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有一个很出名的词叫“中兴”。所谓中兴，就是在一个王朝处于衰落甚至到了灭亡边缘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一段励精图治的时期，通过内外政策的调整，使这个王朝挽救危机的局势，重现繁荣的胜景，这样的时期，就是为无数封建士大夫以及百姓神往的“中兴”。
在中国历史上，“中兴”的时候不少。汉唐宋明清五大封建王朝，都有过让封建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兴”时代，但是大多数的中兴，往往都有两个毛病：一是这些中兴的持续时间比较短，大多都是某一个君王在任时期，而且会随着这个君王的过世，就戛然而止；二是这些中兴，大多数都是通过对体制内政策的重新调整实现的，中兴的过程，也多是表面的繁荣，内在的矛盾隐藏得很深，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兴的“含金量”，其实就打了折扣。如果真的要说哪一个中兴是名副其实的话，那么东汉开国的“光武中兴”，是其中无可争议的“第一中兴”。
有关“光武中兴”的历史评价，历代的史家赞美甚多。比如东汉时期的学者张纯就曾说“ （光武）兴于匹庶，荡跌天下，诛除暴乱，兴继祖宗”。后世的赞美也很多，比如南宋时期的陈良更说“古今中兴，无过于此”，显然是至高无上的评价。之所以评价很高，还是因为光武中兴的成就，不但结束了西汉以来战乱的局面，重建了一个汉朝盛世，且这场中兴的沿革，并没有因为刘秀的过世戛然而止，相反继续发展，持续之后的几代人。无论从持久程度还是“GDP成就”上，光武中兴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当之无愧的。
且来看看，真实的光武中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
一
后人说光武中兴的成就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刘秀登基即位的时候，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残破的烂摊子，甚至比起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来，他面临的困难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秀初即位的时候，当时与刘秀同时代的冯衍就曾有言“祸害未解，兵连祸结，刑法弥深，赋敛越重，夫妇离散，庐落丘墟”。因为从王莽末年开始的连年内外战争，汉帝国的经济破坏极其严重，根据人口学家的统计，在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的战乱中，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死于战乱，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劳动力。西汉帝国的旧都长安周围甚至堆满了尸体，长年散发着腐臭的味道。而比西汉开国更严重的，就是东汉这时期的连年大规模瘟疫，与匈奴战争以后，从草原上传来的各种瘟疫，开始在中国大范围地蔓延，当时的中医对这些新出现的“超级病菌”，几乎没有任何好的办法。尤其是鼠疫，在当时中国，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比时知名的士大夫阶层，对于新建立的东汉政权，还普遍采取观望不合作的态度，特别是富有声望的名门们，都多次拒绝过东汉政府的召见。而且边境的问题也越演越烈，匈奴趁机侵扰边关，汉帝国的边防几乎是烽火连年，内外交困的局面，就摆在了刘秀的面前。
对于光武中兴采取的各种措施，各类历史学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主要的焦点，都集中在刘秀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各种政策上。事实上，刘秀之所以能够迅速的让国家从战乱的破坏中走出来，稳定国家政局并且恢复经济，有一个和刘邦不同的原因，那就是在全面恢复国民经济之前，首先集中中央的威权。这就是东汉与西汉最大的不同，西汉采取的是道家黄老学说，主张无为而治，即鼓励民间自然经济自由发展，国家并不做太多的干涉。东汉却不一样，东汉崇尚的是儒家大一统的学说，讲究的是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用国家的力量整合资源，使得经济高速腾飞，所以要做到这一点，刘秀在整治国家之前，首先整治的，是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
刘秀当时对政治制度的整治，如果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强化皇权，限制外戚。即用行政改革的方式，让他的个人意志迅速成为国家的主体思想，并且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角落之中。
首先一条，就是加强中央对方的行政控制。
东汉在建国的时候，大体的国土面积与西汉差不多，国家以郡县作为地方政权，全国一共有118个州郡，从地方区划的数目上看，东汉的地方郡县数量远远大于西汉，这正是为了分散地方的权利，保证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与此同时，汉武帝时期曾经临时设置的十三道刺史，被刘秀改革为常设机构。刺史负责治理其境内的管理，并且有领兵、发兵的权力，传统的地方州郡官员，其权利已经被大大地削弱。同时，刘秀因为人口减少，在全国开始了“县城合并”运动，在全国裁撤了大批地方县城，将县城合并，以集合人口，全面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
