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潮流的发明人和带动人，正是籍孺和闳孺两人。后来，凡是在皇帝身边服务的侍郎们，都悠着学会了他们那一招，从此带鸟毛帽，系贝壳带，涂胭脂便风靡宫中，成了一道独特的时尚风景。

凭什么叫皇帝整天看着朝上那一副副死板僵硬的面孔，凭什么身边不多些美丽的装饰。我想，涂软身，说软话，正是这帮宠幸们得皇帝欢心的看家本领。

并非宠幸之人都是浑球。没有历史证明邓通是个诸如明朝魏忠贤之流，耍尽花样，揽尽大权。恰恰相反，邓通是一个为人低调，做事认真的人。听说，刘恒好几次给他放假休息，他都主动放弃休假时间，甘愿为刘恒的起居加班加点，鞠躬尽瘁。于是，刘恒对他更是刮目相看，如捧在手中之明珠，唯恐摔了这颗托他上天的好人。

如果把邓通和贾谊放在一起比，犹如石头比璧玉。璧玉怎么会瞧得上石头呢，于是又听说，贾谊很瞧不起这个邓通，经常拿话损他。然而，邓通就当是哑了聋了，对贾谊的损言闭嘴半句不争。

不争，不代表软弱。邓通始终相信，上天是公平的。它赋予了贾谊才华，却给他种下了性格漏洞。只要有人愿意来戳此洞，贾谊纵有天大的才华，也堵不住决流的溃口。

而邓通还认为，自己无才无德，一夜升天，受人忌妒是必然的。但是，下面贾谊做的另外一件事，却让低调的邓通不得不出手保卫自己了。

原因是，贾谊挡住了邓通的发财之路。

情况首先是这样的：有一天，刘恒找了个人给邓通看相。看相的人直言不讳地说道：此人必贫死！

这话说出来，不要说刘恒不信，就是说给路边喂牛的农夫，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果然，刘恒就对看相先生表示了蔑视，邓通天天被我宠着，怎么会贫死的。你说他贫死，我偏偏让他富得流油给你看。

恰值孝文五年，刘恒解除盗铸钱令，允许民间自铸钱。那时，刘恒为了毁灭以上看相先生的预言，决定让邓通成为天下最富的人。于是，他把蜀郡严道（四川省荥经县）的铜山赏赐给邓通，让他自己铸钱。

刘恒此举，无疑等于给了邓通一个可以印制钞票的银行，想让人不富都难了。当时与邓通并肩同富的还有吴王刘濞，刘濞也在吴国境内招兵买马，大量开采铜矿铸钱。于是，“邓钱”和“吴钱”就成了当时流通天下的钱币。

可是，邓通一夜暴富的消息，马上传到了长沙，贾谊就坐不住了。

同是四川人的邓小平同志就曾经说过，改革开放，就要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但是，邓小平此句话的前提是，必须勤劳致富。先富起来的那部分，必须帮助后面的人，以便达到共同富裕。

可是在贾谊看来，刘恒让邓通先富起来，不但造成了国家的贫富差距，甚至还带领百姓走上了一条邪恶之路。理由如下：

第一，政府开放铸钱禁令，变相地鼓励一部分冒险者掺杂质造假钱。道理是很显然的，即使汉朝有刑罚，可是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足可让冒险者铤而走险，不顾生命！

第二，解除铸钱令后，农民都抢着去开采矿山，那么肯定就没人种田。没人种田，田地就会被荒废，粮食就会欠收。没有粮食，国家吃什么呀？更要命的还有，善良的农民经受不住利益的诱惑，亦争先恐后地造假钱。

我相信，贾谊此段话，如果被后世的马克思看到，肯定会感到惊异。原来他说过的资本家受利益驱动的冒险精神，在一千多年前就被中国这个天才读书人说破了。当时，除了贾谊外，还另外有一个叫贾山的也上书劝阻，认为铸钱是国家行为，这种权力都下放至民间，国家不掌握钱柄，还谈什么权贵？

