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鲁丝说，她很茫然。这说不通啊，她的丈夫怎么可能被关进监狱？她向盖登道过“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

艾米丽·盖洛德上次见到丈夫比尔的时候，朝他扔了一个瓷盘子。

她正坐在姐姐多萝西位于华盛顿的家中，同姐姐和姐夫蒂姆商量怎样将比尔从监狱里救出来。但那个盘子一直在她脑中挥之不去。

那一幕发生在他们德黑兰的家中。十二月上旬的某天晚上，比尔回家说，艾米丽和孩子们必须在第二天返回美国。比尔和艾米丽有四个孩子：十五岁的维姬、十二岁的杰姬、九岁的珍妮和六岁的克里斯。艾米丽同意将孩子们送回去，但她想留下。她虽然不能帮比尔做什么，但至少可以同比尔说说话。

绝对不行，比尔说，她必须第二天就走，鲁丝·恰帕罗恩会跟她坐同一航班回去。EDS公司所有员工的妻子和孩子都将在一两天内撤离。

艾米丽不管别人的妻子怎么样，她要留下来陪丈夫。

他们发生了争吵，艾米丽越说越气，最后她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失望，索性拿起一个盘子朝比尔砸过去。

她肯定，这一幕比尔永远不会忘记——十八年的婚姻生活中，她还是第一次这么粗暴。她容易紧张兴奋，总是斗志高昂，但她并不粗暴。

文雅和蔼的比尔，最后从妻子这儿得到的东西竟是一个盘子……

第一次见到比尔时，艾米丽十二岁，比尔十四岁。艾米丽当时恨死比尔了，因为比尔爱上了她最好的朋友“小甜甜”。“小甜甜”是个特别漂亮的女孩，他整天挂在嘴边的就是“小甜甜”跟谁约会啦；“小甜甜”会不会同他约会啦；“小甜甜”能不能做这个或做那个啦……艾米丽的姐姐和哥哥都喜欢比尔。她没法摆脱比尔，因为她家和比尔家参加了同一个乡村俱乐部，她哥哥还同比尔一起打高尔夫。正是她哥哥最后劝服比尔约艾米丽出来，那时比尔早就把“小甜甜”忘了。在彼此冷漠相待多年之后，他们陷入了疯狂的热恋。

那时比尔在二百四十英里外的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念大学，攻读航空工程专业，只有在假期或周末才能回来。他们无法忍受分开那么远，所以决定结婚，尽管艾米丽只有十八岁。

他们很般配。他们有相似的背景，都来自富裕的华盛顿天主教家庭，而比尔的个性——敏感、冷静、理智——与艾米丽的活泼直率刚好互补。婚后的十八年，他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他们的一个孩子因为大脑损伤离世，艾米丽动过三次大手术。风雨过后，感情弥笃。

现在，危机又来了：比尔被关进了监狱。

艾米丽还没有告诉她母亲这个消息。母亲的哥哥、艾米丽的舅舅伽斯当天刚好过世了，母亲本就精神萎靡。艾米丽还不能告诉她比尔的事。但她可以跟多萝西和蒂姆说。

她的姐夫蒂姆·里尔顿在司法部做检察官，人脉发达。蒂姆的母亲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行政助理，蒂姆本人曾为特德·肯尼迪【10】工作过。蒂姆还认识众议院议长托马斯·P.奥尼尔，以及马里兰州参议员查尔斯·马迪亚斯。蒂姆知道比尔的护照出了问题，因为艾米丽一从德黑兰返回华盛顿就给他说明了这一情况，他还同罗斯·佩罗谈过。

“我可以写封信，请特德·肯尼迪亲自转交给卡特总统。”

艾米丽点点头，她很难集中精神，她很想知道比尔此刻正在做什么。

保罗和比尔站在九号牢房里，浑身冰冷而麻木，忧心忡忡，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保罗感觉自己极易受攻击——穿着西装的美国白人，说不了几句波斯语，面对着一群恶棍和杀人犯。他突然想起曾读到过报道，说男人经常在监狱里被鸡奸，他忐忑地思考着自己该如何应对那样的事。

保罗看着比尔，比尔脸色苍白，神情紧张。

一名囚犯用波斯语同他们说话。保罗问：“这儿有能说英语的吗？”

