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河南凶寇，狼顾鸱张，臣以羸兵八千，扫除氛昆。摧刘宽于梁郡，破檀让于蓼堤，平曹州，复东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围，殄徐州贼。席毗十万之众，一战土崩，河南蚁聚之徒，应时戡定。

（当自己被任命为河南道行军总管后，他率领八千人马，开始扫荡叛党。先后击败了梁郡的刘宽，蓼堤的檀让，而后又相继平定曹州，收复东郡、安城、武定、永昌，解除叛党对亳州的包围，歼灭徐州的乱军。在自己的一番努力下，席毗十万之众，终于遭到覆灭，河南的叛乱局面，就此得到平定）

当群凶问鼎之际，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总驭燕、赵，南邻群寇，北捍旄头，内外安抚，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斿黑水，与王谦为邻，式遏蛮陬，镇绥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敌，乘机剿定，传首京师。王谦窃据二江，叛换三蜀；臣第三叔义受脤庙庭，龚行天讨。自外父叔兄弟，皆当文武重寄，或衔命危难之间，或侍卫钩陈之侧，合门诚款，冀有可明。

（在整个叛乱过程中，不仅是我本人，我们于家全体也对朝廷做出了卓越贡献。我的二叔于翼，当时被叛党和突厥夹在中间，但是，正因于翼的分兵拒之，才让两股力量不能合兵一处，稳定了华北的局面。我的五叔于智则帮助平定了西蜀王谦的叛乱。我的兄长于顗在淮南立下大功。我三叔于义也参与了对王谦的讨伐。除此之外，于家满门忠烈，都对平定叛乱做出了卓越贡献）

我想，于家的支持对杨坚的意义，我们也不再需要过多废话了。

有了李穆家族和于翼家族的力挺，杨坚就有了平定尉迟迥的最大底气。

<h2>漏算</h2>

然而，杨坚所要对付的敌人，又岂是尉迟迥一人？就在尉迟迥叛乱如火如荼之际，京城内迎来了又一波危险的敌人——六月，五王皆至长安。

对于五王的进京，历史上向来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是被杨坚弄回来的。《资治通鉴》就有此类描述：

陈王纯时镇齐州，坚使门正上士崔彭征之。彭以两骑往止传舍，遣人召纯。纯至，彭请屏左右，密有所道，遂执而锁之，因大言曰：“陈王有罪，诏征入朝，左右不得辄动！”其从者愕然而去。

这种说法未免是过于侮辱了五王的政治能量。如果宇文纯这样的亲王，都能随便被两个人就在自己的地盘给捆了，而且手下人还不敢妄动，居然作鸟兽散，那宇文赟又何必如此担心，非把他打发到自己的封国去呢？

事实上，五王既不可能是杨坚骗回来的，也不可能是杨坚绑回来的，他们同时回归，只存在一种可能性——接到了宇文赟的遗诏。

这是历史上对五王进京的第二种看法，在我看来，也是比较符合逻辑的看法。

宇文赟虽然是个暴君，但是，我们也得承认，这个暴君在玩弄权术方面很有一手，至少，在他的任内，没有出现过前朝宇文护这样的权臣。没有权臣就意味着，他的传位过程，本来可以顺利得多……

宇文赟重用的人物，虽然都不是什么好咖，但多是些没有政治根底的寒门子弟，以至于当他病重时，他的宠臣刘昉、郑译等辈，都无力独撑大局，非得让杨坚去捡这便宜。当然，杨坚能捡到这便宜，也有些机缘巧合，在宇文赟的整肃下，杨坚本已预感前途渺茫，要出藩以求自保了，但是，偏偏杨坚得了“足疾”，而宇文赟又偏偏不早不晚的病倒了……这一切，也只能用当日宇文邕对王轨所说的话来概括——必有天命在，将如之何？

历史上的很多事情，都是“人算不如天算”，很多达官显贵很迷信，动不动占卜算卦请人看相，也并非全无道理。以杨坚而言，他的发达，实在是“三分能，七分命”最好的写照，堪称中国历史最幸运的开国皇帝。

宇文赟先前让五王出藩，虽然有杨坚所谓“羽翮既剪”的弊病，但是，宇文赟也有自己的考虑。因为宇文护的关系，宇文赟一直非常害怕宗室擅权的现象，所以，他上台后的第一步，是干掉宇文宪（尽管宇文宪这位亲王实在没有反心，实在对朝廷忠心耿耿），而他让五王出藩，实际也不过是延续了诛杀宇文宪的政治思路——“强干弱枝”，避免在京城出现“下一个宇文护”。

“弱枝”是为了“强干”，但是，“强干”这件事，也是多重因素决定的，宇文赟千算万算，却漏算了最重要的一步——自己的寿命！

杨坚之所以比宇文赟更高明，就因为算先一步——视其相貌，寿亦不长。

就因为多算这一步，杨坚才会想要在出藩之前先等等看，他的“足疾”才会如此恰到好处，他才能在诸多显贵中“幸运”的脱颖而出。

所谓“幸运”，从不会是无源之水，机遇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最“幸运”的杨坚，其所展现的，岂不正是高超的“预见机遇”、“把握机遇”的能力？

