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班超面对的情况，惨得不能再惨，他驻守在远离内地的疏勒地区，与此时唯一忠诚于汉朝的疏勒王忠一道继续抗击匈奴，在偌大的西域版图上，这是汉帝国此时最后一线希望，但连这最后的希望，汉帝国也要放弃，汉章帝连发圣旨，让班超返回内地。消息传来，疏勒王竟然抱着班超的腿痛哭，班超又何尝愿意呢，可是圣命难违，还是咬咬牙走了。一路之上，闻听消息的各忠诚汉朝的西域诸侯们，想尽各种办法挽留，他们不愿意再接受匈奴的统治，汉朝的到来，给西域带来的是和平和繁荣，匈奴的到来，带来的是劫掠和战争，任何一个渴望和平的人，都会在两者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汉朝。
在这些渴望和平的人的挽留下，班超终于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再做一次人生里最大的不可能，即使没有朝廷的支持，没有军队的援助，我，依然不走，我要独立地守下去，因为这里是中国的领土，保卫中国领土，是我作为军人的使命。
为了这样的使命，班超开始了他在西域最艰难的孤军奋战之旅。没有部队，就招募当地人为兵，没有粮食，就带着部下在当地屯垦种粮食，没有武器，就自己制造武器，没有盟友，就四处活动，寻找盟友。他的努力终于收到了成效，公元78年，孤军奋战3年的班超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实力越来越强，手中竟然有了一支由西域人民自发组成的，归他指挥的部队，凭借这支部队，班超开始了艰难的反击战。他先出兵北路，击败龟兹和匈奴的联军，占领重镇姑墨，接着挥师南下，击败了另一股实力莎车，他的地盘在不断地扩大，兵马不断地增多，就像沙漠里一棵倔强的仙人掌，在绝境之下生根发芽，顽强地生长起来。
班超的倔强，终于感动了本打算放弃西域的汉章帝，更打动汉章帝的是班超在给汉章帝的奏疏里保证，他一定能够以西域兵马平定西域，不花费朝廷的钱粮。在经过整整8年艰苦抗战后，东汉帝国终于为班超派来了援军。以班超为西域长史，授予他节制西域的大权，以司马和恭率领800汉兵增援，这点兵力显然不够敌人塞牙缝的，但班超会用。汉军到达后，班超随即火速布置，命令部队先弱后强，首先痛打依附于匈奴的莎车。结果，训练有素的汉军再次在西域上演了一场军事表演课，轻松地击败了嚣张的莎车人。公元87年，班超乘胜追击，率领两万兵马围攻莎车国，却围而不打，诱引龟兹国援军来救援，在外围设伏重创龟兹军，如此一石二鸟，莎车、龟兹两大西域最顽固势力被彻底打服了。而班超没有想到的是，正当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一个新的强大对手到来了——大月氏。
大月氏，就是当年张骞意图联合抗击匈奴的大月氏，原居住在中国甘肃地区，此时定居在中亚草原。然而此时的大月氏，已经不是当年被匈奴打得不敢还手的“吴下阿蒙”了。在西方历史里，这时期的大月氏有一个新称呼“贵霜帝国”，这个国家是此时中亚第一强国，向西征服波斯地区，打遍西亚无敌手，是西方历史学界公认的，公元1世纪的世界三大强国之一 ——汉朝、罗马、贵霜帝国。
在称霸中亚之后，大月氏的胃口也大了，瞄准了西域这一片广漠的土地。这时候的匈奴，已经被汉帝国打得奄奄一息，暂时不能与汉帝国为敌。大月氏却不一样，他们与西域隔着帕米尔高原，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汉朝虽然强大，毕竟离得远，他们反而可以调动最精锐的部队，完成吞并西域的计划，遗憾的是，这个计划得加一个前提——没有班超。
公元90年，大月氏动了血本，以副王谢为元帅，率领倾国的7万大军挥师东征。这时候的汉帝国，在西域除了1800汉兵外，就只有各国的杂牌部队，战斗力和大月氏显然不是一个档次。但班超有多大锅下多大的米，兵力不行，就先不和你打，引着你孤军深入，坚壁清野，再断你的粮道，看你还能蹦跶？他甚至很自信地对大家说，不出10日，必败大月氏，事实再次被班超言中了。大月氏跨越帕米尔高原后，班超用西域本土兵马正面节节抵抗，有计划地撤退，其所部最精锐的1800汉军，从后路抄袭，断绝了大月氏的后勤，7万大月氏精锐一下子陷入了死地。绝路之下，大月氏只好选择了向汉朝臣服，所谓的“三大强国”之一，从此再不敢撸汉朝的虎须。