走廊对面的另一个牢房里传出一个人的声音：“我能说英语。”

有人用急促的波斯语大喊着交谈了几句，然后那名翻译大声问：“你们犯了什么罪？”

“我们什么也没干。”保罗说。

“你们受到了什么指控？”

“未受任何指控。我们只是普通的美国商人，有老婆孩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被关进了监狱。”

这句话被翻译了出去。又是一阵快速的波斯语交谈，然后翻译说：“跟我说话的这一位是你们牢房的老大，因为他待在这儿的时间最长。”

“我们知道了。”保罗说。

“他会告诉你们在哪儿睡觉。”

交谈过程中，紧张感稍有缓解。保罗观察着周围。水泥墙可能曾经被涂成橘红色，但现在肮脏而斑驳。水泥地大部分被薄薄的毯子或席子覆盖。牢房里放着六架上下床，每架三层。房间里只亮着一盏昏暗的电灯，墙上开着一扇格子窗，冰冷的夜间空气从窗外透进来。牢房异常拥挤。

过了一会儿，一名警卫下来，打开了九号牢房的门，示意保罗和比尔出去。

太好了，保罗想，我们马上就要被释放了。感谢上帝，我不用在这个恶心的牢房里过一晚。

他们跟着警卫上楼，进入一个小房间。警卫指着他们的鞋。

他们明白，他们得脱掉鞋子。警卫递给他们一人一双塑料拖鞋。保罗痛苦而失望地意识到，他们不会被释放，他不得不在牢房里待一晚上。他对大使馆的人愤怒不已——他们安排了与达德加的会面，他们建议保罗不要带律师，他们说达德加对比尔和保罗“怀有好感”……罗斯·佩罗说过：“有些人就是蠢得令人发指。”这句话可以应用在领事馆的人身上。他们简直无能到家了。在犯下了这么多错误之后，保罗想，他们难道不应该今晚来这儿把我们弄出去吗？

他们穿上塑料拖鞋，跟随警卫下了楼。

其他囚犯已经准备睡觉，躺在床上，用薄薄的羊毛毯裹住自己。囚犯的老大打了个手势，示意保罗和比尔该躺哪儿——比尔去睡一架床的中铺；保罗睡在他下面，身体和地板之间只隔着一张薄床垫。

他们躺下来。灯没有灭，但光线太暗，所以开着也没用。过了一会儿，保罗对气味已不在意，但他还不习惯寒冷。睡在水泥地上，房间开着通风口，而且没有暖气，这跟在野外露宿没有两样。罪犯活得真是痛苦啊，不得不忍受这样的环境。幸好我不是罪犯，在这儿待一晚上就足够了。

<h4>3</h4>

罗斯·佩罗从达拉斯-沃斯堡机场乘出租车前往位于弗雷斯特路7171号的EDS公司总部。在总部门口，他摇下车窗，让门卫看到他的脸，然后靠回椅背。车在四分之一英里长的车道上行驶，穿过了总部花园。总部所在地曾是一家乡村俱乐部，而总部花园曾是高尔夫球场。EDS公司七层高的总部大楼浮现在前方，大楼旁是一座防龙卷风的碉堡，碉堡内存放着巨型电脑以及数千英里长的磁带。

佩罗给司机付过钱，走进大楼，乘电梯来到五楼，进入盖登位于拐角的办公室。

盖登坐在办公桌后。盖登总是衣衫不整，尽管EDS公司对着装有严格的规定。他脱掉了外套，松开了领带，敞着衬衫领口，头发乱蓬蓬的，嘴角叼着一根烟。见佩罗进门，他站了起来。

“罗斯，你母亲还好吗？”

“她精神不错，谢谢。”

“太好了。”

佩罗坐下，问道：“说说吧，保罗和比尔的事情怎么样了？”

盖登拿起话筒。“我把T.J.叫来。”他拨通了T.J.马尔克斯的电话，说：“罗斯来了……是，在我的办公室。”他挂上电话说：“他马上下来。呃……我同国务院通过电话了。伊朗事务的负责人名叫亨利·普雷希特，他一开始还不回我电话。最后我告诉他秘书，如果他不在二十分钟内给我电话，我就会通知CBS、ABC和NBC，在一个小时内，罗斯·佩罗就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告诉全世界有两名美国人在伊朗被捕，而他们的祖国却袖手旁观。那家伙五分钟后就回电话了。”