宇文赟在最初暴病之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所击倒，直到十几天过去了，一天又一天，他的身体日渐虚弱，宇文赟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他这才意识到，京城内没有得力的亲王坐镇，会有怎样的恶果！毕竟，亲王这东西，既可能是皇位的争夺者，也可以是皇位的捍卫者啊！

“强干弱枝”这一套彻底失败了，自己儿子宇文阐太小，这个“干”强不起来，而他把“枝”给削弱，也只会让这个虚弱的“干”，暴露在一堆野心家面前。如之奈何？宇文赟认为，为今之计，也只能亡羊补牢了，在五月二十二日，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的宇文赟，下发了诏书，要求五王进京勤王，保护幼主！

同时征召五王，这也是宇文赟一贯玩弄权术的体现，因为对于这五王，既要用，又要防，自己的儿子太小，无力防，那就让五王各自防着对方吧。

宇文赟的这个安排，就是传说中的“制衡术”。

如宇文赟这样的托孤安排，后世也有类似的例子。

清朝初年，顺治英年早逝，嗣子爱新觉罗玄烨年仅八岁，因此，顺治给玄烨安排了四个顾命大臣——首辅索尼、次辅遏必隆、三辅苏克沙哈、四辅鳌拜。

顺治这样安排，本来非常高明，既维持了八旗之间微妙的政治平衡，又尽力避免了一家独大，威胁皇权——因为，首辅索尼当时已经年迈；而次辅遏必隆，又是个无可无不可的墙头草；三辅苏克沙哈，地位尴尬，是睿亲王多尔衮的部下；最凶恶的鳌拜，虽号称“满洲第一勇士”，但位次最低，谅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后事安排成这样，苦心孤诣的顺治本可以含笑九天，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令顺治没有想到的是，最凶恶位次最低的鳌拜居然能够在四辅臣中脱颖而出——原因？因为索尼年迈而又奸猾，在没收到皇室的政治献礼前，拒绝表态，等他得到了皇室的大礼（孙女被纳为皇后），准备恭请康熙亲政时，却已经时日无多；遏必隆是个墙头草，很不幸，这次他倒向了鳌拜，作为次辅，却甘心做小；苏克沙哈有能力，但地位实在尴尬，能量有限，最终被鳌拜击倒……于是鳌拜专权！

事实证明，“制衡术”实在是个很高端的技术活，光靠在脑袋里进行模型推演，往往是不够的。顺治很不幸，把“制衡术”玩砸了，给儿子康熙留下了鳌拜这样凶恶的敌人；但是，“玩砸了”，只能说明功夫不到家，并不能说明“制衡术”本身有问题——毕竟，同一套太祖长拳，让一般人来打，只是平平常常，但要让英雄人物乔峰来打，却能在聚贤庄力敌天下豪杰。

“制衡术”本身没问题，宇文赟让五王顾命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他实在撑的不够久，两天后，五王还一个都没进京，他就已经一命呜呼了……

于是，顾命大臣的位置立即换了人，蛰伏了许久的杨坚一鸣惊人，脱颖而出，而当六月份，五个亲王先后进京后，他们才赫然发现——朝政已非啊。

如果说外部的尉迟迥，是杨坚控制“国内”局势的最大对手，那么，京城的五王，就是杨坚控制“朝内”局势的最大对手。一场大战，无可避免。

关于这场大战，《资治通鉴》写得绘声绘色，我们也不免细细看来：

五王虽然是最大对手，但率先倒霉的，却是毕王宇文贤。这位“毕刺王贤”，是明帝宇文毓的儿子，也就是宇文阐的叔叔辈。

《资治通鉴》对此事件一句话带过：雍州牧毕刺王贤，与五王谋杀坚，事泄，坚杀贤，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谋不问。

《周书·毕刺王传》对此事件倒是略为详细：贤性强济，有威略。虑隋文帝倾覆宗社，言颇泄漏，寻为所害，并其子弘义、恭道、树娘等，国除。

显然，《资治通鉴》和《周书》的说法是有矛盾的——《资治通鉴》着重一个“谋”字，用法学术语说，这叫犯罪未遂（犯罪已经启动了，但由于犯罪人以外的客观因素，没有能够得逞）；而《周书》着重一个“言”字，用法学术语说，这叫犯罪预备（已经有犯罪动机了，但还没付诸实施）；朋友们，犯罪未遂和犯罪预备，这可是天差地别的。

到底谁的说法更可靠呢？个人感觉应该是《周书》。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杨坚是个政治经验丰富的老屁股，如五王这样的危险人物进了京，杨坚第一步会做的，当然是派人严密监视，限制五王的行动自由，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五王还能跟毕王搭上线，那杨坚也就不用混了。

所以，毕王或者有猜疑杨坚的可能，如《周书》所说，“虑隋文帝倾覆宗社”，但是，在杨坚夺权后制造的政治高压气氛下，如他这样的危险人物，自然是得不到跟其他危险人物碰头的机会的，他所能做的，也就是骂个街了。

当然，杨坚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哪怕是骂街，也是不允许的，尤其是亲王骂街，所以——只能对不起你了。

诛杀毕王贤，杨坚还有个用意，那就是警告进京的五王——你们给我注意点，如今京城哥们我说了算，别不识相，否则，毕王贤就是你们的下场！

当然，打一大棒，还要给一甜枣，杨坚还是对五王做出了补偿：因诏五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用安其心。

