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1915年2月</h5>
“我去看了医生，”艾瑟尔旁边的女人说道，“我告诉他，‘我的屄发痒’。”
一阵笑声在屋子里回荡。这是东伦敦靠近阿尔德盖特的一幢小楼的顶层。一张长长的工作台两侧密匝匝摆着一排缝纫机，前面坐着二十位妇女。屋子里没有生火，唯一一扇窗子紧闭着，把2月的寒冷关在外面。地板上光秃秃的，没有地毯。石灰粉刷的墙壁年深日久，已经开始掉皮，有几处甚至露出了下面的木板条。二十个女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屋子里十分憋闷，但就算这样也无法让人暖和起来，她们都穿着外套，头上戴着帽子。
她们刚刚停下工作，准备休息片刻，脚底下的踏板短暂沉默下来。坐在艾瑟尔旁边的女人是米尔德里德・帕金斯，跟她年龄相仿，是个伦敦人。米尔德里德还是艾瑟尔的房客。若不是长着凸出的门牙，她原本算得上漂亮。她的拿手好戏就是讲下流笑话。现在她接着说：“医生对我说，‘你不应该说这个，这个字眼很粗俗’。”
艾瑟尔笑了。米尔德里德总是不时弄出点乐子，让一连十二小时的工作日稍稍好过一些。艾瑟尔从未听过这种笑话。泰-格温的员工举止言谈都斯文有礼，而这些伦敦妇女什么话都说。她们年龄有大有小，来自不同民族，有的只能勉强说几句英语，其中包括两个来自被德国人占领的比利时的难民。她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全都处境艰难，急需这份工作。
“我就问他，‘那我该怎么说呢，大夫？’他对我说，‘你该说你的指头发痒了’。”
她们在缝制英国军队的制服，为成千上万军人做束腰上衣和裤子。邻街的裁布厂日复一日送来一块块厚卡其布，大纸箱里装满袖子、后背和裤腿，由妇女们在这儿制作成衣，再把衣服送到另一个小工厂，打扣眼、缝上纽扣。她们是计件工，干多少活，就拿多少报酬。
“他对我说，‘你的指头是一直发痒，还是偶尔才痒？’”
米尔德里德停顿了一会儿，女人们都不说话，等着听最关键的部分。
“我说，‘不，大夫，只有用它撒尿的时候才发痒’。”
女人们哄然笑了起来，爆发出一阵喝彩声。
一个瘦小的十二岁女孩走了进来，她的肩上担着一根长竿子，两头挂着水杯和啤酒杯，大大小小一共二十个。她小心翼翼地把竿子放在工作台上。杯子里装着茶、热巧克力、清汤或淡得像白水的咖啡。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杯子。她们每天早晚各一次拿出一个或半个便士，让这个名叫艾莉的女孩去隔壁的咖啡馆装满这些杯子。
女人们喝着自己的饮料，伸一伸胳膊和腿，揉揉眼睛。艾瑟尔想，这工作虽说不像挖煤那样辛苦，但也十分累人，你得在机器前弯着腰，眼睛紧盯着针脚一连干上好几个小时，还不能出任何差错。上头的老板曼尼・利托要检查每一件成品，若是发现哪里缝得不对就不付报酬，但艾瑟尔怀疑那些有问题的服装也照样被他一并发走。
五分钟后，曼尼走进操作间，拍了拍手说：“好啦，开始工作吧。”女人们把杯子里的东西喝完，又坐回长椅上。
大家都说曼尼是苛刻的监工，但并不是最坏的。至少他没有揩姑娘们的油，占她们的便宜。他三十岁上下，长着黑眼睛、黑胡子。他父亲是个裁缝，从俄国老家来这儿，在米尔安德路上开了一家店铺，专门为银行职员和证券经纪人的跑腿缝制便宜的外套。曼尼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了生意之道，开始了更为雄心勃勃的事业。