“他怎么说？”

盖登叹气道：“罗斯，他们的基本态度是，如果保罗和比尔被关进了监狱，那他们肯定干了坏事。”

“他们打算怎么做？”

“联系大使馆，调查这件事，诸如此类。”

“看来，我们得震一震这个普雷希特。”佩罗怒道，“交给汤姆·卢斯去做这件事。”卢斯是一名强势的年轻律师，休斯和希尔律师事务所达拉斯分所的创办人，EDS公司的法律事务大都由他负责。佩罗多年前就已聘请他做EDS公司的顾问，主要是因为佩罗觉得这个离开大公司自主创业但起步艰难的年轻人跟自己很像。结果休斯和希尔律师事务所发展神速，同EDS公司一样。佩罗从未后悔雇了卢斯。

盖登说：“卢斯就在公司。”

“汤姆·沃尔特呢？”

“他也在。”

沃尔特是一个高个子的亚拉巴马人，声音甜若糖浆。他是EDS公司的首席财务官，而且可能是公司中最聪明的人——如果只考虑智商的话。佩罗说：“让沃尔特去处理保释金的事。这笔钱我不想给，但万不得已的话，也只能给出去。沃尔特应该明确我们该如何付钱。我打赌他们不会接受美国运通的支票。”

“好。”盖登说。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你好，罗斯！”

佩罗转过身，看见T.J.马尔克斯，说道：“你好，汤姆。”T.J.又高又瘦，四十岁，西班牙血统，长相英俊——橄榄色皮肤、黑色短卷发，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他是佩罗雇佣的第一个员工，他的存在是佩罗知人善任的证明。T.J.现在是EDS公司的副总裁，他个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已价值数百万美元。“上帝待我们不薄。”T.J.总是说。佩罗知道，T.J.的父母好不容易才将他送进了大学。他们的牺牲得到了不菲的回报。而对佩罗来说，EDS公司的迅速成功给他带来的快乐之一，就是同T.J.这样的人分享成功。

T.J.坐下，语速飞快地说：“我同克劳德谈过了。”

佩罗点头——克劳德·查普利尔是公司的常驻律师。

“克劳德同国务卿万斯的顾问马修·尼米兹交好。我觉得克劳德可以让尼米兹同万斯本人谈谈。尼米兹不久后打来私人电话，说他愿意帮我们。他打算以万斯的名义给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发电报，让他们行动起来。他还会就保罗和比尔的情况给万斯写一封私信。”

“很好。”

“我们还给摩尔将军打过电话。我们向他咨询了护照的问题，他对整件事也有了大致的了解。摩尔将会同阿尔德希尔·扎赫迪谈谈。扎赫迪不仅是伊朗驻华盛顿大使，还是国王本人的女婿，他现在回伊朗了——有人说他回去执掌政权了。摩尔将请扎赫迪为保罗和比尔做担保。我们正在起草一份给扎赫迪的电报，扎赫迪收到电报后将送到伊朗司法部。”

“谁在起草？”

“汤姆·卢斯。”

“很好。”佩罗总结道，“国务卿、国务院伊朗事务负责人、大使馆、伊朗大使都被我们动员起来处理这件事。这很好。现在谈谈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T.J.说：“汤姆·卢斯和汤姆·沃尔特明天将同摩尔将军见面。摩尔还建议我们联系理查德·赫尔姆斯——他从中情局辞职后曾担任过驻伊朗大使。”

“我会给赫尔姆斯打电话。”佩罗说，“我还会给阿尔【11】·海格和亨利·基辛格打电话。我要你们两个集中精力将我们的人都从伊朗撤回来。”

盖登说：“罗斯，我觉得这可能并不必要……”

“撤不撤不需讨论。”罗斯说，“我们必须撤。现在，罗伊德·布里格斯必须留在伊朗处理问题——保罗和比尔不在，他就是负责人。其他人都得回来。”

“如果他们不愿意，你是无法强迫他们回来的。”盖登说。

“谁想留下来？”

“里奇·加拉格尔，他的妻子——”

