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团圆》穿始终的人物却不是有关爱情的三个男人，三个男人中，第一个是邵之雍（胡兰成），大家都把他读成胡兰成。对于张爱玲，甚至对于张爱玲的读者，这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第二个是燕山（桑弧），据考证是电影导演桑弧。第三个是九莉（张爱玲）的美国丈夫，即赖雅，只有淡淡一个影子，却有九莉（张爱玲）生命中最惨痛恐怖的一幕描写：她打下四个月大的胎儿，并把他在抽水马桶中冲下去。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是母亲、姑姑、弟弟、家族里各种亲戚、九莉（张爱玲）的同学朋友，彼此纠缠不清的关系。这小说一读下来真是惊世骇俗。严格来说，这应该是一本家族小说。
文学史上以真实的家族秘史为题材的小说并不少，中国最典型的是《红楼梦》，红学就有“索隐派”与“考据派”，还有其他什么派，名目繁多。最近几年的“红学热”热得奇怪，简直像在发高烧，有些几近胡言乱语。胡适讲过考据必须有一个原则，就是“可验证的”。我觉得这应该是红学家们开腔立言的前提条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巴金的《家》、《春》、《秋》，有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最有自传色彩的是郁达夫的小说，有考据癖的人可以从小说中考据出作品人物的生活原型，作者生活的大量隐私。然而《小团圆》让那些以揭发考据为乐事的人大吃一惊，因为张爱玲说，“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而且，“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说“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
通常，人们对自己的揭发总会手下留情，总是不彻底。一个人爱惜自己，不免有意无意间要为自己粉饰。小资们最爱引用的张爱玲《天才梦》里写到的经典语录：“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但是人活着，如果非要穿一件袍子遮羞保暖，大多还是愿意穿一件华美的袍，且不管它翻开来时，里面有没有虱子。人们讽刺爱化妆的女人：“上帝给了她一张脸，她自己再创造一张脸”；我说“女人只关心两件事，身上的肉，肉上的布”。其实，不仅女人，人人都是如此。一个人生活在世上，为别人演一个角色，还要为自己演一个角色。为自己演的这个角色，已到自己有勇气接受的道德底线，再往下，是茫无边底的蒙昧，是盲点。人心里最深最隐秘处的真实，往往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勇气正视，根本就不去看，不敢看，麻着胆子瞥上一眼，就会匆匆忙忙逃开。心里知道那是真相也不能接受。要欺人，还要自欺。而且自欺比欺人更难。一个人假如有勇气说，我从此不但不欺人，而且不再自欺，下决心百分之百真实面对自己，也百分之百拿真实的自己面对别人，这人一定已经不爱自己了，所以能对自己狠，完全冷心冷面，铁石心肠，下得了手，真可以做到刀刀见血，剜心剔骨。到这个地步，对别人狠，对别人下得了手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张爱玲的《小团圆》便是这样，作者对自己非常之狠。我看她真是古往今来文学史上第一个狠人。她对生活百孔千疮真相的揭露，尤其是对温情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所谓种种“爱”的真相的揭露，确实已经越过了底线，那么冷静，不露声色，总是隔得远远地在看，叙述人物事件简到极致，几乎不用形容词，可每一句话都说穿了，透了过去，留下深深的痕，那已不是伤痕，至少不是新的，因为已经习惯，不知道痛了，然而这是人生的最大悲哀。
《小团圆》里九莉（张爱玲）的家族应该有各种各样的爱，却全没有。我们读她的小说，感觉她笔下的人物像生活在一个大水族馆，你游过来，我游过去，你撞我一下，我咬你一口，吐着泡泡，却隔着水，没有真正的接触，没有声音，冷冰冰没有温暖。父女、母女、姑侄、姐弟、各式各样的堂表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肯付出真心。每个人都伤痕累累，因为伤太多了，所以多添一个也没关系，没有人心疼，连自己都不心疼，即使自己真感觉痛了，也不愿喊出来，还是那么冷冷地望着，隔着距离悄声议论几句。那些话又大多遮遮掩掩，零零碎碎，欲言又止。每个人的面目都经不起细细打量，没有一个好人，也没有一个彻底的坏人，永远在算计、猜疑、怨恨、自我辩解，自以为是，被环境压迫着，也自己压迫自己。那是一个多么冷的世界。张爱玲说《小团圆》是一部写爱情的小说，但这实在是一部无爱的小说。
