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箭手发现飞机残骸时，已经快天亮了。加上阿卜杜尔，有十个人同他在一起。他们得赶快行动。等太阳一爬上山顶，俄国人就会来了。他从一个山丘上看那被打坏的飞机。两翼在最初撞击时就被撕掉了，机身飞速向前，在一个斜坡上打几个滚，裂成碎片，只有机尾还可辨认。他无法知道，只有一个优秀驾驶员才能做到这一步；要想让飞机能有控制地降落那就近乎奇迹了。他打手势让他的人赶快走向残骸的主体部分。他告诉他们寻找武器以及所有文件。神箭手和阿卜杜尔走向残余的机尾。

跟通常一样，坠机现场出现一种矛盾现象。有的尸体被撕裂，有的表面上非常完好，是因内伤而死的。这些尸体看起来异常安详，低温使他们僵硬了，但尚未冻冰。他数了数，机身后部有六具尸体，全是俄国人，都穿着军装。有一个穿着克格勃大尉服装，还用安全带系在坐椅上。他嘴上有粉色痕迹，坠机后一定还活过一会儿，咯过血，神箭手心想。他把这个人一脚踢翻过来，看见他的左手上铐着一个公事皮包。真是大有希望。神箭手弯腰看那手铐是不是容易取下来，但是不那么走运。他耸耸肩，取出他的小刀。他不得不把那尸体的手腕割断。他把那只手扭过来，正要下手——那手臂突然一缩，同时尖声大叫，把神箭手吓得跳了起来。这人还活着？他弯下身去看他的脸，得到的报答是一声咳嗽，喷出一口血沫来。现在那双蓝眼睛睁开了，由于恐惧和痛苦，张得很大，嘴也动了，但没有发出什么清楚的声音。

“检查一下还有没有活的。”神箭手向他的助手发出命令。他转脸向那克格勃军官，用普什图语说：“嗨，俄国人。”他把小刀在这人眼前几公分处摇晃着。

那大尉又开始咳嗽。这人现在完全苏醒过来了，身上相当痛苦。神箭手搜他身上的武器，刚一动手，那身体痛苦得直扭动。至少是肋骨断了，然而四肢看来还完好。他说出了几个含糊不清的字。神箭手懂一点儿俄语，但难以听明白。它不应该那么难，那军官想表达的意思是明白的：不过神箭手花了几乎半分钟才听懂了。

“不要杀我……”

神箭手听明白之后，继续搜索。他取下大尉的钱包，马上翻看。一些照片使他停住了手。这人有妻子。她身材矮小，照头发，圆圆的脸。她除了笑，并不好看。这是女人对爱人特有的那种笑，笑容使她脸上容光焕发，那样子神箭手曾经是熟识的。但引起他注意的是另外两张。这人有一个儿子。头一张可能是两岁时照的，一个小男孩儿；蓬松的乱发，顽皮的微笑。你不能恨一个孩子，即使是俄国克格勃军官的孩子。第二张也是他的，太不相同了，很难把二者联起来，他的头发没有了，脸上皮包骨……而且透明，象一本古老的可兰经的书页。这孩子在垂死中。三岁了，也许四岁？他真想知道。一个垂死的孩子，脸上的笑容既有勇气，又有痛苦，还有爱。为什么安拉一定要迁怒于小孩子？他把照片转向军官的脸。

“你的儿子？”他用俄语问道。

“死了。癌症。”那人解释，见这土匪没听明白，“病了。长期患病。”在一瞬间，他的脸上没有痛苦，只有悲伤。这救了他的命。他惊讶地看见这土匪将刀入鞘，只是太痛苦了，作不出明显的反应来。

不，我不能让噩耗再次降临在这妇人身上。这个决定使神箭手自己也吃了一惊。这好象是安拉本人的声音，提醒他在人的美德中，仁慈除信仰之外是最高尚的。这句话本身还不够——他的游击队兄弟们不会被经典上的一句话说服的——接着神箭手在那人的裤袋里找到一串钥匙。他用一把钥匙打开手铐，另一把钥匙打开了公文包。里面装满了文件夹，每个都用各色彩带镶边并差有各种式样的“机密”印章。这个俄文词儿他正好认识。