汉光武时代开国的地方官员们，身份和西汉初期开国也有很大不同。西汉初期开国，在地方官员的任用上，都是老成持重的当地名流，成分比较单纯。到了刘秀时代，地方官的成分非常复杂，既有王莽时期的旧官员，也有皇室宗亲，功臣宿将之后，因为人员比较杂，所以隐含的麻烦也比较多。王莽时期的这些旧官员们，和前朝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人固然有非常丰富的治理地方的经验，但是前朝的陋习也非常严重，尤其是在掠夺百姓和贪赃枉法上，许多人都是“老手”，这些人既要用，更要监督。而皇室宗亲与功臣宿将，他们的问题却是“马上得天下，马上难治天下”，这些人大多数是军人出身，最大的优点是打仗，治理地方本身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时候一些简单粗暴的办法，反而会好心办坏事，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设立刺史制度，对地方官员进行监督，最大限度地削弱地方官员权力，不给他们专权的机会，也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在地方职权进行调整的时候，东汉帝国的中央机构也在进行改革，东汉的官制，主要沿用了西汉的三公九卿制度，即司徒、司空、太尉三者称三公，但是在具体的职权上，东汉却进行了大力的削减。和西汉时期三公往往有“太师”“太保”“太傅”等名誉爵位不同的是，东汉仅仅保留了“太傅”。东汉的九卿，和西汉不同，完全被划入了三公的附属之中，从表面看，这样是加强了三公的权利，但事实上刘秀却是“阴坏”。一是刘秀一反西汉时期让周勃、陈平等开国元勋担任丞相的做法，在他的政府里，开国元勋一律不能担任三公。而在权利上，三公其实也大为缩水，刘秀的各项统治政策，大部分都是由尚书台来实行，三公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名誉性的职位。
而刘秀在中央政权上的新发明，就是著名的“尚书台”。尚书在西汉的时候就有，但那时候的尚书，只不过是少府的一个办事机构，甚至没有单独的名分，到了刘秀时期，尚书的权利迅速扩大，尚书台设主官一人，称尚书令，下面有副主管——尚书仆射，外加左右二承。下面的曹史等各级官员，共有62人。在东汉时期，尚书台才是国家权利的最高核心，他们位高权重，朝廷决策，机密谋划，赏罚官员，都是由尚书台来运作，三公的职权大部分都被他们取而代之。而对比鲜明的是，尚书台的官员品级并不高，这样一来，三公有高位而无实权，尚书台有实权而无高位，两家互相牵制，刘秀的皇权，也就可以从中掌控，高枕无忧。为了统一中央威权，刘秀可谓煞费苦心。
这种强化个人威权的做法，在东汉开国的时期，不但没有引起下面的抵触，反而引起了举国的拥护，因为尚书台的官员，虽然品级低微，但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和功臣宿将关系密切的官员，上上下下早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所以位高无权的三公和位低权重的尚书台之间，开始也就能形成“和谐”局面。但是从当时恢复国民经济的角度说，尚书台的建立，确实起到加快国家行政效率的作用，比起三公掌权时期的机构林立，人员臃肿，行政效率低下，对新政策的抵触重重，尚书台对于皇帝，却只有无条件的尊奉实行，帝王的威权在这个过程里，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与行政机构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刘秀对于外戚集团的遏制。当时的刘秀，对外戚集团是极其提防的，因为当年西汉帝国，就是灭亡于外戚的王莽集团，所以刘秀在开国后，对外戚进行了种种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就是用金钱换权力，即给予外戚充分的经济特权，用来换取外戚们的行政权力。在这一点上，刘秀首先拿自己的舅舅开刀，他的舅舅焚丹、焚寻、焚宏相继封侯，在封侯的同时，其手中的兵权也被刘秀收回，刘秀还煞费苦心，给予三位舅舅名马高车，让他们在家乡招摇，以示荣宠。刘秀的三个舅舅们也很知趣。比如刘秀的舅舅焚宏，多次告诫家人要谦虚，并且把“富贵盈满自溢”作为祖训，要求家人来起尾巴做人。舅舅们起带头作用了，其他人更不用说。刘秀在封郭圣通做皇后时，顺便封了皇后的几个兄弟为侯爵，后来郭圣通被废除，但是她的几个兄弟并未被追究责任，只是被免除了行政官职，反而加赐俸禄。郭圣通之后被封为皇后的阴丽华，她的哥哥阴识长年跟随刘秀征战，立有大功劳，但是，当刘秀表态要封阴识侯爵时，阴丽华却私下告诉兄长，不要轻易接受，结果，阴识在受封的时候几番退让，甚至泪流满面，在刘秀几次表彰之后，才勉强以感激涕零状接受了册封。如此表演，也只是为了给天下人一个姿态。在刘秀的治下，外戚是要夹着尾巴做人的。后来阴识的弟弟阴兴也多次推辞加官进爵，最后干脆归隐山林。这种模范带头作用，也给了所有人政治信号。刘秀的姐夫邓晨、妹夫李通，在建国之后都主动交出了官职，仅仅以外戚的身份享受荣华富贵。除了怀柔手段以外，刘秀有时候也杀鸡给猴看，东汉初期的著名学问家冯衍，是一个享有盛名的贤才，刘秀一开始很想重用，但这个冯先生学问虽好，政治智商却几乎为零，他因为得到了阴丽华弟弟阴兴的举荐，和阴家交游甚秘，多次参加阴家的宴会，之间还诗文唱和好不亲密。这本是一件小事，刘秀知道后却大为恼火，当场把冯衍下牢狱，之后又在阴皇后的求情下，勉强赦免他的罪过，将他发回原籍安住，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要警戒那些外戚们：都给我老实点，我刘秀眼里可不容沙子。
