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叛乱的准备上，刘濞的另一个举动，就是联络齐国。其实在原本的分封中，齐国才是诸侯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齐国的城池有70多座，而且齐国是当时整个汉帝国最富庶的地区，其财政储备和粮食储备，都是各诸侯国中最好的。对于齐国的强大力量，汉帝国早在汉文帝时候就产生警觉，将其国土分而治之。到了汉景帝刘启在位的时候，齐国的疆界，已经划归了胶西王、齐王、济南王、济北王、淄川王等各路诸侯，实力已经分散。但是刘濞善于抓重点。当时的齐地，实力最强大的就是胶西王刘卯。此人的地盘在整个齐地是最大的，齐地的70座城池，他自己就占有了30多座。史载当时“齐人皆畏之”。刘卯的城池虽然不如刘濞多，但其属地土地富庶。其本人又性格彪悍凶残，是诸侯中的一方雄杰。对这样的人物，刘濞自然极力拉拢。他最打动刘卯的，就是和刘卯相约推翻汉帝国后“平分天下”。之所以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是因为刘卯所处的战略位置重要，一旦刘卯从侧面出击，那么西汉帝国就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而且占西汉帝国财政收入三分之一的齐地沦陷，也将从此令西汉帝国财政“断奶”。除了刘卯外，刘濞先后串联的，一共有14个诸侯王，如果以国土面积论，这时候和刘濞结成“统一战线”的诸侯，其地盘已经远远大于汉帝国的实际统治区域，实力的对比，已然本末倒置。
对于有可能发生的变乱，汉景帝刘启也做出了应对，一是往各路诸侯国派驻中央官员以及巡查御使，这些人的存在，使中央可以及时掌握诸侯国的动向；另一个重要动作，就是加紧分化拉拢诸侯国。在当时的各路诸侯国中，还有8个诸侯国是坚决站在汉帝国中央一边的，包括梁王、代王、河间王、临江王、淮阳王、汝南王、广川王和长沙国。这8个诸侯国之所以支持中央，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中央的削藩政策，而是他们的血缘与汉景帝刘启太近，其中梁王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代王是汉景帝的亲侄，其余的六个王爷，都是汉景帝的儿子。对于他们来说，削藩固然损害自己的利益，但是一旦吴王刘濞夺权，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灭顶之灾。所以“两害相较取其轻”，他们也只有把自己捆绑在汉帝国中央政府的战车上。这8个诸侯国数目虽然多，实力却极其有限，除了梁王刘武之外，其他人实力都很弱小，根本无力和吴王、楚王、胶西王这样的豪强抗衡。所以汉景帝刘启着力拉拢的就是梁王刘武，他给予了刘武大量经济和武力支持，并且帮助他重新修缮梁国重镇睢阳的城池。这一步十分重要，梁国的边境和吴楚接壤，一旦战争爆发，吴楚联军的主力势必会集中攻打梁王的属地，一旦梁国沦陷，那么长安的门户函谷关就将直接暴露在叛军的眼皮子底下，到时候局面就非常糟糕了。
公元前154年正月，刘启发布削藩令，诏书送到吴国，吴王刘濞随即决定造反。这场造反他已经准备了几十年，此时水到渠成。刘濞立刻诛杀境内所有的汉帝国高官，下令全国动员，其境内15岁以上，62岁以下的所有男子，都必须应征从军。与此同时，楚王也起兵响应，杀掉境内的汉朝官员，在广陵与刘濞会师，当时的吴楚联军，其总数已经超过了50万人。而且在实力强大的同时，刘濞的宣传工作做得也好，他把造反的口号定为“清君侧，诛晁错”，即宣布自己并不是要夺皇位，而是要诛杀力主削藩的“奸臣”晁错。一时之间，全国上下沸反盈天。
当时的局面，对于汉帝国是非常不利的。暴乱发生后，早就与刘濞串通的胶西王刘卯也起兵作乱，加上齐地当地的淄川王、济南王、胶东王，以及北方的赵王，一共有7个诸侯国参与叛乱，史称“七国之乱”。这七个叛乱的国家，都是诸侯中实力非常强大者，战略位置也极其重要。比如赵王，他的位置地处防御匈奴的要冲，更和匈奴挂上了联系，齐地三王的叛乱，也让西汉帝国失去了平叛所需要的钱粮赋税。这样一来，汉帝国是既失去了战略优势，更失去了财政优势，中央的名义，只有一个空架子。就在汉帝国准备平叛战争的时候，和汉帝国一直有“和亲”关系的匈奴也频频动作，他们频繁的集结大军侵扰汉帝国北方边境，所以汉帝国最精锐的边防骑兵部队，一时难以调集南下平叛。在叛乱的初期，汉帝国可以投入平叛战争的机动军队，竟然只有不到10万人，这个数量，比起声势浩大的吴楚50万叛军，自然是大为不如。