写别人写得这么彻底是容易的。鲁迅先生是“解剖刀”，活画出国人的灵魂，可是谁看见阿Q都觉得亲，那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不害怕承认，因为我们知道，这阿Q是可以得到大家原谅的，他只有小坏，没有大坏，他不害人，他还是被害者，能引起同情。何况大家都是阿Q呢。但走到张爱玲这一步，不但对别人，对自己都毫不留情走到绝处，简直不给自己留一点儿退路，张爱玲敢，鲁迅先生不敢，也不能。他没有这样的勇气，觉得不能够这样，不可以这样。虽然鲁迅先生也在《写在〈坟〉后边》中这样说道：“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但鲁迅先生对自己内心的真实细节却还是时时有保留，“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同上）。鲁迅那把刀，只对着抽象了的“自己”或“别人”，对着整个国民。他把自己混在一个群体中，自己的面目就模糊了，然而也安全了。从这点上说，鲁迅的自我解剖是不彻底的。鲁迅的不彻底是因为还有爱，有牵挂，所以不忍，怕伤人，投鼠忌器。因为鲁迅先生接着说：“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张爱玲是先把自己杀死了，又一路见佛杀佛过来，所以百无禁忌。
这里面的真正区别在于，鲁迅的冷峻是以热爱做底子的，“我以我血荐轩辕”，有热血，有泪，所以有不能言不忍言者。张爱玲则是“不知道为什么，恐怖与痛苦的表情过了一个程度，就有点笑容”，“人情如纸薄。现在这世界里，真是连最亲密的关系也像一层纸一样，一戳就戳穿了”，“落井下石。石头是无法伤害死尸的”（《赤地之恋》）。因为对世事人情有这样的认知，所以下笔就百无禁忌了。
中外文学史上都有自称对自己很不客气的作家。比如卢梭的《忏悔录》。卢梭在《忏悔录》序言中这样写道：“我要说真话，我会毫无保留地这样做，我将说出一切，好事，坏事，总之一切都说。我要严格地做到实事求是。”他又说：“我在这里谈到了自己一些特别令人厌恶、而我也不想求得原宥之事。但这确是我心中最隐秘之事，是我的一份极其严格的忏悔。……公众的议论，高声宣判时的那种严厉，我都可以预料到，而我也会低头认罪。但愿每个读者都来仿效我，像我那样去作一次反省。”
读过《忏悔录》的人都知道，卢梭的所谓忏悔其实是很肤浅的，他舍不得往自己最痛处下刀子，只能做到“自以为坦率了”。他承认自己盗窃，诬陷别人，忘恩负义，但他只敢暴露自己的一小部分缺点，而这一小部分缺点，他也拿得定，知道在自己已有的名誉光环笼罩下，实在不算什么，不但读者会原谅，甚至还因此觉得他更可爱可敬。浪子回头，有时比一个一以贯之的好人更受人欢迎。卢梭也想到了会有人看破他忏悔之下的虚伪，所以在《忏悔录》的结尾，他又告白道：“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人知道有些事情和我刚才所叙述的相反，哪怕那些事情经过了一千次证明，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谎言和欺骗。如果他不肯在我在世的时候和我一起深究并查明这些事实，他就是不爱正义，不爱真理。我呢，我高声地、无畏地声明：将来任何人，即使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能在用他自己的眼睛考查一下我的天性、操守、志趣、爱好、习惯以后，如果还相信我是个坏人，那么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掐死的坏人……”
看到这里我们真相大白了。卢梭写《忏悔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宣告自己是一个好人。如果谁胆敢质疑，那他就是“不爱正义，不爱真理”，是个“理应掐死的坏人”。这卢梭简直是一个歇斯底里的疯子。但我疑心卢梭连这点儿疯都是装出来的。知道自己骗不了人，于是恼羞成怒，几近于恐吓谩骂了。
作家们，哪一个又不多少带着点儿疯气？张爱玲的疯是静静地，没有慈悲，没有温度，没有表情，却强有力，冷酷到让你脊背发凉，逼你去面对眼前那个疯狂、冰冷而真实的世界。你可以说张爱玲笔下的世界是偏执的，不完全的。但她的笔切入人性的深度，她对人类情感最隐秘最幽暗褶皱的展露与揭示，已经前无古人。她的勇气来自于不怕、不求、不屑。不怕伤人和自伤，也不求不屑人的理解和原谅。金庸《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药师，人品武功极高，狂傲到漠视人间一切规矩，随心所欲，无所不能为，张爱玲可以与他一比。但黄药师心里还有极柔软深情的一面，因为他得到过真爱。张爱玲却没有。张爱玲只一味地寒凉如冰雪，因为从来没有人真正彻底地爱过她，所以她也不懂得爱人。一个人，是要在被爱中学会爱人的。
张爱玲是人生的真勇士。她真是做到了鲁迅先生说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作家最需要的便是这种勇气。只有这样，才会对生活、对文学有一种真诚的态度，才不会去写鲁迅先生说的“瞒与骗”的文学。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我认为就是这种态度。
但张爱玲绝不是一个大小说家，大文学家。她仍然比不得托尔斯泰，比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不得鲁迅，比不得沈从文。我确实是崇拜鲁迅，不论这显得有多么的不时髦。作家必须首先有面对生活的真诚和勇气，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他还要有慈悲，要有热心肠，要有对人世间的大爱和大悲悯。作家不是菩萨，但要有菩萨心肠，即使有时候用了霹雳手段，也是因为他的菩萨心肠。文学的大境界还是必须有担当，有道义，有善，有温暖，文学中不能只有冷酷、伤害与恨。文学里，爱应该是底色，是前提。除了对人类困境和人类前途的思考与探索，文学还要能建设、能安慰、能展示和歌唱健康优美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