“朋友，”神箭手用普什图语说：“你要去见我的一个朋友。要是你能活下来的话。”他加上了一句。

“这有多么严重？”总统问道。

“潜在地，非常严重。”穆尔法官答道：“我想带人来向你介绍一下情况。”

“你不是让瑞安做这项工作吗？”

“他是其中之一。另一个人是你听说过的格雷戈里少校。”

总统翻阅台历，“我能给你四十五分钟。十一点到这里来。”

“我们准时到达，阁下。”穆尔挂上电话。然后打电话给秘书，“让瑞安博士进来。”

一分钟后，杰克走进门来。他甚至来不及坐下。

“十一点我们要去见‘那个人’。你的材料准备好了吗？”

“要我去谈物理学是找错了人，但我想格雷戈里少校能做好那个工作。他现在正在向海军上将和里塔先生作解说呢。帕克斯将军也来吗？”杰克问道。

“是的。”

“好。你要我汇集多少图象？”

穆尔法官想了一会儿：“我们不要把他搞得头昏眼花。两张背景照片和一张好的图表。你真的认为那很重要吗？”

“不管怎样夸大想象，它对我们都不是眼前的直接威协，但没有这项发展我们会过得更好。对限制武器谈判的影响很难估计。我认为没有直接的联……”

“没有，我们确信它们没有联系。”局长停了一会儿，做一个鬼脸，“这个，我们认为是确定无疑了。”

“法官先生，你这儿好象还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没有给我看过。”

穆尔和善地微笑了，“那你是怎样得知的呢，孩子？”

“上星期五，我花了差不多一整天的功夫把苏联导弹防御计划的老档案又重温了一遗。早在一九八一年他们就从萨雷沙甘发射场搞过一次重大的试验。我们对此了解得非常多——例如，试验的任务参数在国防部内部作了变动，我们也知道了。这些命令是在莫斯科密封并亲手交给发射导弹的潜艇艇长马尔科·拉米乌斯的。他向我谈了这事的另一面。这事，加上别的一些事情，使我想到那里边有我们的一个人，而且是地位很高的。”

“别的一些事情是什么？”法官想知道。

杰克迟疑一会儿，决定把他的猜想都说出来，“当‘红十月’叛逃时，你给我看过—个报告，那一定从很深层的内部来的，也是从国防部来的。据我记忆，档案上的代号是柳树。我只在另外一个档案上看见过这个名字，那是完全不同的内容，但也和防御有关。这就让我想到有一个情报来源在用不断改变、轮换使用的代号。你只有对高度机密的情报来源才会这样做，如果这是不让我知道的事慨那么，我只能’得出结论：这是需要绝对保密的事情。就在两星期前你告诉过我，格雷戈里对杜尚别发射场的评价已通过‘其它手段’得到证实了，阁下。”杰克笑了，“你花钱是请我来发现事情的关联的，法官先生。我不需要知道的事，把我撇开，这我并不介意，可是我开始觉得，有些事情正是我要去干的。你如果想要我去向总统汇报，阁下，我就应该带着正确的情报去。”

“请坐下，瑞安博士。”穆尔没有查问杰克是否跟谁讨论过这个问题。在Δ阅读范围里增加一个新成员是时候吗？过了一会儿，他露出顽皮的笑容。

“你跟他见过面了。”法官继续说着，达两分钟之久。

杰克向后靠在椅子背上，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之后，又记起那张脸来，“上帝，是他给我们情报……可是我们能用上它吗？”

“他从前向我们提供过技术数据，大部分我们都用上了。”

“要把这些告诉总统吗？”

“不用。那是他的主意，不是我们的。他告诉过我们，他不想知道隐秘活动的详情，只需知道结果。他跟大多数的政治家一样，说得太多。至少他是够精明的，懂得其中和害。过去我们损失一些特工人员，就是因为总统说得太多。那个古怪的议员就甭提了。”

“那么我们希望这报告什么时候到手？”

“很快。可能在本周，也许要三周……”

“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把他们知道的东西加到我们所知道的里面去……”瑞安看着窗外那光秃秃的树枝，“自从我来到这里，法官，我至少每天耍问自己一次——这地方最引人注意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的，还是我们不知道的？”