“我知道。好吧，布里格斯和加拉格尔留下。其他人一个都不准留。”佩罗站起来，“我要去打电话了。”

他乘电梯前往七楼，经过他的秘书萨莉·沃尔瑟的办公室。萨莉正在工作。她跟了他很多年，参加过关注战俘运动和旧金山的宴会（那个周末她带了一名突击队队员乌多·沃尔瑟上尉回家，而上尉现在成了她的丈夫）。佩罗对她说：“打电话给亨利·基辛格、亚历山大·海格和理查德·赫尔姆斯。”

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后。办公室的墙上镶着木板，地上铺着昂贵的地毯，书架上摆满了古籍，看上去更像是英国乡村别墅里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图书馆。他置身在纪念品和艺术品中。玛戈购买了印象派画作装饰在家中，但佩罗更喜欢在办公室里布置美国艺术品：诺曼·洛克威尔的画作和弗雷德里克·雷明顿的“狂野西部”铜雕。透过窗户可以看见老高尔夫球场的斜坡。

佩罗不知道基辛格可能在哪儿过圣诞——萨利需要费点时间才能找到他，佩罗也需要时间思考要说什么。他跟基辛格的关系并不亲密，他需要调动所有的游说本领才能引起基辛格的关注，并在短短的通话时间内获得基辛格的同情。

桌上的电话响了，萨莉说：“已为你接通亨利·基辛格。”

佩罗拿起话筒。“我是罗斯·佩罗。”

“马上为你接通亨利·基辛格。”

佩罗等对方开口。

基辛格曾被称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他认识伊朗国王本人。但他会不会不记得罗斯·佩罗了呢？关注战俘运动搞得很大，但基辛格的目标更大——推进中东和平，恢复与中国的邦交，结束越南战争。

“我是基辛格。”话筒中传来熟悉的低沉嗓音，混杂着美国式的元音和德国式的辅音，听着非常古怪。

“基辛格博士，我是罗斯·佩罗。我是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名商人——”

“你好，罗斯。我知道你是谁。”基辛格说。

佩罗的心狂跳起来。基辛格的声音温暖、友好，而且不拘礼节。这太好了！佩罗开始向他述说保罗和比尔的事：他们如何不设防地前去同达德加会面，国务院如何辜负了他们的信任。他向基辛格保证，保罗和比尔都是清白的，而且没有被指控犯下任何罪行，伊朗人也没有提供一件能证明他们有罪的证据。“他们是我的人，是我把他们送到那里去的，我必须把他们弄回来。”佩罗说。

“我会想想办法的。”基辛格说。

佩罗狂喜。“太感谢了！”

“把详情写成报告发给我。”

“我今天就给你送去。”

“我会联系你的，罗斯。”

“谢谢。”

电话挂断了。

佩罗喜出望外。基辛格记得他，态度友好，而且愿意帮忙。他要一份报告，EDS公司今天就能送给他——

佩罗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他不知道基辛格是在什么地方同他通话的——可能是伦敦、蒙特卡洛、墨西哥……

“萨莉？”

“什么事，先生？”

“你查到基辛格在哪儿了吗？”

“是的，先生。”

基辛格正在纽约东52街临河别墅区的高档公寓里。透过窗户就能看到东河。

基辛格清楚地记得罗斯·佩罗。佩罗外表粗鲁，但内心善良。他资助的活动——通常同战俘有关——赢得了基辛格的同情。越南战争期间，佩罗勇敢地发起了关注战俘运动，尽管有时候基辛格觉得佩罗做得有点过。如今，佩罗的两名朋友在异国入狱。

基辛格相信他们都是无辜的。伊朗正处在内战爆发的边缘——正义和合法程序如今在那里毫无价值。他也拿不准自己能否帮上忙。他想出手，因为这是该做的。他虽然已不是国务卿，但他还有朋友。他决定一收到达拉斯发来的报告就给阿尔德希尔·扎赫迪打电话。

佩罗对同基辛格的谈话很满意。“罗斯，我知道你是谁。”这句话比黄金更宝贵。出名的唯一好处是，名气有时候会帮你把事情搞定。

T.J.走进办公室。“我找到了你的护照。”他说，“里面已经有去伊朗的签证了，但罗斯，我觉得你不应该去。这儿的人都能处理这个问题，但你是我们的首脑。在我们必须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决不能同你失去联络——无论你是在德黑兰还是在飞机上。”