据《资治通鉴》说，不管是大棒还是甜枣，似乎都未能“安其心”，五王还是数次谋划了刺杀杨坚的阴谋：

赵僭王招谋杀坚，邀坚过其第，坚赍酒淆就之。招引入寝室，招子员、贯及妃弟鲁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于帷席之间，伏壮士于室后。坚左右皆不得从，唯从祖弟开府仪同大将军弘、大将军元胄坐于户侧。

（宇文招密谋诛杀杨坚，所以邀请杨坚来做客，然后把杨坚请入了寝室，并让自己的儿子、小舅子们佩刀而立，站在左右，同时还设下了诸多埋伏。而杨坚的左右呢，都被赶了出去，只有杨弘和元胄两个人保护杨坚。）

胄，顺之孙也。弘、胄皆有勇力，为坚腹心。

酒酣，招以佩刀刺瓜连啖坚，欲因而刺之。元胄进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诃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叱之使却。胄嗔目愤气，扣刀入卫。招赐之酒，曰：“吾岂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伪吐，将入后邠，胄恐其为变，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伪称喉干，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

（酒酣耳热，宇文招开始动手，首先用佩刀刺瓜给杨坚吃，想要借此机会一击毙命。此时元胄站起来表示相府中有事，要先回去，结果被宇文招厉声呵斥。元胄非但没有被吓到，反而更加精神抖擞，扣刀入卫。宇文招见元胄是狠角色，一改先前的嚣张，开始安慰起元胄了，说自己没有别的心思，你也不用太多疑。宇文招数次假装要呕吐，退入后宅，但元胄害怕宇文招设伏，所以屡屡扶着他上坐。宇文招又称自己口干，要元胄去厨房拿饮料，元胄还是不为所动。）

会滕王逌后至，坚降价迎之。胄耳语曰：“事势大异，可速去！”坚曰：“彼无兵马，何能为！”胄曰：“兵马皆彼物，彼若先发，大事去矣！胄不辞死，恐死无益。”坚复入坐。

（此时，滕王宇文逌也过来赴宴，杨坚亲自迎接。元胄对杨坚耳语道，事情有蹊跷，咱走吧。杨坚表示，他们又没兵马，能干啥？元胄说，兵马都是他们家的，他们如果先发制人，我们就完了。我不怕死，怕白白的送死。杨坚不听劝告，继续入坐。）

胄闻室后有被甲声，遽请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坚下床趋去。招将追之。胄以身蔽户，招不得出；坚及门，胄自后至。招恨不时发，弹指出血。

（元胄听到外边有异动，再次请辞，说相府有事，必须走了，于是扶着杨坚下床急速离开。宇文招想要追击，元胄则单枪匹马，用身体挡住了通道，宇文招出不去，等到杨坚到达门口，元胄才赶来。宇文招痛恨阴谋失败，把指头都捏出了血。）

壬子，坚诬招与越野王盛谋反，皆杀之，及其诸子。赏赐元胄，不可胜计。

（不久后，杨坚说宇文招和宇文盛谋反，将其满门抄斩，然后大赏元胄。）

周室诸王数欲伺隙杀坚，坚都督临泾李圆通常保护之，由是得免。

（此后，北周宗亲多次想要谋杀杨坚，杨坚得到李园通保护，幸免于难）

看到这一段描述，大家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错，《史记·项王本纪》有类似故事——大名鼎鼎的鸿门宴。我们不妨用角色对应的办法一观其相似处：

杨坚自然是刘邦，而且是警觉性极差的刘邦：

元胄劝他走，他还不走，一脸嘬死相；而刘邦在听了樊哙的“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的发言后，就立即撤了，而且还是抄小路走的（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彊、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留了个张良扫尾；

项羽的角色没有，范增和项庄的角色被融为一体——均为宇文招：

“招恨不时发，弹指出血”，这是范增的戏份；范增在项羽错过了诛杀刘邦的绝佳机会后大怒，将张良所献的一对玉斗用剑击碎，然后叹气道：“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招以佩刀刺瓜连啖坚，欲因而刺之”，这是项庄的戏份；在饮宴的时候，范增曾暗示项庄舞剑助兴，伺机干掉刘邦，“项庄拔剑起舞”；

张良的角色没有，项伯和樊哙的角色也被融为一体——均为元胄：

樊哙在鸿门宴是个关键角色，在项庄舞剑后，张良去找他，说：“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也！”樊哙于是进场，史记对此描述的极为生动：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乡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元胄也不例外——元胄进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诃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叱之使却。胄嗔目愤气，扣刀入卫。

樊哙在进来后，项羽请他喝酒，又拿了个生猪给他，他拿刀割着就吃，英雄风范尽显，后来一番慷慨陈词，逼得项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位元胄也不例外，进来后，宇文招也请他喝酒，还跟他道歉——招赐之酒，曰：“吾岂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

后来樊哙劝刘邦撤退，说下了那句著名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经典名言；元胄倒是也劝了，而且劝了多次，可惜杨坚都不听……

至于项伯的戏份，在项庄舞剑后，项伯也起身舞剑，以身遮蔽刘邦，这里元胄有两处类似场景——其一、招伪吐，将入后邠，胄恐其为变，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伪称喉干，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其二、胄以身蔽户，招不得出；坚及门，胄自后至。