这场战争给他带来大笔生意。从八月到圣诞节，数以百万的人自愿参军，这些人全都需要军装。曼尼雇用了所有他能找到的缝纫女工。幸运的是艾瑟尔在泰-格温时就学会用缝纫机了。
艾瑟尔需要找份工作。虽然她已经买了房子，还能从米尔德里德那里收到房租，但她必须攒些钱，以备生孩子的时候用。但找工作的遭遇让她既沮丧又愤怒。
各种新工作都面向妇女，但艾瑟尔很快就看清男女仍然是不平等的。一份男人每周能赚三到四英镑的工作，女人只能拿到一英镑。即便如此，女人还不得不忍受敌意和迫害。男乘客会拒绝向女乘务员出示车票，男技师会往女技师的工具箱里倒机油，工厂大门边上的酒吧不允许女工进入。最让艾瑟尔愤恨的是，同样是这些男人，如果看见一个女人带着的孩子穿戴破旧，就会说这女人懒惰无能。
最后，她只得忍气吞声，勉强在一向雇佣女性的行业里寻找机会，并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改变这种不公正的制度。
她揉了揉后背。预产期就在一两周之内，所以她眼下这几天就该停止工作。挺着个大肚子踩缝纫机很不方便，但她发现那种要吞噬她的疲惫感才最难受。
又有两个女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手上缠着绷带。缝纫工经常被机针扎伤，或者在修剪工件时让锋利的剪刀割伤。
艾瑟尔说：“你看，曼尼，你应该在这儿放个小药箱，里头放点儿绷带和碘酒，再用铁盒装些其他零碎。”
曼尼说：“你以为我是造钱的？”每次他的工人提出什么要求，他都这么回答。
“但是每次我们有谁受伤了，你可就得赔钱了，”艾瑟尔好心好意地劝说道，“她们两个离开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就因为不得不跑药房去让药剂师看一眼伤口。”
缠着绷带那个咧嘴一笑，说：“而且，我还得在‘小狗小鸭’酒吧待上一会儿，给自己压压惊。”
曼尼没好气地对艾瑟尔说：“我看你还想让我在药箱里放一瓶杜松子酒吧。”
艾瑟尔没理会他这句话：“我可以给你列个单子，算算该花多少钱，然后你再作决定，行不行？”
“我可没答应任何事情。”曼尼说，但他每次一说这句话，几乎就算是答应了。
“那好吧。”艾瑟尔转过身，继续干手里的活。
每次都是艾瑟尔向曼尼提出改进工作环境的要求，或是抗议曼尼作出对她们不利的决定，比如让她们自己支付磨剪子的钱。这一切并非刻意，但她似乎成了她父亲经常担当的那种角色。
脏兮兮的窗户外面，短暂的午后时光匆匆过去，天色已经变暗。艾瑟尔觉得每天最后的三个小时最难熬。她后背酸疼，头顶的灯光照得她脑袋阵阵作痛。
可是，到了七点钟的时候，她又不愿意回家了。一想到要独自熬过漫漫长夜，她就感到压抑。
艾瑟尔初来伦敦的时候倒是受到几个年轻人的注意。她没有真正地喜欢哪一个，但她接受邀请，一道去看电影，听音乐会，晚上去酒吧坐坐，她也吻过其中一个，尽管算不上有多热情。然而，一旦她的身孕显形，他们就一个个打了退堂鼓。漂亮女孩令人爱慕，可怀了孩子的妇女就另当别论了。
今晚还好，她要去参加一个工党举行的会议。艾瑟尔在买下房子不久就加入了独立工党的阿尔德盖特分部。她很想知道父亲要是知道了会有何感想。他会像上次那样从家里把她赶走，将她排斥在自己的政党之外，还是正好相反，他会暗暗高兴呢？这件事她可能永远都无从了解。
