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几个世纪的历史上,虽然同样是南北对峙,国家分裂,但是这几百年的历史,往往被史家分成了两段,一段是“魏晋”,包括从三国时代到东晋灭亡这段历史;另一段是“南北朝”,即南朝宋齐梁陈政权与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对峙阶段。之所以这么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魏晋”阶段,从魏到晋,即使国家分裂,却终究还有“正统”政权存在,比如前者的魏,后者的晋,虽然这样的正统只是在表面上。而在后来的南北朝时代,无论是统一北方的鲜卑北魏,还是轮流坐庄的南朝宋齐梁陈,都只能算地方割据政权,代表不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的正统。这是封建社会的划分观念,而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来说,从魏晋到南北朝,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国家从混战变成了南北对峙,无论这期间政治风云怎样变化,南北之间的关系是战是和,南北双方的老百姓们,至少已经开始享受长时期的和平生活了。中国南北大一统时代的到来,也是从南北朝的对峙开始成为现实的,从这个角度说,南北双方促成这个时代到来的人,都可以说是历史的功臣。
如果从社会阶层的变化看,“魏晋”与“南北朝”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差别。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国的封建社会,其实就进入了门阀封建社会,即由出身显贵的世家大族把持国家政权,垄断国家的政治,中国社会的门第观念,从此形成,干得好不如生得好,是这个时代的人的主要思想。这样一个森严的门阀体系,从南北朝时代开始破产。北方方面,常年的战乱,外加鲜卑北魏早期的大清洗,沉重打击了北方门阀士族,魏孝文帝的改革,表面上提高了北方门阀士族的地位,其实却促成了大量“寒门”出身的官员,走到了政治的前台。北魏分裂后的东魏、西魏,后来演化成了北齐、北周,虽然这些政权都大量拉拢北方士大夫,尤其是士族阶层,可是寒门势力的崛起,以及士族阶层的最终瓦解,这个大趋势已经不可避免,越来越多的草根阶层开始崭露头角。南朝方面,这样的情景演进更快,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他们的开国皇帝,清一色都是寒门出身,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或许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比喻:魏晋时代,是“贵族中国”的顶峰,南北朝时代,是“草根中国”的开始。
在这场开始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人,当属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就这个历史的重大演进而言,他的贡献,绝不仅仅在于做上了皇帝。
一
刘裕,本名德舆,小名寄奴,刘裕的出身以他登基称帝后的说法,他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后人,看他的家乡,这个说法貌似也有些靠谱,因为他的祖籍就是刘邦的老家徐州沛县。但是后来的学者中,也有许多人反对这个说法,称刘裕这么做是“称宗祔庙”。祖宗是不是刘邦,对早期的刘裕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到他这一代,他的家族已经破落了。刘裕出生在江苏镇江,他祖上刘混随晋朝南迁,定居在了这里。那时候他们家,还算一个名门望族,早期的时候也曾世代为官,但是很快就中衰了,刘裕的父亲刘翘,只是一个郡里的功曹,也就是个小公务员,到了刘裕这一代更惨,他连政府的大门都进不去。《南史》里记录说,青年时代的刘裕,因为不务正业,曾经被父亲赶出了家门,让他自谋生路。他后来种过地,卖过肉,打过鱼,很早就开始混社会了,而且也确实有成就——混成了混混。走上社会的刘裕,很快成了当地有名的无赖,经常出入赌场,不管多穷,有一点钱都要拿去赌博。混了一段时间以后,刘裕得到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镇江当地要征兵,刘裕应征了。
