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一个人，问题之一是要解决他或她怎样消磨一天的时光，而后才能决定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手法。那人或他的行动越是独自一人。用暗藏的眼睛盯住他一般说来就越困难。例如，跟踪邦达连科上校的克格勃人员就已经恨透了他。他们都觉得，他那每日跑步的例行活动就是理想的特务行为。他完全独自一人在城里街道上跑步，那时大街基本上还空空荡荡，任何一个人到外面来无疑他都能看见，他也能立刻觉察到任何异常情况。他围绕着莫斯科住宅区跑步的时候，三个被指定监视他的特工人员被他甩掉了不下五次之多。他们躲在那些稀稀拉拉，叶子掉得光秃秃的树木后面，那些公寓楼房立在那里，活象平坦的开阔地上的一座座基碑。在那五次的任何一次当中，邦达连科都有可能已经停下来拾走了死投的东西，或者他自己已经放好了一个。除了盯稍无效之外，他的服役档案象新降雪的田野一样，洁白无瑕，当然，这正是任何间谍都要为自己竭力争取的伪装。
在拐弯回家的时候，他们又认出他来，他的双腿象水泵似的上下抽动，非常有力；他的呼吸在身后造成一小块水蒸汽云雾。负责本案这部分工作的人决定，需要半打儿“二”局人员去专盯他的早跑。他们不得不在他跑步前提早一小时到达那里，忍受莫斯科黎明那干燥的严寒。从第二管理局来的人都觉得他们工作受了那么大的苦，却没得到充分的赏识。
在几千米外，另一组三个人则对他们的对象很满意。在这儿，他们住在对象住处对面大楼八层的一间公寓里，原来的主人是在国外的一个外交官。一对远距离摄影镜头把焦距对避米沙的窗户，他也不是那种不怕麻烦要去降下遮光帘或者把它们调整到适当位置的人。他们看着他做完了一个头晚上喝多了的人的清晨例行活动，对于在街对面舒服的暖气房子里监视的“二”字号人员来说，那都是很熟悉的。
而且，米沙在部里地位够高的，配有车和司机。把原来的中士调走，换上一个从克格勃反间谍学校新来的容光焕发的年轻人，那是很容易的事。他的电话机上有一个窃听器，记录下他早上要车的要求。
艾德·弗利离开公寓比往常都早些。今天他的妻子开车，孩子们坐在后面。苏方对弗利的档案里有趣地记录下，她往常用车带孩子们到处奔忙，经常是找西方外交官的太大们进行社交活动。一个苏联丈夫不会留下车子给他的妻子使用。至少今天她不会让他去乘地铁，他们注意到了；她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外交官大院门口的民兵——谁都知道他们是真正的克格勃——记下了离开的时刻和车上的人。这有点不同寻常，大门警卫四下张望，看看弗利的克格勃影子今天在不在；他不在。对“重要的”美国人有更多的常规监视。
艾德·弗利戴着一顶俄国式裘皮帽子，他穿的大衣相当老式，又很破旧，不大象一个外国人。一条跟大衣有点不调和的羊毛围巾保护着他的脖子，遮住他的花条领带。认识他的俄国保安人员注意到了他的穿戴，跟大多数的外国人一样，本地气候是个大均压器。如果你在俄国过上一个冬天，不久你的穿着和举止都象一个俄国人了，甚至跟俄国人一样走路时稍稍往下看。
首先让孩子们在学校下了车。玛丽·帕特·弗利正常地驾着车，每隔三、四秒钟，她的眼睛就从反光镜里轻轻地前后瞄上几眼。比起在美国的城市来，在这里开车倒不算坏。虽然俄国司机们能做出最不寻常的事来，但街道不算太拥挤，她是在纽约市里学会开车的，几乎能应付任何局面。象全世界上下班的人一样，她有—个间接抄近道的路线，可以躲开少数交通堵塞的瓶子口，每天节约几分钟，不过多耗费一两升汽油罢了。
在一个拐弯之后，她立即熟练地把车开到路边，他的丈夫跳下车去。他把门“砰”地一声关上时，车子己在移动，并且以不是太快的速度向公寓街区的侧道开走了。这回弗利的心脏剧烈跳动。这样的事先前他只干过一次，很不愿意出此下策。进楼以后，他躲开电梯，连跑带跳地奔上八层楼梯，一边看着表。