穆尔点头称是：“干这玩意儿就是那样，瑞安博士，整理好你的汇报提纲。但不要提到我们的朋友。必要时我知道怎么办。”

杰克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摇摇头。他有几次曾经猜想，他被允许知道的东西，连总统也没有见过。现在他确定无疑了。他问自己，这是不是个好主意，他承认自己想不明白。充满他脑子的是这个间谍和他的情报的重要性。曾有过一些先例。一九四一年，在日本的优秀间谍理安德·索尔基〔Richard Sorge活动范围很广，有传奇色彩的大间谍。——译者〕，他对斯大林的警告末得信任。奥列格·彭可夫斯基送给西方的关于苏联军队的情报，在古巴危机中也许阻止了核战争。现在又是另外一个。他不曾想过，中央情报局里只有他见过那个间谍的脸，却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或代号。他根本没有想到穆尔法官不认识红衣主教的面容，这么多年来他都避免看他的照片，究竟是什么原因，连对他的副局长们也不能解释。

电话铃响了，一只手从毛毯下伸出来抓住它，“喂。”

“早上好，坎蒂。”阿尔·格雷戈里从兰利打来电话。

两千公里外，坎黛丝·朗博士在床上扭动着身体，注视着时钟，“你在机场吗？”

“还在华盛顿，宝贝儿。如果运气好，我今晚晚些时候就能飞回来。”他听起来很疲乏。

“究竟出了什么事？”她问。

“哦，有人搞了一个试验，我得向一些人说明这事的意义。”

“好的。告诉我你什么时间回来，阿尔。我开车去接你。”坎蒂·朗太糊涂了，没意识到她的未婚夫违背了一条保密规定来回答她的问题。

“一定。我爱你。”

“我也爱你，宝贝。”她放回电话，又看了看钟。还可以睡上一个小时。她心里记得，要搭车跟一个朋友去上班。阿尔飞到东部去以前把车留在实验室了，她要开着那辆车去机场接他。

端安又开车带着格雷戈里少校，穆尔带帕克斯坐局里他的豪华轿车。

“我问过你：我们要搞清楚俄国佬在杜尚别干的事情，机会如何？”

瑞安迟疑片刻才作出回答，他想到格雷戈里会在椭圆形办公室听到一切的，“我们有些力量正在想方设法，想弄清楚他们干了些什么来增加功率输出。”

“我想知道你们是怎样干的。”年轻的少校说道。

“不，你不想知道这事。相信我。”瑞安将视线移开来往的车流，“如果你知道这种事，稍有失误，你就可能害人的命。这种事过去发生过。俄国人惩罚间谍是很厉害的。现在还流传着一个故事：他们把一个人火化了——我是说把那人活活地推进了焚尸炉。”

“啊，得啦！没有人会……”

“少校，你真应该抽出一天从你的实验室走出来，看看这世界是多么险恶。五年前，有人想要杀死我的妻子和孩子。他们干这事得飞行三千英里，可是他们还是来了。”

“噢，对了！你就是那个人……”

“老皇历了，少校。”杰克厌烦提起那件事。

“究竟怎么样，先生？我是说，你真的打过仗，真刀真枪的，我的意思是……”

“这可不是好玩的。”瑞安如此形容此事自己都觉得好笑，“你只需去覆行职责，就那么回事。你变么做对了，要么就完了。你如果走远，还没有来得及惊慌失措之前，一切就都过去了。”

“你在实验室说过，你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

“那有些帮助。至少有些入费心教过我一些东西，很久以前了。”那时你大概还在上中学呢，杰克没有说出来。那已经够了，“见过总统吗？”

“没有，先生。”

“我的名字叫杰克，好吧？总统是一个很好的人，能留心并提出很妙的问题。不要让他那瞌睡的样子骗了你。我觉得他做出那样子是骗那些政客的。”

“他们容易受骗吗？”格雷戈里茫然。

这引起一阵笑声，“有些人是的。武器控制的头头儿也会在那里。欧尼大叔——欧内斯特·艾伦，老资格的职业外交家，达特茅司和耶鲁的毕业生，他很精明。”