今晚的演讲者是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她是一位女权运动领袖，为妇女参政奔走呼吁。眼前这场战争在著名的潘克赫斯特家族内部造成了分裂。母亲埃米琳表示要在战争期间放弃这项运动。她的女儿克里斯塔贝尔支持母亲，但另一个女儿西尔维亚跟她们分道扬镳，继续从事女权运动。艾瑟尔站在西尔维亚一边——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妇女都受到同样的压迫，她们若没有选举权就永远不会受到公平对待。
她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跟其他女工说再见。煤气灯下的街道上人来人往，有匆匆往家赶的工人，也有揽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者。“小狗小鸭”酒吧的门敞开着，里面逸出一股温热而兴奋的气息。艾瑟尔理解那些整晚都待在这种地方的女人。茶坊酒肆比大多数人的家舒服，能找到亲密的陪伴，就着廉价的杜松子酒一醉方休。
酒吧旁边是一家名叫“李普曼”的杂货店，但现在已经关门了。一伙爱国者砸烂了这家店铺，只因为它取了个德国名字。铺子已经用木板条封了起来。讽刺的是，店主实际上是个来自格拉斯哥的犹太人，他的儿子正在高地轻步兵团服役。
艾瑟尔赶上一辆公共汽车。尽管只有两站地，但她实在太累，不想步行。
会议在卡尔瓦利福音馆举行，这也是茉黛女勋爵诊所的所在地。艾瑟尔之所以在阿尔德盖特安家，就因为这是她唯一听过的伦敦城区，茉黛曾多次提到这个名字。
墙壁上的几个煤气炉架都点了火，让会堂显得欢快惬意，房间正中的煤炉驱散了寒气。一排排廉价的折叠椅早已摆好，面对着前面的一张桌子和诵经台。分部书记伯尼・莱克维兹跟艾瑟尔打了声招呼，这人勤奋好学，虽然有些迂腐，但十分热心。今天他显得有些不安。“我们的演讲人不来了。”他对艾瑟尔说。
艾瑟尔有些失望。“那我们怎么办？”她问道，朝四下看了看，“你这儿已经来了五十多人了。”
“他们另派了一个人代替，但她还没有赶到。我不知道这人能不能起作用。她连党员都不是。”
“是谁？”
“她的名字是茉黛・菲茨赫伯特女勋爵。”伯尼不以为然地补充说，“据我推测，她出自某个拥有煤矿的家族。”
艾瑟尔笑了。“真想不到！”她说，“我以前为她工作。”
“她演说怎么样？”
“我不知道。”
艾瑟尔一时来了兴致。自从那个决定命运的星期二——茉黛与沃尔特・冯・乌尔里希结婚，英国向德国宣战——以后，她还没有见过茉黛。艾瑟尔还保存着沃尔特给她买的礼服，她把这件衣服小心翼翼地用纸巾裹起来，挂在衣柜里。那是一条粉色的丝绸薄纱连衣裙，也是她迄今拥有的最美丽的东西。当然，这衣服现在已经穿不进去了。再说，穿这种上好的衣服参加工党会议也不合适。当时戴的那顶帽子她也没丢，事后就放进了邦德街那家店铺的原包装盒里。
艾瑟尔在位子上坐下，总算让不堪重负的双脚轻松了下来，然后等待会议开始。她永远不会忘记婚礼后跟沃尔特那位英俊的堂兄罗伯特・冯・乌尔里希去丽兹的经历。进餐厅时有一两个女人紧紧盯着她看，让她怀疑虽然自己穿的是昂贵的衣服，但一定是什么地方暴露出她来自工人阶级。不过她没怎么放在心上。罗伯特尖酸刻薄地对其他女人的衣着和首饰评头论足，听得她乐不可支，她跟他稍带提及威尔士采矿小镇上的生活，这些对他来说，新奇程度不亚于听人说起因纽特人。
他们如今在什么地方呢？不用说，沃尔特和罗伯特两人都参加了战争，沃尔特跟随德国部队，罗伯特则加入奥地利军队，艾瑟尔无法得知他们是死是活。她再也没有听过菲茨的消息。她推测他跟随威尔士步枪团去了法国，但甚至连这一点她也无法确定。不过，她还是认真看了报纸上的阵亡名单，担惊受怕地寻找菲茨赫伯特的名字。她恨他那样狠心待她，但没发现他的名字还是让她大大松了一口气。