佩罗已经把前往德黑兰的事都忘掉了。过去一小时他听到的消息让他备受鼓舞，开始觉得自己没必要去德黑兰。“你也许是对的。”他对T.J.说，“我们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沟通协调。目前我不会去德黑兰。”

<h4>4</h4>

亨利·普雷希特可能是华盛顿最忙的人。

他在国务院工作多年，爱好艺术和哲学，富有古怪的幽默感。1978年美国对伊朗的外交政策几乎都出自他之手，因为他的上司——直至卡特总统——把精力放在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协议上。

十一月初，伊朗的局势开始升温，普雷希特就没有休息过一天，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九点。而那些该死的得州人打起电话来就没完没了，似乎以为他整天无事可干一样。

问题是，伊朗危机并不是普雷希特唯一要操心的权力斗争。在华盛顿，普雷希特的上司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正斗得不可开交。

万斯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反映美国的道德。卡特总统也持相同的看法。美国人民信仰自由、正义和民主，他们不愿支持独裁者。伊朗国王就是独裁者。国际特赦组织称伊朗的人权状况世界最糟，国王大规模运用酷刑的报道也经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证实。既然是中情局帮国王获得了权力，是美国在背后支撑着这个政权，那言必称人权的总统就不得不对伊朗做出干预。

1977年1月，卡特暗示独裁者不能获得美国的援助，但卡特优柔寡断——那年晚些时候，他访问了伊朗，对国王盛赞有加——但万斯坚信伊朗人权政治的实现不远了。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则不这么认为，这位国家安全顾问笃信权力。他觉得国王是美国的盟友，应该获得支持。当然，美国应该敦促他停止使用酷刑，但现在还不是这么做的时候。他的政权岌岌可危，此时绝不能放松管控。那什么时候才合适？万斯一方问。二十五年来，国王的统治都很稳固，但他从未有民主化的倾向。布热津斯基答道：“中东地区难道有民主的政府？”

卡特政府中有人相信，如果美国不支持自由民主，外交政策就毫无意义。但这种观点太极端，于是他们转而抛出更加具有实用主义的观点：伊朗人民已经对国王忍无可忍，他们将推翻国王，而不理会华盛顿怎么想。

屁话，布热津斯基说。读读历史吧！革命只有在统治者让步时才会成功，而在统治者的铁拳镇压下，革命往往会失败。拥有四十万人的伊朗军队能轻而易举地平息叛乱。

万斯一方——包括亨利·普雷希特——不同意布热津斯基对革命的观点。他们认为，独裁者是因为反叛者的强大才让步，而不是因为独裁者的让步所以壮大了反叛者。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相信伊朗军队有四十万人那么强大。尽管具体的数字很难获取，但士兵每月擅自离岗的比例却在8%上下，而在全面内战中，成建制的部队转投革命阵营也不是不可能。

华盛顿这两派的信息来源不同。布热津斯基的信息来源是阿尔德希尔·扎赫迪，后者是国王的女婿，也是伊朗国王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万斯的消息来源是沙利文大使。沙利文的汇报频率不及华盛顿期望的那么高——也许是因为伊朗的形势不够明朗——但从九月起，他发回来的报告大体表达了一个意思：国王这次在劫难逃。

布热津斯基说，沙利文是个没脑子的蠢货，到处乱窜，不值得信任。万斯的支持者说，布热津斯基对坏消息充耳不闻。

结果美国什么都没做。有一次，国务院起草了一份准备发给沙利文大使的电报，指示他敦促国王组建拥有广泛民众基础的联合政府。但布热津斯基毙了这份电报。还有一次，布热津斯基打电话给国王，向他保证卡特总统支持他，国王要求发送确认电报，但国务院没有发电报。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双方通过媒体彼此指责，全世界都知道华盛顿对伊朗的政策因为内斗而摇摆不定。有鉴于此，普雷希特此时最不想应付的就是那帮认为只有自己遇上了麻烦的得州人。

