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封建制下的继承人大大多于郡县制下任命的官员。官员数量多，百姓的负担自然加重。

清初学者顾炎武作有《郡县论》九篇，首篇就说：“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顾炎武提出了两点：一是封建制演变成郡县制是一个过程，二是封建制为郡县制所代替是历史的必然。可见，认为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必然的是一批学者的共识。

顾炎武进一步研究封建制和郡县制各自的弊端，得出了“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的结论。

在中国两千多年有关封建制和郡县制的讨论中，以顾炎武的思考为最深。

顾炎武之所以能够看出封建制与郡县制二者各自的弊端，是因为他生活在明清两代极度专制的皇权制度下。因此，他更能看出作为皇权专制政治基础的郡县制的缺失。

清代另一学者袁枚也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评价了封建制和郡县制的优劣。

不过，袁枚的立论和其他学者大不相同。袁枚认为，封建制的社会环境宽松，所以才会有孔子、孟子等诸子百家学说的诞生。如果在郡县制下，思想高度统一，就不可能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赖有封建，然后栖栖皇皇，之卫、之齐、之陈蔡、之梁、之宋、之滕，几几乎有可行之势，而诸侯敬，子弟从，则声名愈大，千万年后，犹知遵奉为师，使圣人生于郡县之世，三试明经不第，则局促于一邦，姓氏湮列沉，亦遁世无闷已耳，安见其有以自立于天下耶？（《再书封建论后》）

袁枚还认为，实行封建制，如果天子无道，天下诸侯多着呢，百姓在“千八百国中，苟有一贤君，则民望未绝”。商汤就是以诸侯的身份取代了夏桀建立商朝，周武王也是以诸侯的身份取代商纣王建立周朝。袁枚认为，封建制是多元政治，郡县制是皇帝专权，行封建可以形成政治多元，行郡县则易造成君权至上。

封建制的缺点在于封国势力强大之后，各自争霸争强，不服从中央政府。

郡县制的优点在于不会出现封建制下“尾大不掉”的弊端，但是，郡县制之下郡守县官是由皇帝任命，一届到任之后不久就会迁转，由于迁转的次数过于频繁，因此很难洞察各地的民情（数岁而一迁，或半岁而一易，所到之处，卒难洞悉风土人情于旦夕）。等到这些官员熟悉了当地的情况，想有所作为之时，已经一届到任，所以，各地官员都把自己管辖的地方看做是中转的驿站，把属地的百姓看做是路人（以故视其地若邮舍，驭其民若路人）。

袁枚的看法有一定道理。袁枚提出这一说法主要是希望能够施行分权，以削弱皇帝的专权，但是他忽略了另一个问题，即封建制下的不法诸侯王。他们不是数年一迁转，如果他们专横残暴又不能及时调迁，该诸侯四十六千古一帝国的百姓不知要受多少磨难才能有出头之日。所以，郡县制的官员任期确实存在问题，但是，封建制下的终身制同样有诸多弊病。袁枚之说具有参考价值，但并非良策。

因为人类的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会有自己与生俱来的弊端，都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民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1920年写的《战国载记》一文也指出：

天下之趋统一，势也。不统于秦，亦’统于他国。而统一之愈于分争，则明甚也。天将假手于秦，以开汉之后之局，夫谁能御之！而秦与他国，又何择焉？

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个所能为，亦非秦一国所能为，其功罪尤非一人一国所宜任受也。

这等于承认第一，天下统一是大势所趋，是千余年来大势的逻辑归宿；

第二，统一之利远胜于分裂之害。至于是谁统一都无所谓，关键是要统一；

第三，秦始皇统一天下不是他一人的功绩，他的罪过也不能由他一人承担。

这些学者之所以太唱封建之歌，关键原因是他们目睹了明清两代皇帝专权的各种危害。提倡封建只是一种政治策略，他们是想用封建制的分权解决郡县制的专权，这是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学者们的新思考。

在中国古代后期评价秦始皇的诸家之中，明代的李贽是不得不提的一位。他说：

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藏书》）。

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

祖龙是千古英雄。挣得一个天下，又以挟苏为子，子婴为孙，有子有孙，卒为胡亥、赵高二竖子所败，惜哉（《史纲评要·后秦记》）！

李贽的这些观点，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秦始皇在李斯的帮助下，掀翻了一个旧世界，这是天崩地裂的大事件；

二是对秦始皇的评价，不要信口雌黄，此公到底是圣是魔，不可妄下结论；

三是秦帝国毁在胡亥、赵高之手；

四是秦始皇是千古一帝、千古英雄。

这四条的关键是第一点，因为其他三条都是从第一条派生出来的。

李贽讲秦始皇“掀翻一个世界”，指的是秦始皇终结了实行封建制的周朝，建立了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

这里讲的“封建”是指“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这是“封建”一词的原始之义，也是最符合“封建”本意的义项。

周秦之变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体制变革，是一次统治制度的大换班。秦始皇废分封而行郡县，成为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封建制的终结者，同时也是帝国制度的开创者。

李贽正是从废封建行郡县的角度将秦始皇视为千古英雄。如果从秦始皇创立的郡县制对此后中国的影响来看，这种评价实不为过。

附带讲一下这个时期民间的声音。清人杨廷烈所著的《房县志》记载了一则异事。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百姓，由于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吗？”只要回答：

“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他们就会逃之天天。

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传说，它代表的是民间对秦始皇的一种评价。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事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奇异的传说。民间对秦始皇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修长城一事上。孟姜女的传说与流传演变代表的也正是这种民间立场。这种评价就是对秦始皇无休止的劳役的恐惧与对秦始皇急政的诅咒，这种来自民间的立场，不可能上升到更高的角度与视野，也无法对秦始皇的功过是非进行全面评价。

古人对秦始皇的评价，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之际的刘邦和项羽。他们认为做人就应当像秦始皇一样（嗟夫！大丈夫当如此也）。从汉代开始，贾谊基于刘汉政权合法性的现实政治目的对秦朝二世而亡所作的议论，把秦始皇塑造成了一个暴君的角色，对秦始皇在秦亡过程中所要承担的责任进行了鞭辟人里的分析，以此作为新朝代的前车之鉴。在唐人那里，秦始皇被视为一个警示的样板，不断从历史中翻出来作为恫吓当朝君主的有力武器，这种警示作用在不断强化着对秦始皇的负面评价。唐代的柳宗元则从反对藩镇割据的立场出发肯定秦始皇。随着历史的发展，对秦始皇进行评价的焦点亦渐趋集中，郡县制、“焚书坑儒”成为不断被拿来评价秦始皇功过的证据。在这个过程中，对“焚书坑儒”的评价逐渐剥去了主观色彩，人们开始多角度、多层次地对这一事件以及前人的夸张说法进行重新审视。明代的李贽给秦始皇以高度评价，说秦始皇横空出世，“掀翻一个世界”，把秦始皇视为千古一帝的言论亦出现在其《藏书》中。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是各种评价的综合体。只有整合正面的、负面的各种“片面的深刻的”评价，才能认识真实的秦始皇。一味地歌颂与一味地批判同样是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