她本可以跟茉黛保持联系，只要周三去她的诊所就行了，但她该为自己的到访作何解释？除了七月闹了一次小小的恐慌——她发现内衣上有了一点点血迹，格林沃德医生安慰她说不必在意——她的身体没有任何异常。
不过，六个月过去了，茉黛却一点儿都没有变。她像以前一样精心装扮，引人注目。她戴着一顶大大的宽边帽子，别在帽带上的一支羽毛高高挺起，好似游船的桅杆。艾瑟尔一下子觉得自己身上的棕色旧外套寒酸至极。
茉黛发现了她，朝这边走了过来。“你好啊，威廉姆斯！对不起，我该叫艾瑟尔。这真是意外的惊喜！”
艾瑟尔握了握她的手。“我就不站起来了，你能原谅我吧，”她拍了拍胀鼓鼓的肚子，“刚才我还想呢，就是国王来了，我恐怕都站不起来。”
“千万别在意。开完会，我们找个地方说说话行吗？”
“那太好了。”
茉黛走到桌边，伯尼便宣布会议开始。像伦敦东区的许多居民一样，伯尼是个俄裔犹太人。事实上东区很少有纯正的英国人，那儿有很多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战争之前还有很多德国人，而现在来了成千上万的比利时难民。东区是他们下船上岸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定居的落脚点。
尽管今天请了一位特殊客人，伯尼还是坚持首先说明未到会者的缺席原因，总结前次会议的纪要等烦琐事项。他以前曾在地方议会的图书馆工作，做事十分注重细节。
最后他才介绍茉黛。她谈吐自信，深知妇女所受的压迫。“女人跟男人做同样的工作，就应该获得相同的工资，但是，他们常常对我们说男人需要养家过日子。”
台下几个男人使劲点着头——他们一直就是这么说的。
“可是，一个要养家过日子的女人该怎么办呢？”
这话赢得了女人们的低声附和。
“上周我在阿克顿遇到了一个女孩，丈夫离开了她，她要用每周两英镑的收入养活自己的五个孩子，让他们吃饱穿好。她丈夫在托特纳姆制造船螺旋桨，每周能挣四镑十先令，但钱全花在小酒馆里！”
“就是这样！”艾瑟尔身后的一个女人说。
“最近我在伯蒙德跟一个女人谈过话，她丈夫在伊普尔战死了。她要抚养他的四个孩子，但只能拿女人拿的那点儿工资。”
“真是可耻！”几个女人异口同声。
“如果雇主为每一枚活塞销付给男工人一个先令，那也该付给女工人相同的工资。”
男人们不安地在椅子上挪动着。
茉黛用冷冷的目光扫视下面的听众。“每当我听到社会党的那些男人反对同工同酬，我就会对他们说：你们是在容许贪婪的雇主把女性当作廉价劳动力吗？”
艾瑟尔觉得，以茉黛的出身，需要很大的勇气、很强的独立性才能拥有这样的见解。她很羡慕茉黛。羡慕她漂亮的衣服和流利的演讲。最让她嫉妒的，是茉黛跟自己爱的人结了婚。
演讲结束后，几个工党男党员挑衅般向茉黛发问。分部出纳员是一个红脸膛的苏格兰人，名叫乔克・里德，他说：“我们的小伙子们正在法国出生入死，你怎么还能在这儿不停地抱怨什么女人的选举权？”有人在下面大声附和着。
“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个，因为这也是困扰很多男人和女人的问题。”茉黛说。艾瑟尔钦佩她回答中那种和缓安抚的语气，跟充满敌意的提问者形成强烈的反差。“战争期间是否该继续进行正常的政治活动？你是否要参加工党的会议？工会是否要继续抗争反对剥削工人？保守党在这期间停止运作了吗？不公正和压迫现象延迟进行了吗？没有，同志。我们绝不能容许与进步为敌的人利用战争扩大声势。它绝不能成为因循守旧势力阻挡我们的借口。正如劳埃德・乔治先生所说，一切还是老样子。”
