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既然都在干阴间的活儿，这一天早晚都会来到。不是死于阵前，就是死于军法，这是当兵的人的不二选择。只是作为一个军人，背后挨一枪，已是莫大的羞耻，况且还是作为败军之将被人绑着行刑，况且还是死于自家兄弟的一记耳光！别忘了，我只是个用自己的屁股当脸的人。

有负苍生，死有余辜；身名俱灭，为天下笑哉。

行刑的时间定在第二天早上八点。晚饭很丰盛，有酒有肉。但我们三人谁也吃不下一口。陈济民还在泪水涟涟，不是哭他自己，而是哭自己连队的弟兄。他说营长，二百多人站成队列看不出人多，可要是死在一堆，就是座尸山啊！这个刚从陆军大学毕业一年的上尉，打日本人时没捞着放一枪，却不幸成为第8军参加内战打响第一枪的倒霉鬼。还有比这更不走运的人生吗？

那个夜晚阴风惨惨，星光黯淡。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回忆任何往事都是一股股锥心的痛，比我当年在美军医院苏醒过来时更为难受。如果一个智力还算正常的人，莫名其妙地干了最糊涂、最愚蠢的事情，由此闯下弥天大祸，并注定成为人生耻辱污点、遗憾终生的话，那么，毁一次容，就已经是上帝最轻微的惩罚了。我为什么不战死在抗日战场呢？那样还落得个抗日英雄、为国捐躯的一世英名。我那些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生死兄弟，真是太幸运了。

晚上九点，李弥军长提着两瓶酒和一包美国牛肉来到我的囚室。他不来，我也会请求见他一面，将心中未竟之事托付于他。至少，我们还有一段生死情谊吧。李弥军长让副官和卫兵等在外面，给我斟满酒后，冷冷地说：“是老头子的侍从室下的命令要杀你们。你要知道，这一仗他们一直在盯着。”

“不用解释啦，军长。我只求速死。”

“兄弟，不打这一倒霉的仗，你可能也活不长。”李弥军长喝了口自己碗里的酒，“宪兵从你的行囊中搜出了毛泽东的书，《论联合政府》，这些书也是你这样的国军军官看的？你跟我玩什么把戏？”

“毛泽东还和委员长一个桌子上吃过饭喝过酒呢，军长。我读一读他的书也罪不该杀吧？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实行宪政，军队国家化，不打内战。共产党在提，国民政府也在提，全国的老百姓都在翘首盼望。我以为我们马上就要和共产党成一家人了，共同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我们还在这里刀兵相见自相残杀，天理难容啊军长！”我想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有什么话不能说。

“你真是个书生，哪像个革命军人。”李弥军长仿佛有些生气了，“我李弥毕生遵循国父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教诲，追随蒋委员长实现三民主义。共产党那些主张，不过是师从他们的俄国主子罢了。我还不比你清楚？有没有一个政党的治国大计，要依照外国人的模子来建造？民国十六年朱德在南昌叛乱，我还只是朱德军官教导团的小排长，我黄埔四期的同学好多都跟着去了，林彪就是。朱德还亲自来动员我参加，可我李弥那时不是认为他们成不了气候，而是我不相信他们那一套，我只信仰三民主义。共产党只会搞乱中国，就像现在。”

我没有想到李弥军长还有这样一段与我相似的人生插曲。也许在这个主义纷争的时代，像我们这样有思想的军人，当军队从属于某个政党时，都会为自己究竟该站在哪一边而矛盾。如果当年他真的参加了那场叛乱，现在会不会像朱德、林彪那样，站在国军的对面？唉，乱世浊流中，命运其实简单到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军长，我也笃信三民主义。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家为什么还这样乱？不能都怪共产党吧。”