《资治通鉴》的这段描述跟《史记》中的鸿门宴实在太过相似，以至于，我们只能说，当时的史学家也是些无聊的“山寨流”，编故事一点都没创意。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如果杨坚果真是后来得天下的阴谋家，那么，鸿门宴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刘邦之所以要赴鸿门宴这个龙潭虎穴，是因为他封闭关门，惹恼了比他强得多的项羽，不去是躲不开一场浩劫的）。杨坚非但不会去鸿门宴，而且，真要有鸿门宴的情节，他也不该是刘邦的角色——毕竟，很明显，当时的京城，已经处于杨坚的控制下，比之五王，他是当然的强者。

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隋书·高祖纪》很诚实，道出了相对真实的内幕：五王阴谋滋甚，高祖赍酒肴以造赵王第，欲观所为。

原来，这场“鸿门宴”，压根不是宇文招邀请的，而是杨坚亲自去的；既然是亲自去，肯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当然不可能会有那么多险象环生的离奇情节。当然，阴谋依然是阴谋，只不过，阴谋的导演不是宇文招，阴谋的名称，也不叫鸿门宴；这是一场杨坚亲自策划导演并出演的冤案，这场冤案的内容叫做——说你反，你就反，不反也反；有中国特色的“被造反”。

当然，最能表现这次冤狱核心精神的，还不是宇文招，而是另一个人——宇文盛。宇文盛在这个事件中干了些什么呢？答案是，什么都没干——拍成电影的话，连露面都没有，更甭说台词了。然后呢？然后他也就“被造反”了，再然后，他就一家老小都被杀了个精精光了……

什么叫躺着也中枪？这就叫躺着也中枪！

五王去其二，这是杨坚对宇文氏亲王的第二波清算，跟第一波清算一样，打一巴掌，要“揉三揉”，于是，次日——周主封其弟衍为叶王，术为郢王。

好吧，宇文阐当年才七八岁，他的两个弟弟被封为亲王，这两个弟弟能有几岁呢？能给杨坚制造麻烦吗？所以嘛……

有没有第三波清算呢？有，不过是几个月之后了，当时朝廷内外的局势都已经相当稳定，于是，其余三王分别在十月和十二月遭到最终整肃。

至此，五王一个不剩，均为杨坚所杀。

此时的宇文赟，在九泉之下，又当作何反应呢？

<h2>纸老虎</h2>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尉迟迥的这次造反。

杨坚派出去讨伐尉迟迥的人，是老将韦孝宽。很快，韦孝宽就率军来到永桥城（河南省武陟县西），将领们要求立即发起攻击。韦孝宽说道：“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损我兵威。今破其大军，此何能为！”

韦孝宽本人便是守城的高手，玉璧之战更是中国历史能够写入经典战例榜的守城之战；能守城的，当然也懂攻城，所以，韦孝宽认为，（永桥城）城小而固，不好打。但是，韦孝宽更高明的地方在于，在知道“不好打”的同时，还明白“无需打”的道理；如果说知道“不好打”还只是将才，那么，明白“无需打”就是标准的帅才了。之所以“无需打”，韦孝宽认为，“破其大军”更重要。

一千多年后，有个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在“得城”和“歼敌”的问题上，跟韦孝宽取得了一致，并得出了“战争的核心便是歼灭对方有生力量”的重要结论，此人便是毛泽东……

韦孝宽率军驻扎于武陟，于是尉迟迥令儿子尉迟惇（就是被杨坚派出去征召尉迟迥回京奔丧的那位）率军十万进入武德（今河南武陟县东），而后驻军于沁水东侧。很显然，尉迟迥和韦孝宽在军事战略上取得了一致——尽快决战。

但很可惜，双方尽快决战的理念受到了挫折，因为“人算不如天算”，沁水突然暴涨，以至于双方无法渡河，只能隔河对望，暗生闷气。

韦孝宽之所以希望尽快决战，是因为，尉迟迥毕竟不是寻常人等，皇亲国戚之外，还是个出名的战将，跟随韦孝宽出征的这些人，大多都不是韦孝宽的部将，这些人能否愿意为杨坚拼死效命，还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因此，所谓“尽快决战”，其核心要义，是避免“夜长梦多”。

夜长了，梦果然会多。韦孝宽决战不成，很快，他的长史李询就通报给了杨坚一个要命的坏消息：“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并受尉迟迥饷金，军中慅慅，人情大异！”闻听此报，杨坚也不免愁上心头——怎么办呢？他的第一个考虑，当然是立即换马，当即便要把郑译等三人弄到军中，替换那三位。

此时，李德林发言了：

“公与诸将，皆国家贵臣，未相服从，今正以挟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异，后所遣者，又安知其能尽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虚实难用，今一旦代之，或惧罪逃逸；若加縻絷，则自郧公以下，莫不惊疑。且临敌易将，此燕、赵之所以败也。如愚所见，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素为诸将所信服者，速至军所，使观其情伪。纵有异意，必不敢动，动亦能制之矣。”