会议结束后，有人端上茶水——自然又是女人在忙碌。茉黛坐在艾瑟尔旁边，她摘下手套，柔嫩的手捧着粗糙的蓝色陶土杯碟。艾瑟尔觉得不能跟茉黛说她哥哥的真相，那样显得太不近人情。于是她便继续编造故事，那个“泰迪・威廉姆斯”在法国战死了。“我就跟人家说我们结婚了，”她碰了碰手上那只廉价的戒指，“这些日子谁都不在乎这种事了。男人们要上战场，女孩都想遂了他们的心愿，结不结婚都行。”她压低声音接着说，“我估计你没有沃尔特的消息吧。”
茉黛笑了：“发生了一件让人惊奇的事情。你读过圣诞休战的报道吗？”
“是啊，我当然读了。英国人和德国人交换礼物，在无人区踢足球。只可惜他们没把休战持续下去，就此拒绝打仗。”
“的确。不过菲茨见到了沃尔特！”
“是吗，这简直不可思议。”
“是啊，菲茨不知道我们结婚了，所以沃尔特就十分小心，不能说漏嘴。但他传来消息，说他在圣诞节那天想着我。”
艾瑟尔捏了捏茉黛的手：“这么说，他一切都好！”
“他一直在东普鲁士打仗，现在到法国前线了，但他没受过伤。”
“谢天谢地。不过我觉得你不太可能再收到他的消息了。这种好运气不会天天有。”
“是啊。我唯一的希望是，他出于某种原因被派到某个中立的国家，比如瑞典或者美国，在那儿他就可以给我写信了。否则我就得一直等着，直到战争结束。”
“伯爵怎么样？”
“菲茨很好。战争最初的几周他是在巴黎度过的。”
那时候我正在血汗工厂寻找工作，艾瑟尔愤愤不平地想。
茉黛接着说：“碧公主生了一个男孩。”
“菲茨肯定很高兴，他有了继承人。”
“我们都很高兴。”茉黛说。艾瑟尔意识到，她虽然离经叛道，但仍然是位贵族。
会议就这样散了。外面有辆出租车等着茉黛，两个女人互相道别。艾瑟尔和伯尼・莱克维兹一起上了公共汽车。“她比我预想的要好，”他说，“她来自上层阶级，但头脑很清醒。而且也很友好，尤其是对你。我估计你在那儿工作的时候跟他们一家处得很不错。”
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你猜都猜不到，艾瑟尔想。
艾瑟尔住的那条街很安静，斜坡上排列着一座座小房子，尽管陈旧，但房子盖得很好，住户大多是较为富裕的工人、手工业者和企业管理者。伯尼陪着她走到大门口。他大概想吻她一下作为道别。她心里犹豫着是否要让他这样，因为她心存感激，世界上还算有个人依然觉得她漂亮，被她吸引。
最后还是理智占了上风：她不想让他空怀希望。“晚安，同志！”她乐呵呵地说，随后进屋关门。
楼上黑着灯，没有任何动静——米尔德里德和她的孩子已经睡着了。艾瑟尔脱去衣服钻进被子。她很疲乏，但头脑依然活跃，让她无法入睡。过了一会儿她从床上爬起来，烧了一壶茶。
她决定给弟弟写一封信。她打开记事本，写道：
我最亲爱的妹妹利比，
按照他们孩提时玩的秘密代码，这封信要跳着读，只有第三个单词才算数，熟悉的名字必须颠倒着写，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亲爱的比利”。
她记得自己的办法是先把想说的话写好，然后再把其他字眼安插在空白处。她继续写道：
独处孤单觉得痛苦。
接着她为这句话加密。
我正独处此地，如果你孤单一人，就不觉得幸福或痛苦。
小时候她很爱玩这个游戏，这等于发明出一条假想的消息来隐藏真实内容。她和比利还琢磨出一种有用的技巧：打了叉的话算，下面画线的话则不算。