何况，他知道为什么EDS公司遇上了麻烦。他问EDS公司是否在伊朗有代理人，得到的答复是：有，是阿波尔法斯·马哈维。这就解释了一切。马哈维是德黑兰著名的经纪人，绰号“百分之五提成之王”，因为他是众多军方合同的中间人，常能从中牟利。尽管他能接触到高层人士，国王还是把他列入了黑名单，禁止他在伊朗经商，所以EDS公司才会被怀疑涉嫌贪腐。

普雷希特只能尽力而为。他会通知驻德黑兰大使馆调查这件事，也许沙利文大使会向伊朗人施压，释放恰帕罗恩和盖洛德，但美国政府决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对伊朗外交的优先位置。他们正在努力维护伊朗现政府，决不会因为两个被捕的商人就以断绝外交关系相威胁，那只会加速伊朗现政府的垮台，尤其是伊朗还有一万两千名美国公民，这些人都需要国务院照顾。尽管十分不幸，但恰帕罗恩和盖洛德只能忍耐下去。

亨利·普雷希特并非怀有恶意。然而，从一开始他就犯了和洛·戈尔兹相同的错误，戴着有色眼镜来审视这个问题，并在随后与EDS公司的交涉中趋于戒备状态。普雷希特认为，保罗和比尔作为证人参与的调查，是合法的针对腐败指控的司法调查，但事实上，这是赤裸裸的敲诈。基于这种判断，戈尔兹同比格拉里将军合作。普雷希特基于这个错误，拒绝将保罗和比尔看成是被非法绑架的美国公民。

无论马哈维是否贪污，他都没有从EDS公司同卫生部的合同中赚一分钱，这是铁一般的事实。EDS公司刚进入伊朗的时候，确实因为拒绝马哈维分利的要求而惹上麻烦。

事情是这样的：马哈维帮助EDS公司获得了在伊朗的第一份小合同——为伊朗海军开发文件管理系统。EDS公司被告知，在伊朗做生意必须有一名当地伙伴，于是答应马哈维，分给他三分之一的利润。两年后，合同完成，EDS公司忠实地支付给马哈维四十万美元。

但同卫生部洽谈合同的时候，马哈维已被列进黑名单。然而，就在合同即将签订时，马哈维——这时的他又脱离了黑名单——要求合同交给由他和EDS共同拥有的合资公司。

EDS公司拒绝了。尽管马哈维在海军的合同中发挥了作用，却没有帮助EDS公司赢得卫生部的订单。

马哈维称，EDS同他的合作关系为合同的达成扫清了障碍——该合同需要二十四个政府部门的批准。马哈维还说，他争取到了一项有利于EDS公司的税务裁定，该裁定被明确写进了合同之中，而这都归功于他在蒙特卡洛找伊朗财务部长做了工作。

EDS不曾要求过他的帮助，也不相信他给予过任何帮助。再说罗斯·佩罗是不会喜欢这种发生在蒙特卡洛的“帮助”的。

EDS公司的伊朗律师向首相投诉，马哈维因索贿而遭训斥。然而，卫生部却惮于他的影响力而拒绝同EDS公司签合同，除非EDS公司能让他高兴。

EDS公司同马哈维进行了一连串充满火药味的谈判。EDS公司仍然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同他分享利润。最后，为顾及面子，双方达成了妥协：由马哈维和EDS公司成立的合资公司作为EDS公司的分包者，承担招聘和雇用EDS公司伊朗员工的业务。其实，这个合资公司从未赚钱，但这都是以后的事——当时马哈维接受了妥协方案，EDS公司最终得以同卫生部签署合同。

EDS公司没有行贿，伊朗政府知道这一点。但普雷希特不知道，洛·戈尔兹也不知道。于是，他们在保罗和比尔的事情上未能采取明确的态度。两人都在这件事上花了不少时间，但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当EDS公司好斗的律师汤姆·卢斯指责他们怠工、愚蠢或两者兼有时，他们义愤填膺，说卢斯不骚扰他们的话他们也许会干得更好。

华盛顿的普雷希特和德黑兰的戈尔兹是处理问题的关键基层官员。他们都没有怠工，也都不是没有能力。但他们都犯了错，并且都对EDS公司怀有一定的敌意。在最紧要的开头几天，他们都没能帮助保罗和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