他不知道他妻子是怎样做到的。他承认她开车比他准确得多，她想把车停放在任何地点，前后只差五秒钟就能办到；这有点伤他的男性自尊心。他还有两分钟到达八楼。他走到时还有几秒钟的富裕。他打开防火门，用焦急的眼光察看那走廊。走廊，多么奇妙啊，特别是那些笔直的、光秃秃的高层公寓大楼里的走廊。中间一排电梯，两头是防火梯，没有地方可以让人偷偷安置摄影机。他轻快地走过电梯，一直向尽头走去。现在他能从心跳计算出时间。前面二十码处一扇门开了，一个穿军服的男子走出来。他转身锁上房门，拎起公文包向弗利走来。如果有个过路人的话，他一定觉得奇怪，这两人谁也不侧身让谁。
事情在转瞬之间就结束了。弗利的手擦过红农主教的手，接过胶卷暗盒，递过去一个小小的纸卷。他觉得他从那人眼中看到恼怒的一瞥，但只是如此，连一句“借光，同志”的话也没有，那军官就继续向电梯走去。弗利径直走进防火梯。他从容地走了下去。
费利托夫在定好的时间定出大楼。中士抓住车门，注意到他的嘴在嚼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些面包渣卡在牙缝里了。
“早安，上校同志。”
“日丹诺夫哪去了？”费利托夫上车时间道。
“他病了。他们认为是阑尾炎。”这引起一声咕哝，“唔，开车吧。今天早上我想去洗蒸汽浴。”
一分钟后，弗利走出大楼后面的通道，再走过两排公寓楼房，走向对面的第二条街道。他刚走到马路边，他的妻子就把车子开来，几乎没有停车就把他接走了。当她向大使馆开去时，两人都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今天打算干什么？”她问道，眼睛还在检查反光镜里的情况。
“跟往常一样。”这是他顺从的回答。
米沙已经在蒸汽室里。他注意到，那个服务员不见了，却出现了几个生面孔。这就解释了早上那次特殊传递。他同一些老顾客友好地交谈，脸上丝毫不露痕迹。遗憾的是他把相机里的胶卷都用光了。然后，从弗利那里得到警报。如果他再度受监视——对了，保安人员或者别的什么人每隔几年就会有虫爬进屁眼，痒得来重新审查部里的每一个人。中央情报局已经注意到，停止了这条交通线。他心想，在走廊上看见那个年轻人的神气，真有点可乐。懂得什么是战争的人太少了。人们这么容易受惊。费利托夫告诉自己：战争教会一个人什么该害怕，什么当不睬。
蒸汽室外，一个“二”字号的人正在很快地翻看费利托夫的衣服。在车里，他的公文包被搜查。这两处都干得迅速而彻底。
瓦吐丁亲自负责按查费利托夫的公寓。干这个活的都是手上戴着外科医生手套的专家，他们费了许多时间寻找“告警标志”，它可能是一张纸片，一块面包心，甚至是放在特定地方的一根头发丝，这种东西被移动，就告诉这单元的房主人：有人光顾过了。拍了许多照片，赶快拿去扩印，然后搜查者开始工作。日记几乎马上就被发现了。瓦吐丁俯下身去观察这本日记簿，它开着放在书桌抽屉里，可以肯定它放的地方没有秘密地作什么标志。一两分钟后，他拾起来开始阅读。
瓦吐丁上校烦躁易怒。前一个夜里他没有睡好。跟多数酗酒的人一样，要喝上点才能入睡；没有适当的镇静剂，加上案子今人兴奋，使他辗转反侧，时睡时醒。这清楚地表现在他的脸上，他小组的人见了，都闭口不敢说话。
“相机，”他简短地说了一声。一个人过来开始摄影，瓦吐丁翻到哪页，他就把他拍下来。
“有人试图撬这门的锁。”一个少校报告，“钥匙洞周围有刮痕。如果我们把锁拆卸下来，我想会看见制栓上的刮痕。可能有人到这里来过。”
“我手里拿着他们要我的东西，”瓦吐丁生气地说。全屋子的人都把头转过来。经他这一打断，那个检查电冰箱的人匆匆拆掉前面的镶板，看了看冰箱下面，就把镶板放回去安装好了，“这个人记着这么一本操蛋的日记！还有没有人阅读保密手册？”
现在他看出来了。费利托夫上校用个人日记来摘记公务文件。不知怎么搞的，有人知道了这个情况，进入他的套房，拍下了……
不过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瓦吐丁心中自问道，这大概跟出现一个当他能那么容易地在国防部里他的办公桌上复制官方文件时，却非要在本子上写下他的记忆不可的那种人一样。