她决定先把想写的东西全写出来，再回过头来加密。
伦敦的街道不是用金子铺的，至少阿尔德盖特这里如此。
她原来想写一封让人读起来高兴的信，避而不谈自己的烦恼。后来她又想：去他的吧，我跟自己的弟弟就该说实话。
我以前相信自己与众不同，你先别问为什么。人们都说，她那么完美，自以为待在阿伯罗温太可惜了。他们那时并未说错。
一想起过去的那段时光，她就忍不住泪眼模糊——干干净净的制服，一尘不染的仆人休息室里丰盛的餐食，还有，最让她难过的是曾经拥有的苗条、漂亮的身体，如今已是另一番模样。
如今我落到了这步田地，每天在曼尼・利托夫的血汗工厂干十二个小时。我每晚都头疼，后背更是疼得没完没了。现在我怀着一个没人想要的孩子。也没人愿意要我，除了一个乏味的、戴眼镜的图书管理员。
她咬着铅笔头，呆呆地想了很长时间，最后写道：
我真不如死了的好。
每到当月第二个星期天，就有一位东正教教士从加地夫坐火车到阿伯罗温山谷，提着一只装满精心包裹的圣像和烛台的手提箱，来为俄国人做礼拜。
列夫・别斯科夫讨厌牧师，但他每次都参加礼拜——这种事情必须到场，因为随后有一顿免费的午餐。礼拜在一间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举行。墙上镶着一块牌匾，说明这是一家卡内基图书馆，是用美国慈善家的捐款修建的。列夫能读懂东西，但他不太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觉得阅读是一种乐趣。这儿的报纸被固定在大木夹子上，这样就不会被人偷走了，屋子里还有个写着“肃静”的牌子。待在这种地方究竟能有什么意思呢？
阿伯罗温的大多事情列夫都不喜欢。
什么地方的马都一样，但他讨厌在井下工作。周围总是黑咕隆咚，半明半暗，浓重的煤尘让他咳嗽不止。
这地方总是阴雨连绵。他从未见过哪里会下这么多雨。没有电闪雷鸣后的暴雨，也没有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和随后云开日出的干爽天气。不，这里是滴滴答答的毛毛雨，一下就是一整天，有时甚至是一个礼拜。雨水顺着裤脚爬到他的身上，再从衬衣的后摆滴到地上。
罢工的浪潮在八月战争爆发后渐渐消退，矿工们陆续开始上班了。大多人被重新雇用，住回了原来的房子。但不包括被管理方认定是带头闹事的人，他们中大部分已经离开，参加了威尔士步枪团。被逐出的那些寡妇也找到了住的地方。破坏罢工的人也不再受孤立——当地人最后明白过来，实际上这些外国人也一样受资本主义制度的操纵。
不过，这并不是列夫逃离圣彼得堡的目的。当然，英国比俄国好，这里容许有工会，警察也没有完全失控，连犹太人都十分自由。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打算在这个偏僻的采矿小镇扎根，靠累死累活的工作维持生计。这不是他和格雷戈里梦想的那种日子。这里不是美国。
就算他有心留下，但为了格雷戈里也得继续前进。他知道亏待了自己的哥哥，所以发誓要寄钱给他买船票。列夫没少干违背承诺的事，但这次他决心说话算话。
他就快攒够从加地夫到纽约的船票钱了。他把这些钱藏在威灵顿街的房子里，在厨房的石板下面，连同他的那把手枪和他哥哥的护照。当然，这笔钱并不是靠他每周的工资积攒下的，那点钱几乎只够他买啤酒和烟草。他的积蓄来自每周的牌局。