说到镇江的征兵,就不得不提一下东晋时代一支非常强悍的军队:北府军。北府军的强大,在中国历史上向来被人称道,它由南逃的北方汉人组成,因为一个个身怀国恨家仇,所以打仗不用动员,一个个玩命向前冲。在著名的淝水之战里,8万北府军如摧枯拉朽之势,一举击败了北方前秦政权的87万南征军,北府军的战斗力,从此名扬天下。刘裕的出生地镇江,就是北府军的主要兵源所在,当地的居民,大多都是南迁的北方人,世代当兵也就成了当地年轻人的主要选择。在当兵之前,刘裕的主要工作是混社会,当兵之后,刘裕真正开始经营自己的人生。
当了兵的刘裕,最早的职务,是北府旧将孙无终的司马,这是个类似勤务兵之类的工作,对于想混日子的士兵来说,自然是一个美差,但刘裕是不打算混日子的,很快他就反感了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到了公元399年,也就是刘裕37岁的时候,一个选择摆在他的面前。是年东晋发生了著名的孙恩起义,东晋王朝调动北府军进行镇压,但是战事打得非常不顺利,前线士兵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东晋政府下令,允许各地士兵们主动投军,参加战斗。这个命令下达之后,许多人都嗤之以鼻:主动投军,也就意味着主动送死,谁会这么傻呢?偏偏刘裕就这么傻,他主动要求上前线,并且很快如愿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作为刘裕的领导,孙无终还是很会看人的,早在刘裕给他做司马的时候,他就曾对刘裕说过,你这个人面相上带着杀气,将来必定是一方枭雄,我这里肯定留不住你。等刘裕决定上前线的时候,孙无终又一次帮了刘裕,他把刘裕推荐给了自己的好友——身为前线主帅的刘牢之。刘牢之顺水推舟,给老朋友一个面子,安排刘裕在自己麾下做了一个小军官。刘裕从此开始崭露头角。孙恩起义之所以强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恩手里有当时东晋最精锐的水军,最大的战船,长达50多米,远远胜于东晋政府军的战船。北府军虽然在陆战中,足够和北方最精锐的骑兵抗衡,但是到了水里就大大逊色了。这时候只是个小军官的刘裕发现了孙恩部队战船的毛病:船大了,就不灵活。在他参加的第一场战斗里,他就带领一小队士兵乘坐小船突击,竟然一举凿沉了孙恩的大船,此举一下子撼动了前线。之后的数次战斗中,他更是身先士卒,冲杀敌阵,屡屡立下战功。他还很有计谋,比如在海盐之战里,他用疑兵之计,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成功吓跑了企图偷袭的孙恩。东晋稳定了战线,他的官职也节节高升,东征孙恩之战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北府军中重要的将领。值得一提的是,比起淝水之战时期,那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虎狼之师,这时候的北府军,无论是战斗力还是作战素质,都大大退化了。不但没有当年与北方骑兵交手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军队里的将领,还经常纵容士兵抢掠,甚至杀良冒功。只有刘裕的军队例外,他的军队纪律依旧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是当时北府军中的一大另类。