李德林告诉了杨坚两件事：

一、为什么临阵换将不可以。

一个大前提：杨坚跟这些将领，目前还没有形成严格的主臣关系，很多将领，都还是把杨坚当成是同僚，杨坚指挥他们，靠的不是他天然的老大地位，而是“挟令之威控御之”，说难听点，不过是借着宇文皇权的力量狐假虎威罢了。

然后是临阵换将的三不可：

一不可：前人不可靠，后人就一定可靠吗？（此话一出，郑译几个更是要把李德林恨到骨头里了，虽然他说的是实话……）

二不可：取金的情报真假难辨，贸然出手，会进退失据——替代他们，他们会逃；可把他们软禁起来，又会引起其他将帅的恐慌，尤其是韦孝宽的恐慌。

三不可：临敌易将，这在历史上都是有惨痛教训的错误举动。

赵国的教训有两个：

一是长平之战。彼时秦军攻打赵国，赵军大将廉颇驻守长平，廉颇坚壁清野，屡屡挫败秦军的进攻；而后秦军散播谣言，说廉颇意欲造反，而秦军所畏者，唯有赵奢之子赵括。结果赵王上当，临阵换将，于是白起设伏包围轻敌躁进的赵括，赵军拼死突围，一个半月后，突围失败，赵括被秦军于阵中射杀，赵军四十万大军投降，大部分被坑杀。

这场战事创造了一个成语——纸上谈兵；主人公是——赵括。

当然，赵国最大的悲哀是，他们居然两次跳进了同一个陷阱。

战国末年，王翦率秦军攻打赵国，意图一举吞并其国，赵国大将李牧率军迎击（李牧跟廉颇一样，是赵国名将，在跟匈奴和秦军的多次战役中，都取得辉煌战绩）。此次王翦一看是李牧迎敌，便知不除此人，秦军绝难获胜，于是，派人收买了赵王宠臣郭开（此公曾有过诬陷廉颇、致使廉颇流亡异国的劣迹），让其挑拨君将关系；赵王再度上当，设计将李牧捕获，不久后将其诛杀。三个月后，王翦突然对赵军发动总攻，赵军溃败，赵国大部沦陷……

燕国比赵国稍好，教训只有一个：

故事的主人公叫做乐毅，《三国演义》里经常听到这个名字，因为诸葛亮老是自比管仲、乐毅，此公的最大战绩，是辅佐燕昭王报了强齐伐燕之仇，曾以劣势兵力一举攻陷齐国七十余城，创造中国历史以弱胜强的又一经典战例。

当时，乐毅还剩下两个城池没有攻下，一是即墨，二是莒城；乐毅围而不攻，意图通过政治手段收服人心，达到不攻自破的效果。但不幸的是，就在乐毅施展他的谋略之时，对他言听计从的燕昭王去世，而即位的燕惠王则跟他有隙。

借此机会，齐国大将田单实行反间计，散布谣言，说乐毅之所以不攻打即墨和莒城，是因为他想收买人心，为叛燕自立做准备。燕惠王果然上当，命令骑劫去接替乐毅，而乐毅无奈之下，只能流亡赵国。

后来呢？后来骑劫一反乐毅的既定部署，而后田单借势反击，在即墨以火牛阵大破燕军，最后，在齐国仅剩即墨和莒城两个据点的情况下，一举收复故土，将齐襄王从莒城接到齐国都城临淄。

这个战例也创造了一个成语，叫做“不忘在莒”，用来鼓励复国者不要放弃希望。国共第二次内战后，蒋介石逃亡台湾，在不停叫嚣反攻大陆的日子里，他便时常用田单的例子鼓励自己和部下，为此台湾还有个节日，叫做“莒光日”。

好了，扯远了。继续回到李德林的这番话。在解决了要不要换马的问题后，李德林提出了他的建议——只需换个得力的心腹爱将去做监军，如此，便能迅速化解军心不稳的危机了。

无疑，李德林这番话是有道理的，于是，杨坚“大悟”，说道：“公不发此言，几败大事。”此事过后，杨坚对李德林更是言听计从——自是坚措置军事，皆与李德林谋之；而李德林也同样不负所托，才华展露无遗——时军书日以百数，德林口授数人，文意百端，不加治点。

当然，此事还剩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急需解决——派谁去？

杨坚找了三个人：

第一个人——崔仲方。回答是不去，理由是老妈在山东。

第二个人——刘昉。回答是不去，理由是，从来没带过兵。

第三个人——郑译。回答依然不去，理由是，老妈太老了……

三个人之所以都不去，道理很简单嘛，李德林说得轻松，其实，这监军的差事，岂是那么好干的？

一个不去，两个不去，三个还不去，理由一个比一个离谱，杨坚怒了，真的怒了，真他妈是“人到用时方恨无”啊，就没人能为我解忧吗？

这时，终于有人站出来了，此人名叫高颎，他很轻松的表示——我去吧。

这位高颎，并不是北周勋贵，他的老爸原是东魏谏议大夫，因为受到排挤，为了避馋，来到了西魏，投到了独孤信的门下。当然了，大家也知道，后来独孤信倒霉了，家人大多被流放去了蜀中，原先热热闹闹的门客们，也都大难临头各自飞，各奔东西，自寻出路了，没人再愿意跟独孤信绑在一起了。唯有这个高颎，浑若无事，依然跟独孤信家族保持联络，尤其常去跟独孤伽罗唠唠家常。诚所谓“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独孤伽罗对高颎的不离不弃，自也感激在心。