搜查花了两个小时，在把每一样东西都按原来的样子摆好之后，小组的人员才成双或单独地离去。
回到办公室，瓦吐丁把拍成照片的日记全部读了一遍。在公寓的时候，他只浏览了一下。缴获的胶卷上的那一张，正是费利托夫日记的开头一页。他用了一个小时看完了这些照片。材料本身够令人印象深刻的。费利托夫对“明星”工程的描述相当细致。事实上，这老上校的说明比给他的那份立案调查命令书的介绍部分还要好些。还随随便便地提到邦达连科对发射场保安工作的视察详情以及对部里给予它的优先地位不够有所抱怨。显然，两个上校对“明星”都很热心，瓦吐丁早已和他们有同感。但是他谈到，雅佐夫部长还不肯定。还抱怨经费问题——那是一个老大难了，不是吗？
费利托夫在家里记录下绝密文件，显然违犯保密条例。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任何初、中级干部都会为此丢官，可是费利托夫同部长的资格一样老；瓦吐丁深知，老资格的人都把保密条例看成是找麻烦，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不予理睬，并自认为是国家利益的最终仲裁人。他不知道别的地方是否也是一样。有一点他是肯定的：在克格勃的他或者别人要想控告费利托夫，还需要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才行。即便米沙是个外国代理人——为什么我在找理由来否认这一点？瓦吐丁有些吃惊地问自己。他回想起在那个人的公寓里，挂在墙上的那些照片。一定有上百张：米沙站在他那辆T-34型坦克的炮塔上，双简望远镜正举在眼前；米沙和他的部下在斯大林格勒郊外的雪地里；米沙和他的坦克手们在指着一辆德国坦克侧翼装甲上的弹洞……还有米沙在一张医院病床上，期大林本人正在把第三杖苏联英雄奖章给他别在枕头上，他那心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身旁。这些，是一个爱国者和英雄的大事记。
在过去的岁月里，那不算回事，瓦吐丁提醒自己。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对每一个人都怀疑。
任何人都能拽开门上的锁。他突然有了一个假定，是那个失踪的澡堂服务员干的。一个前军械技师，他可能懂得怎样干。如果那是一个巧合又怎么样呢？
但，如果米沙是个间谍，他为什么不自己拍摄这些官方文件？他以国防部长助理的资格，能调看任何想看的文件，而带一个间谍照相机到部里去，更是小事一桩。
如果我们获得的胶卷里有一张是从这样的文件里摄下来的，米沙早就进到福尔托沃监狱了……
倘使他很聪明，将会怎么样呢？倘使他要我们认为有人从他的日记里偷窃材料，又会怎么样呢？我能把现有材料马上带到部里去，但我们能控告他的只不过是违反机构内部保密条例的问题，如果他答复说他在家里工作，并且承认破坏了规定，部长又保护他——部长会保护费利托夫吗？
会的。瓦吐丁很肯定。第一，米沙是一个信得过的助理和杰出的职业军人。第二，军队总是会抱成团保护它自己的人，反对克格勃。这帮狗杂种恨我们胜过恨西方人。苏联红军决忘不了三十年代末期，当时斯大林利用保安机构几乎杀净了每一个高级军官，其直接结果是几乎把莫斯科断送给德国军队。不，如果我们就带这点东西去，他们会拒绝我们的一切证据，而让格鲁乌开始他们自己的调查。
试想，这案子里出现了好多异常现象啊？瓦吐丁上校满心狐疑。
几英里外，弗利在他的鸽子笼般的办公室里也在对同样的事情感到疑虑。他已经把胶卷冲印出来，看了一遍。他生气地注意到，红衣主教把胶卷用光了，没有把全部文件拍下来。然而，他眼前的这部分说明，克格勃在美国的“茶叶快船”工程内部有一个代理人。显然费利托夫认为，这对美国人来说，比他自己同胞在忙活的事更有直接利害关系。弗利一边读一边倾心赞同。好吧，他要再给红衣主教一些暗盒，搞出这份文件的全文，现在要让他知道是该退休的时候了。出逃在十天左右之内还没有排上日程。时间还很充裕，他告诉自己，尽管他后脊梁有一种毛骨耸然的感觉，预感到别的事情的来临。