但是，刘恒对两人的意见是：置若罔闻，拒绝采纳！

就此，邓通的富贵梦没有因贾谊上书而破灭，但是两人从此结的梁子就更深了。他决定要逮住机会，狠狠地教训贾谊一顿！事实上，机会还是留给了邓通，这个机会就是以上刘恒征召贾谊回朝一事。

邓通认为，刘恒征召，有重新重用贾谊之心。他必须抢先一步，拦腰斩断贾谊的通天之路。邓通对刘恒说了什么，已不重要。事实证明，邓通果然是刘恒的手心肉。贾谊继续被搁置不用，继续教书。

兄弟啊，不是我不帮你啊，只怪你得罪的人太多了。我想，到此为止，这应该是刘恒最想对贾谊说的话。

四 天才不朽

尽管贾谊受到了刘恒的冷冻和邓通的排挤，但是现在的情形毕竟有所改善。过去身在长沙，贾谊还写出《吊屈原赋》及《服鸟赋》，那是对个人身世苍凉的记录。时过境迁，当初落在座位上的服鸟留下的阴影已渐渐淡忘。反之，贾谊终于在梁太傅职位上，勤奋钻研专业，写出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政治评论。

这，就是著名的《治安策》。

我们不得不谈这篇政论，因为它与后来的七国之乱有着莫大的关系。贾谊创作《治安策》的内心驱动，源于刘兴居和刘长谋反事件。搞历史研究，向来是贾谊的特长。贾谊从刘兴居及刘长的造反事件中，总结出了一个经典的历史经验，并提出了一个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诸侯王造反作难的方案。

贾谊总结的历史经验是：在历史的足迹中，凡是强大的封国，一定先反。

贾谊这个强者先反论，其推论大约如下：造反者的野心与实力总是成正比的。比如长沙王，它之所以成为目前唯一生存下来的异姓王，主要是他实力小，形势不允许他有过分的野心。所以他们的唯一生存之道就是，对中央忠心耿耿，俯首听命。再如，周勃、灌婴、樊哙他们当初为何不反，也主要是他们实力不足。如果当初刘邦封他们为诸侯王，肯定也会成为一个野心家，最终被中央干掉。

再往远点说，汉初诸侯王当中，依次造反的人物有韩信、彭越、英布、卢绾。这四个人当中，韩信最强，所以他先反了；卢绾最弱，所以造反在后。

那么，针对如此教训，有没有一套可行的方案，让诸侯王像长沙王那般当个听话的好王呢？贾谊的回答是肯定的，办法就是，削弱诸侯国的权力。

削权，是国家游戏中仅次于对外战争的高级游戏，亦是一种赌注较大的赌博。如果尺寸把握得不够准确，就会国破人亡，连皇帝老本都亏进去了。但是，贾谊会告诉你，他的削权方案，不会出现以上耸人听闻的流血事件。

在贾谊看来，只要大力对封国实行分封制，长此以往，诸侯国的力量肯定会越削越弱。道理是很简单的，封国如蛋糕，开始由祖辈一人包揽；祖辈生出两个儿子，那么实行分封制后，蛋糕就不得不割成两半；两个儿子又各生出两个孙子，那么蛋糕就继续对半切。

以切蛋糕的方式进行继承遗产，这是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你有饭吃，我有饭吃，大家都有饭吃。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孔子老人家提出的齐家治国的理念“和”。

于是，封国内部的王子王孙们既得了利益，皇帝就更得了便宜。这样只有一个结果，中央越来越强，诸侯越来越弱。想造反，先掂量自己吧。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诸侯国联合起来造反呢？这个问题不要太担心。中国历史证明，所谓联合造反，首先要考虑分成问题。一个诸侯王造反是死，十个诸侯王造反同样是死；但是一个诸侯王造反如果成功的话，得到的是一大块；如果十个诸侯王联合造反的话，得到的不过是十分之一。