所以在叛乱发生后，西汉帝国败绩连连。在南线上，吴楚联军长驱直入，西汉帝国本来在梁国设立的防线，才打了没几天就土崩瓦解。双方在赤壁交兵，梁国军队被杀伤数万人，主力一战尽失，无奈之下，梁国只能退守睢阳城坚守。这已经是到了绝路上，一旦睢阳被叛军攻破，那么函谷关以南将再无险要位置可守，叛军完全可以长驱直入，一举拿下函谷关。在齐地方面，倒是传来了对西汉帝国有利的消息：齐王在本来参与叛乱的情况下，因为担心事情不成而反悔，反而和胶西王等人打了起来，这样齐地叛军之间首先陷入了内战，暂时无暇东进。齐王之所以变卦，关键在于此时的齐王刘将闾原本是齐王刘肥的正宗，早就不甘心居于胶西王之下，也不愿意受其节制，而且齐王的属下，多为主张“大一统”的儒生，他们的拼命阻挠，也让齐王最终变卦。之后，齐王死守临淄城，与齐地叛军相持，使山东的战火，暂时没有蔓延到汉帝国直属区域内。与此同时，刘濞所串联的13个诸侯王里，淮南王和济北王的臣下主要都是亲汉势力，拒绝执行王命，因此无法参与；燕王和城阳王属于首鼠两端的角色，在没有弄清楚力量对比前，他们也选择了按兵不动；庐江王和衡山王，则是因为和吴王刘濞有矛盾，不甘心居于刘濞之下，因此最后也没有买账，这些临阵变卦的诸侯，虽然在叛乱势力中处于弱势，但是他们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因为他们的倒戈，汉帝国可以放心大胆地执行平叛方略。
说到汉帝国的平叛，虽然最后的平叛者是周亚夫，但是最早为汉帝国定下平叛方略的，却是削藩的倡导者晁错。早在削藩令酝酿时，晁错在给汉景帝刘启的奏疏中，就提出了“以梁国为屏，以齐地为隙”的平叛方略，即利用梁国坚固的防御阵线，阻止叛军的北进，再以重兵从齐地突破，达到迂回歼灭叛军的目的。但是在叛乱早期，面对连战连败的局势，汉帝国还是准备不足，而刘濞“诛晁错”的口号，更一时蒙蔽了很多人。为了暂时稳住局势，汉景帝诛杀了晁错，现在有人把汉景帝诛杀晁错，看成是为了赢得平叛时间所做的“缓兵之计”，但事实上，当时汉景帝已经是平叛之心大沮。在杀掉晁错后，他曾经问从前线归来的使者邓公：“闻晁错死，吴楚罢不？”可见当时的汉景帝，已经打算息事宁人，求得一时太平。但是邓公的回答却给了汉景帝当头一棒：“吴为反数十岁也，其意不在错也。”这才让刘启彻底明白了刘濞的用心，刘濞自己的行为更表明了态度，他狂妄地自称“我意为东帝”，夺取天下之心，已昭然若揭。
既然刘濞要反到底，汉帝国也要奉陪到底。汉帝国被委任平叛的主帅，是太尉周亚夫。与此同时，汉帝国还派遣两路偏师牵制，一路是栾布的军队，用以平定齐地；一路是骊寄的军队，用以对付赵国。此时的汉帝国，在兵力对比上，比起叛军是严重的劣势，人口和经济资源更不及。在叛乱发生后，汉帝国的府库为之一空，为了筹措军费，汉帝国甚至不得不向关中的富商巨贾告贷。所以，虽然梁国凭借着防御城池抵挡住了吴楚联军，齐地的叛乱也暂时成了相持局面，但以汉帝国此时的经济能力，拖是根本拖不起的，速战速决才是上策，但此时汉帝国动用的全部兵力，加起来不足10万，速战又谈何容易？
所以周亚夫在临危受命之后，他的平叛政策就一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早在临危受命时，他就向汉景帝言明：“楚军彪悍，难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就是说，他要以梁国为诱饵，吸引吴楚联军的攻击，然后抄吴楚联军的后路，断绝他们的粮草供应。此举在当时是冒着非常大的政治风险的，梁王刘武不但是汉景帝的亲弟弟，更是窦太后最宠爱的儿子，得罪了梁王，也就意味着得罪了当时的西汉皇室。在七国之乱结束后，周亚夫最终遭到了汉景帝的清算，以谋反罪被逮捕，死于牢狱之中。悲剧的缘起，就在于这场战争。
战事打响之后，梁国重镇睢阳遭到围攻，梁王数次派人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都置之不理，仅命将领李广带领少数部队前往救援，吴楚联军50万人攻打睢阳日烈，这一战成就了后来的“飞将军”李广。在战斗中，原本是骑兵的李广登城作战，凭借其精妙的射术不断狙杀吴楚联军的将领，成了当时战场上最牛的狙击手，他骁勇的身手也得到了梁王的赞赏。但局面依旧危急，虽然睢阳之前做足了战争准备，储备了大量的粮草，但是弩箭储备却严重不足，被围困两个月，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打到最后，梁国军队不得不把棉衣挂在城池上，浇上水来吸附敌人的弩箭，而梁王刘武更是身先士卒，亲自站在城池上督战，激励全城军民万众一心。