刘秀在登基初期对外戚们的打压，一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刘秀乃至其身后几代帝王时期，外戚们都相当的低调，几乎夹着尾巴做人。典型代表就是汉朝名将马援的女儿，后来成了汉明帝的皇后，汉明帝树“云台二十八将”的时候，本想把马援也树进去，可因马援是自己的“老丈人”，为了避免旁人说他重用外戚，也只好作罢。由此可见，在东汉开国早期，外戚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群体。
没有了外戚的掣肘，刘秀是非常自在的，东汉早期大批草根官员得以晋身仕途，地方治安大好，与外戚们为了自保奉公守法有很大的关系。至于外戚主动勾结官员的事情，在当时更是官场的高压线，一旦犯上这条，天王老子也救不了。
二
而在光武中兴的国家建制中，有另一条被忽略的重要因素：以儒治国。
刘秀建国，表面上看，和西汉一样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但这两种休养生息政策建立的土壤是大不一样的。刘秀时期的休养生息，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统治全国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既是国家大政方针的考虑，也是刘秀的个人爱好。
刘秀时期之所以采取以儒治国的政策，因为此时东汉帝国的国家特征，和西汉时期大不相同。西汉建国早期，还处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后遗症的发作期，国家人才凋零，特别是儒家集团遭到了残酷地打压，而法家因为秦末的暴政，也成为了当时汉帝国的公敌，在这种情况下，秦末因为思想平和而未太遭到秦帝国打压的道家黄老学派，也就因此成为国家思想的主流。东汉的情况却不相同，当时的中国，经过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子百家的思想大都凋零，而儒生集团的发展却极其迅速，到了西汉末年战乱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大大小小上百个学派，实现了“规模经营”，当时的国家知识界，主流都是儒生，因此继续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就成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界的呼声。而且东汉建国的政局，和西汉也大不相同，西汉在建国后，通过对韩信、彭越、英布等人的清洗，已经基本扫除了对中央威胁最大的功臣势力，而且大清洗的同时，为了稳定人心，也自然要在行政上推行“无为而治”。但是东汉的局面却不同，刘秀不像刘邦一样搞大清洗，他对功臣，主要就是给予崇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利，来削减他们的政治权利，这样做虽然厚道，但是作为一个志在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帝王，对功臣勋贵不忌惮是不可能的，所以利用儒家“尊君”的思想，进一步神话皇权，确立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成了刘秀的必然选择。
而且刘秀本人，也是一个对儒学非常热衷的人，他本身就出身于地主之家，从小受儒生的教育长大，即使是后来做了皇帝，对儒学的热爱也是有增无减。他经常在每天工作结束之后，和儒生们一起探讨儒家的治国之道，有时候到了深夜还不休息，太子刘庄因此担心他的身体，劝说他要早休息，他却回答说“我喜欢，所以不疲倦”，著名的成语“乐此不疲”就是这么来的。不但热爱儒学，刘秀更热衷于做一个文化大师，当时的儒家学派林立，各种学派争论不断，刘秀经常在皇宫里举行“论坛”，亲自听取各家学派的辩论，然后仲裁其中的胜败，确立主体的儒家思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刘秀以马上开国，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军事上的探讨活动，其中东汉名将冯异曾劝说他抽空给军队“做报告”，讲述自己征战的经过，刘秀的回答是“天下不言兵革久也，讲之何益”。
刘秀的儒家治国思想，对于整个东汉的朝局，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一点在官员的任用上，刘秀首先重视的，是有儒家背景的文臣，包括在尚书台建立之后，真正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都是颇有盛名的儒生们，而不再是功臣贵族；在地方的行政权力上，地方官也大多通过孝廉制度，选拔在地方上颇有声望的儒家学者担任，而儒家的伦理纲常，更被刘秀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方式，凭着儒家官员的抢班夺权，原先在刘秀打天下时候立下战功的功臣们，也变得非常识趣。比如在建武十三年的时候，作为功臣的李通首先交出了自己“司徒”的官职，刘秀随即给了李通厚赐，并下诏表彰其功勋，这个政治信号一放，各路功臣们纷纷响应，大将军邓禹也交出了自己的兵权，随后朝廷取消了将军职位，将原来作为独立指挥的兵权，划归到“三公”治下。如此一来，东汉的政权，也就真正消除了对皇权的最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