根据血酬定律，付出成本与收益利润不成正比，肯定会吓退这些人。造反或成功的概率大大降低。

或许又有人问，如果某个诸侯国繁殖能力差，子孙太少，占有份额仍然很大。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别担心，这个问题贾谊已经做了周密布置。贾谊认为，如果出现此情况，保留其封国，但必须架空王位，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国相主持国家行政，等到他们子孙多了，再授权他们。

以上方案，如果非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太有才了。

然而可惜的是，刘恒没有采纳。而刘恒采纳的是《治安策》里提出的另外一个建议：鼓励被废诸侯或者逐臣自杀。

刘恒之所以接受贾谊这个建议，是因为他前面吃了亏。比如流放淮南王刘长，如果当初在拘禁之前就鼓励他自杀，那么就不会落下一个杀弟之名；再如逮捕周勃之事件，如果聪明一点，怂恿他也自杀了，就不会出现薄太后对他甩头巾破口大骂的难堪事件，更不会落下一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不良国君形象。

大臣一旦有罪，就鼓励自杀的典型马上就有了，没想到刘恒选中的人竟然是薄昭。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是刘恒舅父薄昭不知何故杀了一个汉使，于是刘恒便抓他问罪。可是呢，刘恒又不忍心亲自动手，于是派遣一堆公卿陪薄昭喝酒，并且暗示道：给你吃好喝好，就是希望你在地下不要饿着，请你好自为之吧。

薄昭一愣，好家伙，竟然是来鼓励我自杀的。想我自杀，两个字：没门。于是，众公卿只见薄昭酒照喝，舞照跳，就是迟迟不见他挥刀割脖子，连装也不见他装一个。

漂亮的理念，怎么贯彻起来就这么难啊！

刘恒再想一招，即令文武百官穿着孝服前往薄昭住处大声哭丧。一堆活人对着一个活人哭丧，这要你自我了断的道理，实在太过明显了。薄昭走投无路，只得自杀。

刘恒以为，鼓励犯罪之人自杀，他就能逃得一个坏名声。事实上，后世仍然有人对他攻击不已，甚至认为此等做法愚不可及。比如司马光就认为，刘长和薄昭在活着的时候，都是被刘恒宠惯了的。结果他们一出事，就找这两人麻烦。如果当初刘恒知道防患于未然，又怎么会闹出两出悲剧来呢？

好了，点到为止。这是刘恒的事，不关贾谊的事，还是让我们继续回到贾谊身上来吧。

当上了梁怀王的太傅，贾谊的坏日子没有停止。不公的命运，再次以坏运气去毁灭这个天才人物。

孝文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夏天。这个夏天，发生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梁怀王刘揖骑马，不小心摔下来死了。死的时候，竟然还没来得及留下一个接班的种。

刘恒当初是怎么跟贾谊说的，好好调教我这个心爱的小儿。难道，贾谊调教的就是这等结果吗？当然了，王子堕马，那是偶然事件，跟老师怎么扯上关系呢。

但是，贾谊却公开说：我作为太傅，有罪！

这是永远也不能救赎的心灵之罪，即使再多的泪水也不能。从此，贾谊还是伤心欲绝，长年泪流。泪水仿佛就如他的生命之水，流了一年多的泪水，贾谊的生命似乎也枯竭了。

孝文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贾谊在抑郁中离世，年仅三十三岁。

五 贾谊早逝的案例分析

贾谊死去，无论是对刘恒，或者是汉朝，都是一笔精神财富的损失。在汉初，再也找不到一个像贾谊这般见识高远，才气贯世的天才思想家和政论家。贾谊建树的很多思想，对汉朝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抑商扬农；禁止私人铸钱，主张归国家统一管理；采取切蛋糕分法，削弱封国势力，保持国家稳定；等等。哪一个对国家的发展不是有利的？当然了，贾谊也对刘恒提出过差劲的意见，那就是主张废除和亲政策，对匈奴作战。甚至还信誓旦旦地说，只要让他带兵打匈奴，肯定不辱使命，把留在匈奴的汉奸通通抓回来治罪。