斯皮利亚已经不做他的搭档了。这个年轻人在几天后就离开了阿伯罗温，回到加地夫找更轻松的工作去了。不过，要找一个贪婪的人并不难，列夫很快就结交了一个名叫里斯・普莱斯的经理助理。列夫确保里斯少输多赢，然后两人平分收益。重要的是不能做得太过火：有时别人也得赢上一两次。如果矿工们知道了这些秘密，不光是扑克牌赌局不能再玩了，他们还有可能杀了列夫。所以，钱积攒得很慢，因此列夫不能放弃这顿免费的午餐。
每次牧师都是坐着伯爵的汽车从火车站到泰-格温的，总有雪利酒和蛋糕招待他。若碧公主在家，就会和牧师一道去图书馆，在他入场的前几分钟进去，如此便不必跟平民一起等太久。
今天她进门的时候，阅览室墙上的大挂钟刚过十一点。天气寒冷，她穿戴着白色毛皮大衣和帽子抵挡2月的严寒。列夫强忍着浑身的颤抖——他一看见她，就仿佛回到了六岁，再次经历一个孩子目睹父亲被当众吊死的巨大恐惧。
牧师跟在后面，身穿一袭米色长袍，戴着一条金腰带。今天是头一次还有另一个人陪着他，那人穿着见习牧师的衣服，列夫仔细一瞧，立刻惊呆了——竟是他以前的同伙斯皮利亚。
看着两位牧师开始准备礼拜用的五个烤饼和红酒，列夫脑子里一片混乱。是上帝让斯皮利亚改变了自己，还是他把牧师这套行头当成偷窃和行骗的又一种掩护？
老牧师唱起祝祷词，几个更虔诚的人组成了一个唱诗班——他们的威尔士邻居对这种进步十分赞赏——现在他们唱着第一首圣歌。列夫照着别人的样子在胸前画十字，但他心神不定，一直在想着斯皮利亚。一个牧师出于公正的目的会直接说出真相，从而毁掉一切——不会再有赌局，也不会有去美国的船票，不会有钱寄给格雷戈里了。
列夫回忆起最后那天发生在“天使加百利号”上的事情，当时他恶狠狠地威胁说要把斯皮利亚从船上扔下去，只是因为一句话惹恼了他。这件事斯皮利亚也一定记得。列夫后悔当初不该这样侮辱他。
礼拜的整个过程里，列夫一直观察着斯皮利亚，希望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当他走上前去接受圣餐时，试图跟自己的老朋友对视一下，但对方没有流露任何认出他的迹象——斯皮利亚完全沉浸在仪式之中，或者假装是这样。
接着，两位神职人员同公主一道坐车走了，三十几个俄国基督教徒也步行离去。列夫不知道斯皮利亚会不会在泰-格温跟他说话，不安地寻思着他可能会说些什么。他会不会假装那些欺骗行为从未发生过？他是否会走漏消息，把矿工们的怒火引到列夫的头上？他会不会开出价码，换取自己的沉默？
列夫真想立刻离开镇子。每隔一两个小时就有一列火车前往加地夫。如果他手里再多点钱可能立刻就逃了。但他的钱不够买票，所以只得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山坡，到城外伯爵的豪华宅邸吃午饭。
他们在楼下的仆人休息室进餐。饭食很丰盛——有羊肉炖菜，面包随便吃，还能喝到麦芽啤酒。公主身边的中年俄国女仆妮娜也加入进来，为他们充当翻译。她对列夫很有好感，给他多拿了一份啤酒。
牧师跟碧一起进餐，但斯皮利亚来到仆人休息室，在列夫旁边坐下。列夫脸上露出最为热情的笑容：“你好，老朋友，真是太让人惊喜了！”他用俄语说，“恭喜恭喜！”
斯皮利亚没被他的话打动：“你还在打牌吗，我的孩子？”
列夫脸上仍带着笑意，压低了声音说：“如果你不提这事儿，我也闭嘴，公不公平？”
“我们饭后再谈。”
列夫很沮丧，斯皮利亚到底打算耍什么花招，他要当正人君子，还是准备勒索要挟？
午餐结束后，斯皮利亚从后门出去，列夫跟在他后面。斯皮利亚一言不发地带着列夫来到一个白色的圆形大厅，这里好似一个微型的希腊神庙。站在上升的平台上，任何人靠近这里他们都能看见。天空下着雨，雨水滴滴答答沿着一根根大理石柱落下来。列夫抖掉帽子上的雨滴，又把它戴回头上。