高颎这个人，《资治通鉴》说他“明敏有器局，习兵事，多计略”，显然，不光有德，而且有才。对于这样跟自己有渊源又有能力的人物，杨坚自然是要立即笼络的，当权之后，他就让杨雄去见高颎，邀请他共谋大计，高颎表示：“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颎亦不辞灭族。”

事实证明，“不辞灭族”这样的话，绝对不是高颎随口说说，他说到就准备做到——此次杨坚遇到困难，高颎就挺身而出了。

高颎于是便出发了，出发前，甚至没有亲自跟老母辞别——派人去的。

就在高颎出发后没多久，尉迟迥的叛乱又出现了最新的进展，当然，于杨坚而言，不是什么好进展。

首先是司马消难的反叛：

司马消难以郧、随、温、应、土、顺、沔、儇、岳九州及鲁山等八镇来降（所降的国家是南陈），遗其子为质以求援。

八月，己未，诏以消难为大都督、总督九州八镇诸军事、司空，赐爵随公。（南陈政府作出反应，开始封赏司马消难）

庚申，诏镇西将军樊毅进督沔、汉诸军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帅众趣历阳，超武将军陈慧纪为前军都督，趣南兗州。

（与之同时，南陈政府派去了三路大军，策应司马消难）

戊辰，诏以司马消难为大都督水陆诸军事。

（司马消难再度得到优待，被任命为各路大军的大都督）

庚午，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陵克临江郡。

（再度派兵前来增援司马消难）

司马消难并不是北周的勋贵，他是北齐开国重臣司马子如的儿子。司马消难因为父亲的关系，一度在北齐上层混的春风得意，娶了高欢的女儿，当了驸马爷，又先后出任中书、黄门郎、光禄少卿，最后，出任北豫州总管。后来，司马消难因为风流多情的关系，跟公主不合；又因为贪污腐败的问题，饱受争议；最后，还受到了高洋的猜疑；为了保条小命，首先献城投降了北周。北周待他倒也不坏，宇文赟还把他的女儿纳为太子妃呢。

但是，如司马消难这样的人物，自然不能指望他成为忠臣，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想要玩点花样。此次，借着杨坚立足未稳，而尉迟迥举兵作乱的机会，司马消难就要玩出点花样了——继从北齐叛往北周后，他继续发挥二五仔本色，又从北周叛往了南陈，而且，为了取得南陈信任，他还以子为质。

司马消难这么干，自然是想趁着北周大乱浑水摸鱼了，甚至，他可能想效仿侯景，把算盘打到南陈头上，也未可知。

接下来的坏消息来自王谦：

周益州总管王谦亦不附丞相坚，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

王谦的情况，就跟司马消难完全不同了，他是王雄（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的儿子，属于北周政权核心层的人物。在杨坚掌权后，王谦一度有所踯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也曾派人进京上表，表示归附，但与之同时，王谦又认为自己这么干实在对不起宇文家族对他的厚恩，所以反复不定，陷入挣扎。

最后，王谦的使者将京城内外的情况通报给了他，王谦得知杨坚并没有完全控制大局，这才终于下定了决心，“将图匡复”了。

局面，目前看起来对杨坚非常不利，甚至，北周控制下的傀儡国西梁（侯景之乱后，南梁覆亡，西魏趁势攻陷江陵，诛杀梁元帝萧绎，拥立萧衍之孙萧詧为帝，史称“西梁”，亦称“后梁”）都已经有些蠢蠢欲动了。

当时，梁世宗萧岿派柳庄奉书入周，当然，奉书只是表面，深层的考虑，应该是刺探北周军情，看有没有彻底摆脱北周控制的机会。

杨坚热情的接待了柳庄，还回忆起了当年跟西梁的二三事，饱含热情的赞颂了西梁的大忠大义，并表示要同甘共苦，共度时艰：“孤昔以开府，从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时艰，猥蒙顾托。梁主奕叶委诚朝廷，当相与共保岁寒。”

（当年北周攻打江陵时，杨忠便随于谨出征，是当时的主要将领，彼时刚刚进入仕途的杨坚，应该是跟随其父杨忠出征，所以跟萧詧有些许渊源。）

当然，杨坚说是要共度时艰，萧岿是不是这么想的，就很难说了。当时很多将领都劝萧岿，说干脆借着尉迟迥叛乱的东风，跟着一块反了得了，还表示“进可以尽节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总之，横竖都有好处就是了。但是，萧岿还是无法做决定，因为，他不知道此战胜负如何，他要等一个人。

萧岿要等的这个人，自然是去长安面见杨坚的柳庄，对于北周如今的局势，也只有亲历者柳庄才能给出一个靠谱的判断了。

看起来，萧岿的情况跟王谦差不多，王谦也是使者回归后才做了决定，使者告诉他，可以反；那萧岿呢？柳庄会怎么回答他呢？

柳庄的回答跟王谦使者大相径庭：“昔袁绍、刘表、王凌、诸葛诞，皆一时雄杰，据要地，拥强兵，然功业莫就，祸不旋踵者，良由魏、晋挟天子，保京都，仗大顺以为名故也。今尉迟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司马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当覆灭，随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