贾谊这个牛吹得过头了。幸好，刘恒没有采纳！

关于贾谊早逝，后世多少同行及文人替他惋惜。有诗为证：

《七律·咏贾谊》（毛泽东）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话说回来，关于天才早逝，似乎已经构成世界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象，甚至有科学家就此做过专题研究。

现代医学家认为，天才之所以厉害，关键在于过度开采大脑蕴藏资源。大脑的积极活动，需要强有力的心脏和脑血管来完成。而天才在进行创造性极强的思维活动中，经常使用到大脑中常人用不到的部分，他们大脑所需的供血量就比常人要大得多，所以天才们的心脏就长期处于一种超负荷的运转中，这必将大大地损害他们的健康，致使许多英才英年早逝。

事实上，贾谊之死没有像以上所说的进行超负荷工作的过劳死，准确地说，他属于抑郁死！在论证到底是谁杀死了天才贾谊上，我们发现，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庸人和情人，外加一个命运！

命运不可测，梁怀王摔死是个意外，我们暂且不计。先看庸人，从头至尾，挤压贾谊的有两批人，一批为周勃等人，一批为邓通。周勃等人不能算是庸人，更不能说是庸臣，符合该条件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邓通。

当初项羽输给了刘邦，是虎豹输给了群狼；贾谊输给了周勃、灌婴及邓通，是鸿鹄输给了群狼和麻雀；周勃和灌婴属于凶猛的狼群，邓通属于吱吱的麻雀！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话讲的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现象，更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如果从后者研究，就会发现，贾谊这等天才，无论是和周勃们，或者和邓通们，都不能类聚一起。他们共属一个生物圈，一旦挤进一个异类，必须群而攻之。也就是说，如果进入群狼，你首先是一只狼，要进麻雀窝，你首先得变成一只小麻雀。

但是，贾谊不属于草原，更不属于枝头，他属于天上。他是天才，是高高在上的鸿鹄，所以他注定是孤独的、寂寞的，甚至是无助的。一旦落在地上，受到伤害更是必然的！

有一种爱，就叫明明知道相爱，却不能在一起。刘恒和贾谊的政治关系，无不是如此。贾谊爱刘恒，胜过刘恒爱贾谊。然而，世间上最悲痛的不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而是分开的原因竟然是由于外人的骚扰而造成的。

因为周勃们骚扰，刘恒疏远了贾谊；因为小邓通的阻拦，贾谊继续臭老九的生涯。难道说，刘恒心里就没有一个可以坚持的准则吗？

事实是，刘恒不但知道自己为什么抛弃贾谊，而且知道为什么要抛弃。

贾谊的隔代同伴屈原曾在《离骚》中叹息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于是，屈原总是以美人自喻。没错，天才犹如美人配香草一样配贤君；贾谊是天才，刘恒是贤君，就要说他们是绝配？

近代国学大师辜鸿铭有一句经典名言：中国古代的男人就像茶壶，女人就像茶杯；一个茶壶配四五个茶杯，那是最正常不过的。如此推算，皇帝就像是大茶壶，该要的茶杯实在太多了，而贾谊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不能因一个，而摔破了众多茶壶，这应该是男人最基本的生活逻辑。

说白了，皇帝也不是好干的。别看他整天高高在上，其实很多时候，他就像是走在钢丝上的猴子，必须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寻找平衡点。所以说，刘恒不停地冷落贾谊，先偏向了周勃，后又偏向了邓通，都是站在平衡点上的结果。

这就是政治，犹如男女交欢，有时欢喜有时忧，有时缠缠绵绵，有时又是冷酷无情！

于是，贾谊就像到处招惹人而又不得宠的美人，唯有独守空房，在命运的岁月里任容颜衰老，抑郁寡欢，最终被从窗前飞过的那片黄叶勾走了魂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