斯皮利亚说：“你还记得在船上时我问你，如果我拒绝给你那一半钱，你会怎么做吧？”
列夫当时使劲把斯皮利亚抵在栏杆上，威胁要拧断他的脖子，把尸体扔进大海。“不，我不记得了。”他撒谎说。
“没关系，”斯皮利亚说，“我只是想原谅你。”
这么说，他是要公正处置，列夫稍稍放下心来。
“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有罪的，”斯皮利亚说，“我已经认罪，并获得了赦免。”
“那我就不跟你的牧师打牌了。”
“不要开玩笑。”
列夫真想一把扼住斯皮利亚的喉咙，就像在船上那样，但斯皮利亚看来不会再受人恫吓。这身长袍给他壮了胆，这实在有点讽刺。
斯皮利亚接着说：“我应该向那些被你骗了钱的人揭露你的罪行。”
“他们不会感谢你。他们会报复我，也一样报复你。”
“我的圣衣会保护我。”
列夫摇了摇头：“你和我骗的都是些穷犹太人。他们大概还记得哥萨克人鞭打他们的时候，牧师在一旁笑着看热闹。你穿了长袍他们就踢得更狠，直到把你踢死了事。”
斯皮利亚那张年轻的脸上拂过一丝愠怒之色，但他强作笑容：“我更关心你，我的孩子。我不希望挑起暴力来对付你。”
列夫明白自己正面临威胁：“那你打算怎么办？”
“问题是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我停手的话，你会闭嘴吗？”
“如果你承认，做一次真诚的忏悔，停止你的罪，上帝会原谅你的——随后，我也不必再去惩罚你。”
那样，你也就逃脱了惩罚，列夫想。“好吧，我会照做。”他话一出口，就发觉自己这番让步做得太快了。
斯皮利亚接下去的话证明他没那么容易上当。“我会检查的，”他说，“如果我发现你违背了对我和上帝的承诺，我就会向你的受害者揭露你的罪行。”
“他们会杀了我的。你干得好，神父。”
“在我看来，这是解决这一道德难题的最好办法。我的牧师也同意。所以，要么接受，要么放弃。”
“我没有选择。”
“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斯皮利亚说。
列夫走开了。
他离开泰-格温大宅，冒雨赶回阿伯罗温，憋着一肚子火。他恨恨地想，身为牧师，怎么可以剥夺一个人活得更好的机会？斯皮利亚现在过得舒舒服服，衣食住行都有保障，由教堂和饥肠辘辘、一贫如洗的朝拜者们供养。这辈子大概斯皮利亚除了唱礼拜，以及胡搞当祭台助手的男孩以外，什么都不用干了。
列夫该怎么办？如果他放弃纸牌赌博，就永远攒不够路费。他注定要在这儿待下去，年复一年，在八百多米的井下喂马。他再也别想履行诺言，把去美国的船票钱寄给格雷戈里了。
列夫从来就不会挑稳稳当当的路走。
他朝双冠酒馆走去。在严守安息日规矩的威尔士，酒馆在礼拜天不能开门，但阿伯罗温当地不太重视这个。镇上只有一个警察，而他也跟大多数人一样，礼拜天在家休息。双冠把正门关上装装样子，常客们从厨房进去，里面的生意照常进行。
庞蒂家的两兄弟乔伊和乔尼正待在酒吧，喝着威士忌，这很少见。矿工们都喝啤酒，只有富人才喝得起威士忌，一瓶威士忌大概够双冠酒吧维持一年。
列夫要了一罐啤酒，跟其中的哥哥打招呼：“哎，乔伊。”
“哎，格雷戈里。”列夫仍然用他哥哥的名字，护照上就是这样写的。
“今天有钱了吧，乔伊，对不对？”
“哎。我跟乔尼昨天去了加地夫的拳击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