柳庄这番话，谈到了此前我们已经分析过的一个问题——道德制高点问题。柳庄认为，仅凭这一点，他就可以料定战事的胜负了，所以，于西梁而言，现在要做的，是别瞎凑热闹，坐山观虎斗即可。

柳庄说的到底对不对呢？那就只能用战争的结果来回答了。

高颎终于抵达了前线，然后，他决定立即对叛军发起总攻。

要进攻，就要渡河（沁水），要渡河，就要造桥，所以，第一步——造浮桥。

浮桥是中国古代战争渡河时常用的器具，简单说，就是以船筏代替桥墩，横排于河中，以船身做桥墩，在上面铺设梁板做桥面。

战争总是见招拆招，高颎建浮桥，尉迟惇当然要毁浮桥，他的办法是——从上游放下大量火船，准备一举将浮桥冲垮烧断。高颎不甘示弱，在水中兴筑“土狗”抵御（所谓“土狗”，是在水中积土成堆，前尖后宽，前高后低，行状如同一条坐在那里的狗；主要用于阻止火船逼近浮桥）。

火船失效，政府军渡河再难阻挡，怎么办？尉迟惇也算将门之后，熟读兵书，自是知道对付渡河部队的绝佳方案——半渡而击。

历史上最有名的跟“半渡而击”相关的例子，发生在春秋时期，称之为“泓水之战”。战事的主角，叫做宋襄公，此人非常有趣，我们不妨多讲一讲。

宋襄公这哥们在历史上很有个性，据说很讲仁义，而且颇有一番雄心壮志，虽然言必称自己是“亡国之余”（宋国是商朝后裔的封地，自从商朝天下共主的地位被周朝取代后，商朝的后裔就在周朝不怎么抬得起头来），但是，骨子里讲，他对自己的血统是自豪的，也无时无刻不在考虑重振先祖的声威。

春秋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王室的权威一落千丈，各国之间兵连祸结，在“王道”不行的时代，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搞“霸道”了（孔子所言的“礼仪征伐从诸侯出”，也算维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而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便是被乐运用来作为宇文赟模板的齐桓公……

宋襄公便是齐桓公的终极粉丝，在齐桓公在世时，宋襄公就老跟在他的屁股后头，为他摇旗呐喊；这跟如今英国跟在美国屁股后头瞎嚷嚷如出一辙……

作为一个粉丝，宋襄公所作的事情，不只是膜拜，他的追求是——“有一天，我就成了你”。为了成为齐桓公后的下一个霸主，宋襄公做的第一件事，收留在齐国内乱中流亡出来的公子昭，然后，他打算拥护公子昭重夺大位。

公元前642年，宋襄公发下英雄帖，说准备护送公子昭回国当君主，请各国诸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军当然要出军。结果呢？很悲催，诸侯们一看是宋襄公发的帖子，几乎就没人理他，少数几个愿意出兵相助的国家，卫、曹、邾几个，国家比宋国还小，也就够一旁喊几声加油的……

然后呢？然后宋襄公统率四国联军杀向了齐国，再然后齐国贵族干掉了篡位的公子无亏和策划阴谋的竖刁，驱逐了另一个阴谋家易牙，再再然后，就把公子昭迎回临淄，当了国君，是为“齐孝公”。

有人说宋襄公挺牛逼嘛！好吧，其实人家齐国主要不是因为怕了宋襄公，而是因为，人家公子昭本来就是太子嘛，是有政治根基的嘛……

当然，宋襄公本人是牛逼大了，刚出手就摆平前任霸主国齐国的大事，这还了得？激动之下，宋襄公决心趁热打铁，让各国重新会盟，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

公元前639年春，宋、齐、楚三国君主会于齐，在宋襄公的强烈要求下，三国同意于同年秋在宋国召开诸侯大会。

该年秋，宋襄公以盟主身份请各国在盂（今河南省睢县西北）会盟，结果，上来就有不给面儿的，齐孝公和鲁僖公就甩了他的脸子，好歹另一大国的楚成王是来了，但是来干吗的呢？当盟主的……

于是，在这场国际会议上，宋襄公跟楚成王大吵一架，最后，宋襄公吵输了，非但是吵输了，还当场被楚国给逮了……楚成王还挟持宋襄公，进攻宋国商丘呢，得亏宋国军队守得顽强。

后来，还是鲁僖公出面调停，楚成王才放了宋襄公……

事实证明，要想像齐桓公一样成为霸主，代行天子职权，光靠开会是没用的，最重要的，还得是一个字——打！宋襄公好容易回国后，对楚成王这家伙是越想越火大，终于觉得此仇不报非君子，便也不管到底自己有几斤几两，也不顾大臣劝说，决心要用武力，跟楚成王一较高下了。

这场战事，便就是我们要说的“泓水之战”了。

公元前638年，十一月初一，楚军进抵泓水南岸时，宋军已占有利之地，在泓水北岸列阵待敌。以此而言，宋襄公已经占据了优势了。但是，接下来宋襄公的表演就开始了：

有大臣劝他：“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要求“半渡而击”）

宋襄公回答：“不可。”

然后，等到楚军渡了河，还没摆好阵势，大臣又劝他，打吧？

宋襄公回答：“不可。”

