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欲细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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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怀南轩老兄呈伯崇择之二友二首》）

这种由激烈的学术争论所引发的深厚情谊，实在令人神往。可惜，这种事情到了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几乎看不到了。

除了与张栻会讲外，朱熹还单独在岳麓书院讲学。当时朱熹的名声已经很大，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不仅讲堂中人满为患，甚至听讲者骑来的马都把池水饮干了，所谓“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朱熹除了在岳麓书院讲学外，又无法推却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的邀请，只得经常横渡湘江。张栻怕他寂寞，愉快地陪着他来来去去。这个渡口，当地百姓后来就名之为“朱张渡”。此后甚至还经常有人捐钱捐粮，作为朱张渡的修船费用。两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话，竟如此深入地铭刻在这片山川之间。

“朱、张会讲”后七年，张栻离开岳麓书院到外地任职，但没有几年就去世了，只活了四十七岁。张栻死后十四年，即一一九四年，朱熹在再三推辞而未果后，终于接受了湖南安抚使的职位，再度来长沙。要么不来，既然来到长沙做官，就一定要把旧游之地岳麓书院振兴起来。

这时离他与张栻“挽袂”、“连床”，已经整整隔了二十七年。两位青年才俊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六十余岁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职有权，有足够的实力把教育事业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为全国树一个榜样。他把到长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盘算的扩建岳麓书院的计划付诸实施，聘请了自己满意的人来具体负责书院事务，扩充招生名额，为书院置学田五十顷，并参照自己早年为庐山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颁发了《朱子书院教条》。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连三地下来，岳麓书院重又显现出一派繁荣。

朱熹白天忙于官务，夜间则渡江过来讲课讨论，回答学生提问，从不厌倦。他与学生间的问答由学生回忆笔记，后来也成为学术领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学问和声望所吸引，当时岳麓书院已云集学者千余人。朱熹开讲的时候，每次都到“生徒云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当我翻阅到这样的一些史料时总是面有喜色，觉得中华民族在本性上还有崇尚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中国历史在战乱和权术的旋涡中，还有高洁典雅的篇章。只不过，保护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

就拿书院来说吧，改朝换代的战火会把它焚毁，山长的去世、主讲的空缺会使它懈弛，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会使它困顿，社会风气的诱导会使它变质，有时甚至远在天边的朝廷也会给它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朝廷对于高层次的学术文化教育，始终抱着一种矛盾心理：有时会真心诚意地褒奖、赏赐、题匾；有时又会怀疑这一事业中是否会有知识分子“倡其邪说，广收无赖”，最终构成政治上的威胁。因此，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由朝廷明令“毁天下书院”、“书院立即拆去”的事情。（参见《野获编》、《皇明大政纪》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