另类的刘裕,很快迎来了人生里的另一个考验,在孙恩之乱接近平定的时候,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又发生了内讧。公元402年,荆州刺史桓玄突然发难,率军一路东进,攻克了东晋的都城建康,废掉了晋朝皇帝,改国号为“楚”。这个桓玄,就是赫赫有名的东晋权臣桓温的儿子,比起他一辈子都没胆量篡位的老爹来,桓玄胆大包天,不但篡位成功,更开始了对东晋重臣们的清算,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战功卓著的北府军统帅刘牢之。刘牢之可以说是当时东晋的第一战神,在淝水之战中,正是他率军奋勇冲锋,把苻坚的80万大军冲得大溃,成就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斗。沙场上勇猛,官场上却窝囊,桓玄篡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剥夺了刘牢之的兵权,然后又逼刘牢之自尽,一代名将,最后含冤上吊。杀刘牢之,桓玄等于把整个北府军都得罪了,在北府军中,刘牢之好比这支部队的再生父母,是这支强大军队的缔造者,他蒙冤身死,让整个北府军从此视桓玄为“死仇”。对刘裕而言,刘牢之对他有知遇之恩,平定孙恩的时候,刘牢之很赏识刘裕,正是因为他的大力提拔,刘裕才成为了一个高级将领。如今恩人被害,换作任何人都会怒火万丈,但刘裕此时却表现出难得的冷静,他知道自己此时的实力,根本无法和桓玄抗衡,所以人在屋檐下,也就只好低头了,桓玄篡权之后,刘裕主动向桓玄表示投靠。他的投靠,在桓玄看来有很重要的意义,强大的北府军,一直让桓玄如鲠在喉,而今得到了北府军中的重要人物刘裕,也就等于瓦解了这支军队。所以桓玄非常高兴,对刘裕的招待很优厚,不但经常邀请他饮宴,刘裕要装备要钱粮,桓玄也很大方地一一满足。当时桓玄身边的许多人,都劝桓玄趁机除掉刘裕,如果桓玄是一个守成之主,他也许会这样做,可桓玄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对属下说,我要成就大事,就必须重用刘裕,特别是他日横扫北方,刘裕肯定是一把杀敌的利器。也就是说,在桓玄的理想里,称帝只是第一步,他要做的还有自己父亲毕生夙愿:收复北方,统一华夏。
但是桓玄没有想到,刘裕这把“利器”下手的第一个目标,竟然就是他自己。在投靠桓玄的这段时间里,刘裕一直养精蓄锐。为了表达对桓玄的效忠,他主动把自己的许多部下遣散到了别处,比如他把自己的亲信何无忌派到了庆阳,同宗兄弟刘毅派到了广陵。广陵此时是桓玄的弟弟桓弘的地盘,派刘毅过去,似乎是让自己的亲信,处于桓玄势力的监控之下。表面看,刘裕是在主动肢解自己的军队,表示自己毫无反对桓玄之心,事实上,他是给桓玄埋下了无数颗定时炸弹。到了公元405年二月,这几颗炸弹终于爆炸了,是年,刘毅在广陵起兵,杀掉了桓玄的弟弟桓弘,桓玄政权的一大臂膀,就这样给砍掉了。与此同时,刘裕也在京口发难,趁着桓玄打猎的机会发动政变,一举杀死了桓玄的堂兄桓修。如此一来,桓玄的羽翼顿时被斩掉了,势单力孤的桓玄,仓皇之下连忙逃跑到了荆州。之后刘裕乘胜追击,檄文各省,声讨桓玄的罪状,东晋的各派势力眼看桓玄倒台,纷纷表示支持刘裕,争着做墙头草。这场原本势力悬殊的较量,因为刘裕的缜密筹划,至此已经掌握了主动权。随后刘裕带兵进入了建康城,被推举为反对桓玄篡位的“盟主”。到了公元405年四月,凭借着“拥戴东晋”的名义以及迅速扩充的军队,刘裕彻底消灭了桓玄的势力,并且掌控了建康的局势。次年三月,刘裕扶持晋安帝复位,这时候的刘裕,已经官升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俨然成为了国家柱石,确切点说,是国家的权臣。
对于当时的东晋王朝来说,无论是刘裕赢还是桓玄赢,都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不管谁赢,东晋的皇帝都差不多是傀儡。但是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说,刘裕和桓玄的这一场较量,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改朝换代。桓玄是东晋权臣桓温的儿子,世代名门望族,在三国至西晋的漫长历史中,世家大族一直垄断着国家高位,出身不好只能靠边站。然而在这场争夺大权的内战里,最后靠边站的,却是身为世家大族的桓玄,得到胜利的,是出身寒微的刘裕,这对于整个南朝乃至整个中国的政治结构,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从这以后,寒门不再是依附于世家大族的附庸,他们本身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甚至足够获得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场政变对整个国家的冲击,无论是政治观念方面,还是国家政权构成方面,都是非常深远的。