在平定大月氏之后，班超又在西域经过多年战斗，到公元95年，随着最后一股反汉势力鄯善国的臣服，西域大地终于重新归于汉帝国版图之下。这时候他已因大功被封为定远侯，后人的“班定远”之称呼，就是从此而来。公元100年，已经在西域战斗20年的班超，向汉帝国请求退休，经过3年的恳请，汉帝国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公元102年八月，班超回到了阔别21年的家乡，一个月后，这位一生不断创造奇迹的孤单英雄，结束了不断创造奇迹的人生。
然而班超没有想到的是，他苦心开通西域的努力，会在他过世后再次付诸东流。
那是班超去世后17年，即公元119年的事情。当时的北匈奴再次勾结西域的车师国发动叛乱，这时期的汉帝国已经在走下坡路，对叛乱鞭长莫及。西域大地再次叛汉独立，直到公元123年，东汉王朝以班超之子班勇出使西域，经过两年浴血奋战，再次联合西域各国力量驱逐叛逆，终于在公元125年恢复了汉帝国在西域的主权。这就是西域“三通三绝”的整个过程。
三
在班超、班勇两代父子拓展西域，独立支撑的伟业下，不得不问东汉帝国一个问题：为什么给予他们的支持这么少？如果说早期是因为北匈奴强敌压境，不愿大动干戈还情有可原，但到了北匈奴势力衰微之后，东汉帝国却依然只能对西域提供有限的支持，甚至动兵都不超过千人。真实的原因，是此时中原进入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也正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东汉与羌族的战争。
自西汉霍去病降伏河西匈奴之后，生活在这个地方的羌人也一并投附了汉朝，在西汉末年的内乱时代，羌人势力乘机在河西坐大，终于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自光武帝开始，东汉便陷入了与羌族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中。羌人实行兵民一体的军事制度，作战以袭击战为主，利用骑兵的机动能力大打游击战，令东汉帝国的历次大兵团围剿仿佛拳头打跳蚤一般，有力使不上。光武时代，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羌族，河西初定，然而好景不长，20多年后，参狼羌反叛，杀汉朝护羌都尉，中郎将窦固再次将其降伏。这种情况也成了汉朝与羌族关系的固定剧本：反叛——镇压——再反叛——再镇压，汉朝大军到来前聚众作乱，大军平乱时又化整为零。在这场漫长的战争里，一代又一代的东汉名将前仆后继，血战河西走廊，与羌人或胜或败，却按下葫芦起来瓢，这边平定了那边又造反，始终无法将其完全平服，漫长的河西地区烽火连天，汉人百姓惨遭杀戮，流离失所。汉朝政府共耗资120多亿，先后有多名太守被杀，诸多名将败死，羌人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诸多叛乱部族被汉朝击灭，然而造反的苗头却如地里的韭菜一样，刚刚割了一茬，却接着一轮又一轮的疯长。平羌战争，成为东汉历代君臣心头最沉重的包袱。
公元168年，一个叫段颎的名将终于为汉帝国解决了问题。段颎针对羌人的游击战术，采用轻骑兵长途奔袭的战法，穷追猛打，先后与羌人交战180多次，斩杀3万多人，终于使战火绵延的河西地区彻底恢复了平静，然而此时的东汉王朝，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不几年的时间，便在诸侯纷争的旋涡中走向了灭亡。
对东汉帝国来说，平羌战争自始至终是卡在他们咽喉里的一块硬骨头，咽不下又吐不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军事上的因素外，更多的当从政治上去找。汉朝对羌族的压迫无疑是羌人反叛的内因，汉朝的官吏和豪强喜欢掳掠羌人为奴，更屡屡征调羌族部众出塞作战充当炮灰。特别是东汉中期以后，随着地方豪强势力和宦官势力的坐大，政治的腐败为羌人叛乱提供了温床，更加速了汉朝军队的腐化过程，终使平羌战争演变成一场烽火连绵的消耗战。平羌战争的另一结果恐怕是汉朝政府没想到的，在漫长的平羌战争里，汉朝河西军阀势力日益膨胀，渐成尾大不掉之势，终于有了河西军阀董卓进京夺权的大戏，拉开了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