生边说边请史迈利抽烟。史迈利辞谢，他便为自己点了一根烟，抽了几口，然后按熄。他的面容显得更加苍白。

“你见过奥图？你认识他？”柯列兹奇玛先生以轻松聊天的口气问道。

“我见过他一次。”

“在哪里？”

“我不方便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皱起眉头，但并非不以为然，而是茫然困惑。

“告诉我，拜托。如果你的母公司——好吧，伦敦——想要直接与莱比锡先生接触，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柯列兹奇玛先生问。

“通过《汉堡晚报》的广告安排。”

“如果他们有非常紧急的事要与他联络呢？”

“那就通过你。”

“你是警察吗？”柯列兹奇玛先生镇静地问，“苏格兰场？”

“不是。”史迈利瞪着柯列兹奇玛先生，柯列兹奇玛先生也回敬他一眼。

“你带什么东西来给我吗？”柯列兹奇玛先生问。史迈利有些不知所措，没能立即回答。“例如一封介绍信，一张名片，比方说？”

“没有。”

“没有任何东西？真是可怜！”

“也许等我见到他，就会更了解你的问题。”

“但你见过证据，一张照片？你带在身上，或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