刘裕这段时期的所作所为,确立了他在东晋朝廷里的“忠臣”形象,在当时世家大族眼里,刘裕是东晋王朝的拯救者,甚至在后来编修《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眼里,刘裕也是“再造东晋”的绝对功臣。然而刘裕的真实目标,绝不是再造东晋,而是再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政权。
刘裕能够在短短5年里,在世家大族当道的东晋,从一个普通的小军官,一跃成为把持国家大权的权臣,这在中国历史中本来就属于奇迹,放在当时,更可以说是神话。而就刘裕本身而言,做到这个是不奇怪的,首先,刘裕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所依托的,是一个强大的北府军军人集团。东晋南迁后,为了稳定统治,对江南的世家大族大力笼络,而南迁到北方的汉人,尤其是军人阶层,虽然担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但是他们的身份一直是被边缘化的,始终不能进入国家权力层的核心。所以即使是出身不同的军人,也希望国家政权中,能够出现一个替他们说话的人。从身份而言,刘裕是能被他们接受的,他自己就是北府军的成员,更是南迁北方汉人的后代,这两条就足够让他获得北府军官兵的认同。而且,刘裕为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谋而后动”,从年轻的时候,他就属于那种心眼非常多的人,一件事没有把握,他绝对不去做,他决定要做的事情,必然是经过了长期的筹划,哪怕为此需要暂时忍受失败。比如在对付桓玄的过程里,刘裕一是能算计,最后把桓玄算计死了,二是能忍,卖身投靠,曲意逢迎,到最后背后捅刀子,全套动作一气呵成,丝毫不留破绽。这样的人,做一个把持大权的权臣,都有些屈才,做皇帝,也是完全可以的。
二
但能力能够做皇帝的刘裕,在公元405年“再造社稷”,并且成功把持大权之后,他想当皇帝,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首先就是他的出身问题,刘裕寒门出身,在那个门第社会之中,寒门出身的人,能做官就祖坟上冒青烟了,想做皇帝,简直是要痴心妄想。虽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刘裕也不能把所有的世家大族都杀干净。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此时的东晋王朝,还有他的正统地位,一直在以“光复河山”来收拢人心,现在北方失地没有收复,你却把正统朝廷干掉了,这让全国人民看你刘裕是个什么东西。所以要想夺取政权,刘裕必须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要提高自己的威望,第二件事要拉拢世家大族。后一件相对好办点,这时期的世家大族,都已经腐朽不堪,只要封官许愿给好处,完全可以找到合作者。第一件事比较难办,那年头要有声望,除非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出身名门,这个说过了,出身问题刘裕是扭转不了的;第二种也很难,就是必须要成为民族英雄,当时南北分裂,北方政权林立,但凡是有血性的东晋人,哪怕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也都有光复河山的愿望,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大家心中的英雄。可做到这样又谈何容易,当年的桓温何等雄才大略,贸然北伐的结果又是如何?不照样被人家打回来吗?他都不行,你刘裕行吗?
刘裕的态度是:我行!
在成为把持大权的权臣之后,刘裕就把北伐提上了日程,在刘裕之前,东晋王朝也曾进行了多次北伐,从最早的祖逖,到后来的桓温,每一次都是口号震天响,却最终功败垂成。这一次刘裕决定试试了,他的第一个对手,就是盘踞山东河北地区的南燕。