“他认为我们应该把我的成就拿去交易掉。总统还留下他干吗？”

“欧尼懂得怎样同俄国人打交道，是个内行。他不让个人意见影响他的工作。说老实话，我真不知道他对问题的看法。就好象是跟一个医生打交道。一个外科医生就他本人来说没有必要喜欢你。他要干的就是把出毛病的地方修理好。艾伦先生懂得怎样坐在那里自始至终听完谈判中的一切废话。你没有学会这样的本领，对不对？”杰克对着来往车辆摇头微笑，“大家都以为这很有意思，其实不然。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令人心须的事。在若干小时之内，双方说的都是同样的内容——他们每隔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又重复一次，整天如此，天天如此。一个星期左右之后，此方或彼方作一点小小的变化，然后又接下去继续重复。就这样几星期，几个月，有时几年地读下去。但欧尼大叔精通此道。他感到兴奋。就我个人来说，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就愿意发动一次战争来结束这个谈判过程”——又是一阵大笑——“不要说这是我讲的。它跟看着油漆变干差不多，乏味得要命，但这是很重要的，要有特殊头脑的人才干得了。欧尼是一个冷冰冰的、顽固的老家伙，但是他懂得怎样把这个工作做好。”

“帕克斯将军说他想叫我们停工。”

“见鬼，少校，你可以问问‘那个人’。我自己去问也没关系。”杰克跟在情报局豪华轿车后面，拐弯开向宾夕法尼亚大街。五分钟后，他和格雷戈里少校都在西侧厅的接待室里坐在名画《华盛顿渡特拉华河》的复制品下面，法官正在同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杰弗里·佩尔特谈话。总统刚刚同商业部长开了一个会。终于，一个特工处的侍卫来叫他们，并领着他们穿过走廊。

椭圆形办公室跟电视摄影棚布景一样，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小些。瑞安和格雷戈里被领到靠北墙的小沙发前。谁也没有坐下，总统站在他的办公桌旁。瑞安注意到格雷戈里的脸色有点发白，想起了他第一次来这里的情景。这间房子和它所具有的权力，甚至使白宫内部的人有时也承认感到发怵。

“你好，杰克，又见面了。”总统大步走过来握住他的手，“那你一定是有名的格雷戈里少校喽。”

“是的，阁下。”格雷戈里差点窒息得说不下去了，不得不清一清嗓子，“我是说，是的，总统先生。”

“随便点，请坐。来点咖啡？”他向办公桌角上的一个托盘侍者挥手示意。当总统递给他一个杯子时，格雷戈里的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瑞安竭力忍住不笑。这个使总统制又成为“帝王一般”（不管其含义如何）的人，是一个使人轻松随便的天才。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瑞安纠正自己观点。喝咖啡的惯例有时使他们更不自在，然而那可能不是偶然的，“少校，我听说过关于你和你的工作的一些很了不起的事。将军说你是他的最明亮的星。”帕克斯听了，在椅子里挪了挪他的身体。总统在杰夫·佩尔特〔佩尔特的昵称。——译者〕旁边坐下来，“好啦，咱们开始吧。”

瑞安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张照片放在一个矮桌子上，接着又拿出一张示意图，“总统先生，这是我们称之为‘巴赫’和‘莫扎特’发射场的一张卫星照片。它们是在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城市杜尚别东南的山上，离阿富汗边境约七十英里。这山约七千六百呎高。过去两年里我们一直在监视它。这一张”——又放下另一张照片——“是萨雷沙甘。俄国人的弹道导弹防御工程在这里已经进行了三十年。这儿的发射场，相信是个激光试验靶场。我们相信两年前俄国人在激光功率方面有较大的突破。于是他们改变了在‘巴赫’的活动来实现这一突破。上星期他们举行了一次大概是全功率试验。”

“在‘巴赫’这儿的陈列是一个激光发射装置。”

“他们是用这个烧掉一个卫星的吗？”杰夫·佩尔特问道。

“是的，阁下，”格雷戈里少校回答，“按我们实验室的说法，他们把它‘化成渣’了。他们把足够的能量发送到卫星上，熔化了一些金属，完全摧毁了太阳能电池。”

“我们还做不到吗？”总统问格雷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