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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老师拿到课堂上念,有的还抄到学校的黑板报上,有一篇还被附近的中学拿去当作范文学。有了这样的成绩,我的腰带和裤裆问题也就变成了一个可爱的问。
后来我当了兵,提了干,探家时偶翻箱子,翻出了四年级时的作文簿,那上边有张老师用红笔写下的大段批语,很是感。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与张老师闹翻了。我被开除回家,碰到张老师就低头躲过,心里冷若冰。重读那些批语,心中很是感慨,不由得恨"文化大革命"断送了我的锦绣前。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如果保留下来,没准还能被将来的什么馆收购了去。
辍学当了放牛娃后,经常忆起写作文的辉。村里有一个被遣家劳改的"右派",他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当过中学语文教。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经常在一起劳。他给我灌输了许多关于作家和小说的知。什么神童作家初中的作文就被选进了高中教材啦,什么作家下乡自带高级水啦,什么作家读高中时就攒了稿费三万元啦,什么有一个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车上见到他的情人在铁道边上行走,就奋不顾身地跳下去,结果把腿摔断了……他帮我编织着作家。我问他:"叔,只要能写出一本书,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他说:"岂止是不用放牛!"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讲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的。大概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当一个作家。别的不说,那一天三顿吃饺子,实在是太诱人。
1973年,我跟着村里人去昌邑县挖胶莱。冰天雪地,三个县的几十万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红旗猎猎,指挥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着湖南民歌《浏阳河》,那情那景真让我感到心潮澎。夜里,躺在地窖子里,就想写小。挖完河回家,脸上蜕去一层皮,自觉有点脱胎换骨的意。跟母亲要了五毛钱,去供销社买了一瓶墨水,一个笔记本,趴在炕上,就开始。书名就叫《胶莱河畔。第一行字是黑体,引用毛泽东的话:水利是农业的命。第一章的回目也紧跟着有了:元宵节支部开大会,老地主阴谋断马。故事是这样的:元宵节那天早晨,民兵连长赵红卫吃了两个地瓜,喝了两碗红黏粥,匆匆忙忙去大队部开会,研究挖胶莱河的问。他站在毛主席像前,默默地念叨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我们贫下中农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念完了一想,其实红太阳并不热烈,正午时刻的白太阳那才叫厉害。正胡思乱想着,开会的人到。老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