我的下一墩牌里，怎样把新的胶卷带给红衣主教呢？以往的交通线破坏了，建立一条新线得费几个礼拜的功夫，同，时他也不想再冒直接联系的危险了。
他知道，那是终究要发生的事情。的确，他管理这个代理人的整个期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迟早总要出事的。机会是随意的，他告诉自己。掷骰子总有输的时候。当他最初被派到这里，学习红衣主教的活动史的时候，他就对这个人能历久不败感到很吃惊，他已三次拒绝提供的出逃机会。一个人的好运能够保持多久？这老家伙一定以为他是战无不胜的。那些诸神欲摧之人，他们先使其骄傲。弗利这样暗想。
他驱走这些念头，继续做他这一天的工作。晚上，信使带着新的红衣主教的报告，返途西去。
“报告正在路上。”里塔告诉中央情报局局长。
“感谢上帝。”穆尔法官笑了，“现在咱们集中精力把他从那里弄出来吧。”
“正在向克拉克下达简令，他明天飞往英国，后天同潜艇会合。”
“那又是一个轻率冒险的人。”法官评论说。
“我们能找到的最好人选。”里塔答道。
“采取行动这些材料还不够。”瓦吐丁告诉主席他监视和搜查的结果，“我正指派更多的人参加行动。我们还在费利托夫的公寓里安装了窃听器……”
“还有另一个上校呢？”
“邦达连科？我们没法进他的家。他的妻子不工作，整天呆在家里。我们今天知道，这个人每天早上要跑好几公里，这方面也增加了几个人。我们现在掌捏的唯一材料是，他历史清白——的确是个典型——抱负相当大。他现在是部里派到‘明星’去的正式代表，正如您从日记里看到的，是这个工程的热心支持者。”
“您对这人的感觉？”主席的问题提得简短轻率，但没有威胁的语气。他是个忙人，珍惜时间。
“迄今为止，没有什么使我们怀疑的。他在阿富汗服役得过勋章；他指挥一个特种部队小组，遭到伏击，从土匪的一次决定性进攻中冲杀出来。在‘明星’的时候，他责备克格勃卫队懒散，他对部里的正式报告说明了原委，难以发现他的理由有什么不对。”
“对此采取了什么措施吗？”格拉西莫夫问道。
“派去讨论这事的军官，在阿富汗坠机中死去。他们告诉我，另一个军官最近就可以派出。”
“那个澡堂服务员呢？”
“我们还在寻找他。还没有结果。飞机场、火车站，一切都作好部置。有了头绪，我马上向您汇报。”
“很好。可以走了，上校。”格拉西莫夫又去阅读他桌。上的文件。
瓦吐丁走后，这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才露出笑容。事情进行得这么顺利，使他很惊讶。干得最漂亮的是瓦涅也娃事件。莫斯科不常破获间谍网，你一旦成功了，祝贺的同时会夹着问题：你们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这次可不会了。不，快要被选入政治局的瓦涅也娃的父亲不会这样了。纳尔莫诺夫书记认为他是忠于安排这次提升的人的。纳尔莫诺夫充满了梦想：什么裁减军备、放松党对国家生活的控制、把党传下来的东西“自由化”……格拉西莫夫是要改变这一切，的。
这当然不容易。格拉西莫夫在政治局只有三个坚定的盟友，而其中之一是理论家阿列克山德罗夫，总书记在他怀有二心之后，也对他毫无办法。现在他又有了另一个，此人对总书记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另一方面，纳尔莫诺夫有陆军作后盾。
那是马迪亚斯·鲁斯特造成的，那个把租来的“塞斯纳”飞机降落在红场上的德国小伙子。纳尔莫诺夫是个精明的领导人。鲁斯特在边防军日那天飞进苏联，是一个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巧合——纳尔莫诺夫不许克格勃审讯这个流氓！格拉西莫夫至今还抱怨不已。那小伙子选定一年之中的这一天飞行，是因为可以确定克格勃庞大的边防军会光荣地大醉一场。这使他飞过芬兰湾而没有被侦查出来。接着防空司令部，Voyska PVO，也没有发觉他，于是这孩子就端端正正降落在圣巴塞尔教堂的面前。