等到楚军彻底摆好了阵势，终于开干了，结果毫无悬念——宋军大败，宋襄公身受重伤。原因？“彼众我寡”……

仗打成这样，国内人有意见了，为什么“半渡而击”，你不可，“济而未列”，你又不可？你到底脑子里装得啥玩意？宋襄公是这么为自己辩解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当然了，针对宋襄公的假仁假义，有个叫子鱼的哥们，毫不客气的对宋襄公当面进行了驳斥，语在《国语》，这里就不再多言了。

这场战事的结果是，宋国被彻底打成了二等国，从此再也没能翻身……

宋襄公同志是个不愿意“半渡而击”而吃败仗的，但是，中国历史上还有个哥们，是因为想要“半渡而击”，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吃了败仗。这场战争，叫做“淝水之战”，是五胡十六国时期最重要也最著名的一场战事。

淝水之战的交战双方，是前秦和东晋。当时，在著名谋士王猛的辅佐下，苻坚接连灭亡了代国、前燕、前凉，统一了北方，在经过了十年休整后（当时王猛已死），苻坚决定一举统一中国，于是举兵南下，要跟东晋决战。

于是，双方在肥水两岸对峙。秦军号称百万，而东晋七拼八凑之下，也只攒了七八万，兵力差距显而易见。由于前秦军队“逼肥而陈”，东晋军队无法渡河，战事无法展开，于是，东晋统帅谢玄给前秦的阳平公苻融出了主意：“君悬军深入，而置陈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陈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让前秦军退后，东晋军能渡河，然后决战。）

对手的主帅来给自己出主意，这事儿怎么看怎么不靠谱，前秦诸将皆认为不靠谱，认为现在这么干才是万全之策：“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

但是，苻坚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有发挥空间，什么样的发挥空间呢？“半渡而击”的发挥空间。苻坚表示：“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不胜矣！”

好主意吧？苻融也认为是“将计就计”的好主意，于是命令秦军后撤。

但是朋友们，谢玄既然敢给苻融出主意，他怎么可能不做好万全的准备呢？就在苻坚认为自己“将计就计”、“端的是条好计”时，其实，他已经落入了谢玄的陷阱——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

果不其然，秦军刚刚后撤，就有个叫陈序的反骨仔在后面瞎嚷嚷：“秦兵败矣！”秦军不明究竟，一听之下，就仓皇后撤，再难停止。苻融当时倒是还想集结部队，止住颓势，但无奈天不助他，紧要关头，战马倒地，秦军遂一溃不可收拾……接下来，玄等乘胜追击，至于青冈；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

这场战事的经典，当然不只是“以少胜多”那么简单，事实上，中国历史也正因这场战事，有了南北朝的雏形——从此之后，再没有国家像前秦这样，拥有统一南北的机会了，一直到……一直到杨坚成为皇帝。

尉迟惇同志，看起来是看过史书的，至少知道宋襄公的战例，明白“半渡而击”是个好办法，但是，事实证明，史书不能只看一半，如果他看了“淝水之战”，还会想这么干吗……

尉迟惇同志的做法，跟苻坚异曲同工，而韦孝宽同志，当然也明白要跟谢玄学习，坚决不给“半渡而击”的机会；于是，趁着尉迟迥军队后撤的机会，韦孝宽命令全军擂响战鼓，全军渡河。还没等尉迟惇来得及“半渡而击”呢，韦孝宽已经全军度过了沁水……

渡过沁水之后，韦孝宽学习西楚霸王项羽当年巨鹿之战的例子，下令焚烧浮桥，意欲“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是会战正式打响。

这场战事的结果没有悬念，韦孝宽胜，而且大胜——到什么程度呢？尉迟惇同志全军覆没，单人匹马逃了出去，去见他的爹爹了……

于是，韦孝宽继续率军挺进，直逼邺城。

八月十七日，尉迟迥所部列好了阵势，准备跟韦孝宽大军决战——迥与惇及惇弟西都公祐，悉将其卒十三万陈于城南，迥别统万人，皆绿巾、锦袄，号“黄龙兵”。迥弟勤帅众五万，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骑先至。

尉迟迥同志，自然也不是浪得虚名，如今虽已年近古稀，但仍然披甲上阵，战场之间，仍是凛凛生威。尉迟迥的这支部队，大部分是关中子弟，也是他多年所统的子弟兵，战斗力非同小可，也是北周政权的精锐力量。因此，战斗刚开始时，韦孝宽的部队很快就显出了颓势。

眼看大军即将不支，政府军的大将们都不免心急如焚，就在此时，宇文忻同志灵光闪现，急中生智，想了个主意，据他自己说，属于“诡道”——事急矣！吾当以诡道破之！

当然，说是“诡道”，可能还不够准确，更准确的说，是个“损招”。当时，两军交战时，邺城围观群众数万人——倒是也真不怕死；当然，他们是看热闹的，也不怕事儿大，谁输谁赢，这倒无所谓。宇文忻的主意是，用箭射群众……

损招了吧？但是，也得承认，这是个“好招”，因为——效果很好！围观群众哪能真不怕死，一看居然有射他们的，当时就慌了，于是几万人一起后撤，那动静，轰轰隆隆的，跟打雷似的。于是宇文忻大喊：“贼败矣！”政府军于是振作起来，趁着尉迟迥那边一团乱劲，发动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