睢阳城的决死抵抗，给了周亚夫施展自己战略的时间，趁吴楚联军猛攻的机会。周亚夫派兵从昌邑出发一路南下，一举夺取了泗水入淮之口，吴楚联军的粮道就此断绝。闻听噩耗的刘濞无奈，只好撤回对睢阳的包围，转而与周亚夫决战，然而这时候的作战地区，是在江淮平原的平地上，汉军的主要部队是南军和北军，这两支军队长期的“假想敌”，是北方彪悍的匈奴骑兵，其作战方式也是以骑兵和战车防御为主，虽然人数比较少，却都是身经百战、优中选优的精锐。相比起来，吴楚联军的成员，大多数都是临时征召的境内平民，作战经验极其匮乏，真刀真枪地开练，相当吃亏。淮北之战中，10万汉军气势如虹，将几十万吴楚联军打得大溃，杀敌数万人，而这个时候，梁国的军队也趁势反攻，原先形势大好的刘濞，这下被夹在了梁国和周亚夫之间的夹板里，基本歇菜了。
但吴王刘濞是不想歇菜的，为了挽救危局，他决定率军发起最后的攻势。在安徽下邑，吴王再次对周亚夫发动了反击，周亚夫这次更贼，并不直接与吴王交兵，而是先故意撤退，再以骑兵抄袭吴王的后路，结果几十万吴军遭到前后夹击，再次发生崩溃。吴王刘濞仅带着数千人逃亡东瓯国，见风使舵的东瓯人怎容得了他，吴王刘濞刚到，就被东瓯人砍了脑袋，送给周亚夫请功，而和吴王刘濞合兵的楚王，也在吴王刘濞兵败后自杀。至此，七国之乱的两大势力，吴国与楚国，仅经过两个多月，就被周亚夫扑灭了。
吴国和楚国完蛋了，其他诸侯国就好对付了。齐王刘将闾坚守临淄三个月，汉军栾布赶到后里外夹击，被打得稀里哗啦，各路叛军皆被平灭。赵王本来与骊寄一路打得不分胜负，但匈奴在得到汉朝大批粮米“孝敬”后最终变卦，撤出了在汉匈边境的军队，汉朝的边地精锐骑兵得以投入到平叛战争，赵王立刻就崩溃了。但他还是死硬，硬是在邯郸和汉军死战，最后栾布和骊寄合兵，挖开周围水道，将邯郸城完全淹没，才算彻底解除了这个祸害。
三
七国之乱的结束，对于西汉帝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西汉帝国在建国之后发动的第二次统一战争，对于西汉后来大国崛起、称霸东方世界的情景来说，其意义好比南北战争对于美国的意义。
七国之乱的直接影响，就是汉帝国趁机对各路诸侯采取了打压政策，甚至株连极广，不只是参加叛乱的诸侯遭到了严惩，那些曾经与吴楚勾连，在叛乱过程里观望的诸侯，也都遭到了追查甚至清算。比如在七国之乱中临阵变卦的齐王刘将闾，原本他在叛乱爆发时临阵倒戈，对于汉帝国平定整个叛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因为他毕竟参加了吴楚的同谋，因此功不抵罪，最后还是落下了自杀谢罪的下场。至于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了楚国得到保存，另立楚王之外，其他的诸侯国，皆被汉帝国改成中央直接掌控的地区，这就意味着汉帝国正式确立了对诸侯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强。即使是得到保留的诸侯国，其实力也大大缩水，原来拥有的地方军权大多被中央收回，赋税收取也被中央派驻的官员掌握，而晁错生前力主的削藩政策，也继续大力推广起来。就在七国之乱结束后不久，在战乱中持观望态度的燕王和城阳王，就被削去了大片土地，特别是燕王原来所有的辽西地区，被划成了汉帝国的直属郡县，正是这个郡县的获得，使得汉帝国从东到西，建立了防御匈奴的完整阵线，后来的汉匈战争中，汉军收复河套草原以及夺取河西走廊的战争里，辽西郡都起到了对匈奴主力的牵制作用。
在七国之乱之后，各个诸侯国的处境，可谓是又穷又弱。在“穷”上，原本诸侯国拥有的赋税权，被大部分收归中央，各个诸侯国只能在自己的领地里，收取少量的租税，也就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诸侯国原本有的“治民权”，也被汉朝中央政府收回，各个诸侯国内负责行政的丞相，由原先的由诸侯国自己委任，变成了汉帝国直接委派，这样就把诸侯国治下的百姓，完全掌控在汉帝国自己的手里。另外各个诸侯国内俸禄400石以上的官员，任免权也完全收归中央，诸侯国内部的行政权力从此名存实亡，所谓的诸侯，其实已经变成了汉帝国直接掌控的郡县。到了汉景帝晚期，汉帝国直接掌控的郡县，已经由他在位初期的15个，变成了此时的44个，诸侯国占有的郡县，已经下降到了15个，诸侯对于中央的威胁，可以说不复存在。一个统一中央集权的汉帝国，从此才算真正建立起来，之后汉武帝反击匈奴，也因此有了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