南燕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鲜卑族建立的一个政权,这个政权的统治者,是鲜卑族中的慕容鲜卑。所谓慕容鲜卑,就是金庸《天龙八部》里吹的神乎其神的“慕容家族”。在武侠小说里,他们很神话,而在真正的历史中,他们也非常彪悍,慕容鲜卑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当时北方最精锐的骑兵。他们的骑兵都是由身经百战的鲜卑战士组成,战斗力极其彪悍,而且他们还独创了连环马战术,古典名著《水浒》里的连环马,还有后来金朝灭南宋时期的拐子马,都是从慕容鲜卑的连环马战术里演化来的。在冷兵器时代的南北朝,平原作战,骑兵是最强悍的兵种,有最好的骑兵,也就意味着有了最好的军队。手握当时最精锐骑兵的南燕,一直是东晋政府的大敌,在东晋眼里,这个政权不但是个敌人,更是个白眼狼。慕容家族起家初期,因为实力弱小,曾经接受过东晋的册封,东晋为了能够收复北方,一度曲线救国,给予慕容鲜卑极大的支持。但慕容鲜卑实力强大后,反而翻脸不认人,屡次侵略东晋,尤其是在桓玄篡位期间,慕容鲜卑也趁火打劫。比如公元409年,慕容鲜卑就曾侵入东晋管辖的淮北地区,大肆掳掠人口,军民伤亡极其惨重,但对刘裕来说,慕容鲜卑的这次入侵,是天上掉馅饼。东晋王朝对北伐的兴趣一直不大,特别是有了桓温专权的教训后,在东晋世家大族的眼里,北伐只能给权臣增加政治资本,而对自己的利益无意义,所以在慕容鲜卑这次入侵前,虽然刘裕多次提出北伐,却总遭到世家大族的阻挠。这次慕容鲜卑主动挑衅,开战的口实终于来了,世家大族们虽然反对北伐,但是如此大仇下,谁也不敢挑头反对,刘裕也就等来了证明自己军事实力的机会:我不止能窝里横,我更能横扫北方。
公元409年四月,刘裕开始了这次北伐行动,客观上说,以他这次北伐动用的部队看,同时代的人,有理由对这次北伐的结果,表现出最大的悲观。当时东晋最紧缺的就是马匹,江南原本就不是产马的地方,部队作战主要以步兵为主,到了刘裕的军队里,不但骑兵稀少,连运送物资的马匹都少,有些军队运输辎重的时候,甚至不得不用牛车来替代马车。但在刘裕看来,这些都不意味着自己会败,用牛车怎么了,牛车照样可以打牛仗。
有信心固然好,但支撑信心的还是实力,刘裕敢打,关键在于他相信自己的实力,论统兵打仗的谋略,在当时没有人比他狡猾,论军队的战斗力,他打造出来的新一代北府军,在严明的纪律和严苛的训练下,战斗力早就直线恢复到顶峰时期的水平,至于差距悬殊的骑兵水平和战马储量,刘裕也找到了对付的武器。出师之后,刘裕首先赢了慕容鲜卑一招,当时普遍的观点,就是北伐需要步步为营,一步一步攻占城池,稳打稳扎,但刘裕却发现,对付别人可以稳打稳扎,对付慕容鲜卑却不行。因为他们有精锐的骑兵,在部队的机动性上远远强于自己,所谓稳打稳扎,最后只能自己投进敌人的包围圈里送死。所以刘裕采用了一个慕容鲜卑想不到的战术:不理会周边敌人的纠缠,不去攻占沿途的小城市,集中兵力直扑慕容鲜卑的军事重镇临朐。这个战术果然出乎慕容鲜卑的预料,南燕皇帝慕容超本来想着节节抵抗,趁刘裕兵败疲惫的时候,再发挥骑兵的优势反攻,一举击败刘裕,但没想到刘裕却反其道行之,火速推进到临朐一带,就像是一把刀子,直接插到了慕容超的胸脯上。慕容超是个心气颇高的人,自然是不会甘心,他立刻作出了应对决战。就在临朐和刘裕决战,你出乎我预料怎么样,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以一群步兵,就想抵抗我的精锐鲜卑骑兵,简直是痴人说梦。
是年五月,刘裕的大军快速突击到了临朐,慕容超率领的鲜卑骑兵,也已经在临朐摆好了阵势。事实证明,虽然在预判上输了一招,但是慕容超以及他治下的南燕鲜卑骑兵,却是非常强悍的,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主力部队的集结,扎好了口袋等着刘裕来钻。刘裕此时劳师袭远,物资保障也不充裕,而且他的骑兵有限,在山东平原上想和慕容超的精锐骑兵抗衡,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过先例。步兵打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平原战斗中,基本上胜负是很少有悬念的,虽然演义小说里搞出过“砍马腿”、“钩镰枪”之类的说法,但放在实际战斗中,相当多是行不通的。就好比现代战争中,让一个手拿冲锋枪的士兵,去对付一辆隆隆开进的坦克,胜负的结果,不用打基本就可以预料了。同样,刘裕面临的这场决战,不用打,结果似乎也是可以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