这事发生后，纳尔莫诺夫行动很快；在一次激烈的政治局会后，他把国土防空司令部司令和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撤了职；格拉西莫夫不能提出任何异议，否则他自己也地位难保。新任国防部长，D·T·雅佐夫是总书记的人，一个在资历高深的众多军官名单中排不上个儿的无名小卒；他不是靠本事得到这个职位，而是依靠总书记才呆在那里。这构成了纳尔莫诺夫最易受攻击的一翼。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雅佐夫还在他的工作中当学生，显然他依靠费利托夫这样的老手来教他怎么干。
瓦吐丁把这事只看成是一个反间谍案件了，格拉西莫夫对自己咕哝地说。
围绕红衣主教情报的保密措施使弗利不能用正常方法传递任何信息。即使在理论上破译不了的一次使用的密码，他也不能使用了。所以，最近一次报告的封页会提醒Δ阅读范围的人：正在送来的材料并不完全是预料中的。
这种情况使鲍勃·里塔从他的椅子上跳起来。他做好摄影复制，销毁原件，然后到穆尔法官的办公室去。格里尔和瑞安已经在那里。
“他把胶卷用完了。”行动副局长一关上门就嚷开了。
“什么？”穆尔问。
“送来了新情况。在‘茶叶快船’里好象有我们克格勃同事的代理人，这人刚刚把这个奇妙的反光镜新玩意的大部分设计资料送给了他们，红衣主教认为这问题更重要。他的胶卷不够把全部拍摄下来，所以把克格勃的最近活动摆在首位。我们只有一半看来是他们的激光系统的材料。”
“一半可能就够了。”瑞安评论说。里塔对于瑞安获得阅读Δ的资料很不高兴。
“他谈论改变设计的效果，可是一点没有提到改变本身。”
“能确定我们方面的漏洞在哪里吗？”海军上将格里尔问。
“也许。这是个真正了解反射镜的，帕克斯应当很快去抓这件事。瑞安，你曾经实地到过那里。你有什么看法？”
“我观看的那次试验确立了反射镜和控制它的计算机软件的性能。如果俄国人能把它复制出来——噢，我们不是知道他们把激光部分弄得很完善了吗？”他停了一会儿，“先生们，这是骇人的。如果俄国人捷足先登。一切军备控制的标准都会告吹，我们的战略地位就会每况愈下。我是说，要经过若干年之后，这问题才会显露出来，可是……”
“唔，如果我们的人能搞到另外一个该死的胶卷暗盒，”主管行动的副局长说：“我们自己能动手去搞。好消息是，米沙选中在部里管理激光工作的这个邦达连科其人，将向我们的人定期汇报进展情况。坏消息是……”
“好啦，我们现在对此不必深谈，”穆尔法官说。他的眼光告诉里塔：瑞安不必知道问题的一切，里塔立即点头表示同意，“杰克，你刚才说你有什么别的事情来着？”
“下星期一要任命一个新的政治局委员——伊里亚·阿尔卡季也维奇·瓦涅也夫。六十三岁，鳏夫。有一个女儿，斯维也特拉娜；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她离婚了，有一个孩子。据我们所知，瓦涅也夫是个相当正派的人，按他们的标准说是诚实可靠的，没有那么多乌七八槽的事情。他是从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往上升的。他是接替纳尔莫诺夫农业方面工作的人，工作得相当好。大家认为，他将成为纳尔莫诺夫的人。那样一来，他将在政治局中获得完整的四票，比阿列克山德罗夫派多一票，而且……”他看见办公室里其他三人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停下来问道：“出了什么事啦？”
“他的那个女儿。她是在巴塞尔勋爵那里领薪水的人。”穆尔法官告诉他。
“终止这个契约，”瑞安说：“能得到这种供给情报的人倒不错，但现在那类丑行会危害纳尔莫诺夫，让她退休。也许几年之后再起用她，但现在要把她妈的隔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