“唉，兄弟，一个家庭兄弟多了还闹不和呢。”我知道如果我不是个死囚，李弥军长不会像个政工人员般苦口婆心，“当年我们追随国父中山先生的遗训光荣北伐，铲除列强，打倒军阀，剿灭赤匪，统一中国之大业即将成功时，日本人来了，等我们打败了日本人，共产党坐大了。哪个拥兵自重的大军阀不是打着为民众的旗号，行的却是封建割据占地盘的勾当？九一八事变后，大敌当前，共产党还在江西搞什么苏维埃共和国哩。一个国家军令、政令不统一，怎么能不乱？那些投降了的日本人如何看我们？你来缴他的枪，我来受他的降。刚一胜利就自乱阵脚，成何体统！胜之不武，不如不胜。面对外侮，中国军队之败，哪次不是败在自己人手上？一个一万来人的整编师面对一千来人的日军大队，我们有三千人不会打仗，三千人害怕打仗，三千人属于别的派系，还剩下多少人敢拿着过时的武器和日本人死拼？日本人纵然一千人，感觉也只是一个人。可你看看我们第8军在松山作战时，军长和副军长不是一个派系的，军长指挥不动师长，团长又不听师长的。这仗怎能打得不艰难？军队尚如此，国民复如何？你别忘了国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实现，需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兄弟失和，当家长的总得把闹事的逆子先降服了，大家才可能坐下来谈民主与宪政吧？”

“要是那个逆子闹得有一点道理呢？”我冷冷地问。

李弥军长用他那双豹子眼足足盯着我看了半分钟，然后气鼓鼓地说：“我要枪毙你。”

我镇静地回答道：“我知道。我的命是你给的。”

他叹了口气：“我的命也是你给的。”

我说：“不值一提了，军长，我们两清了。”

“他妈的，”李弥军长忽然显得烦躁起来，“好兄弟，我不得不枪毙你。”

“枪毙吧。”

“把你捆起来，跪在地上，一枪打穿你的后背。”

我冷冷地看着他，就像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我感到好笑，一个身经百战的中将军长，竟说这小孩子的话。

李弥的脸上也有块伤疤，不过没有我脸上的疤痕那么难看。他脸上的伤疤在抖动。“你这个家伙，真的不怕死？”他嘀咕道。

“我是个无脸的人，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军长，兄弟唯有一事相求，乞望恩准。”

“讲。”

“兄弟我投笔从戎，本为杀日本鬼子，为国家民族效力；自追随军长后，风云突变，不得已参加内战，一战而败，死有余辜，个人身名已不足惜。但兄弟辱没廖氏家风，愧对列祖列宗。兄弟我……廖志弘今后何颜进廖氏祠堂？”

李弥军长摆摆手，“你不要说了，我让他们给你家下‘荣哀状’便是，我还会去函地方政府予以烈士抚恤。”

“那么……”我思忖再三才说，“兄弟再请军长开恩，将阵亡时间写在抗战胜利之前，并把政府颁发给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和因功而获得的四等云麾奖章及勋章颁发证书，一同寄予家父。廖志弘……死也瞑目了！”

李弥军长怔怔地看着我，仿佛面对一支枪口。我起身，高举酒碗，笔直地跪在他面前，“军长，请答应死囚之托！”

“准。”他轻声说。

“军长，谢了你这碗送行酒了。”我端起酒碗，一饮而尽。

李弥军长也端起酒碗喝干了酒，“啪”的一声将碗砸在地上。“你我生死兄弟一场，就此别过。”

我忽然有些伤感，也把面前的空酒碗砸了，说：“谢谢军长，来世有缘再做兄弟。军长你多保重。”

但我背时的命运就像一个犟头犟脑的叛逆少年，总是与我的祈求相悖。李弥军长出人意料地像部署作战命令一般一字一句地说：

“十二点以后门口的宪兵将会睡觉，你去政工部，那里的门不会锁。桌子上会有一张空白的复员证，本军的关防章在抽屉里。你自己填上名字盖好章。给我记住，廖志弘明天就被枪毙了，复员证上你最好重新写一个名字。没有复员证你过不了那些关卡。回去继续念你的《楚辞》吧，谁是你的教授？闻一多？嗯，这位先生名气很大，党国可不太喜欢，你要离他远点，跟随他做学问，不要和他搅和政治，这不是你们这些书生干的事情。你这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当初真不该投考黄埔军校。”

我仍跪在李弥军长面前，无法起身。眼眶里有股热热的东西在打转。

李弥军长站起来，转身就走。到门口时他头也不回地说：“我最讨厌做的事情，就是给手下的兄弟寄阵亡通知书。妈的，这次老子不干了。”他重重地一摔门，但我还是听到他用云南话道出了心里真实的愤怒：

“这小狗日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