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兵愣了一下，脸红了，说：“就是不一样。”

赵岑乐了，忘乎所以地问：“小姐，我想知道为什么？”

女兵正色道：“我不是你们的资产阶级小姐，叫我同志。”女兵转身走了，鼻孔里还哼了一声。赵岑冲他的背影做了个鬼脸，刘苍璧埋怨道：“你搞啥子嘛，来人家的地盘上，要谦逊点。”

来晋城的路上两人曾经有过推心置腹的交流。刘苍璧说他在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了。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战场上丧师失地，民众没有彻底发动起来，上层官僚腐败，尸位素餐，前线指挥官要么只想保存实力，要么互相猜忌，窝里斗。就是因为我们还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眼下这个制度有问题，跟我们面临的社会现实有关。而共产党倡导的革命是先进的、可行的。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土地革命纲领，让刘苍璧这种来自农家的弟子更为倾慕。土地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

赵岑那时对共产党的认识没有刘苍璧深刻，他是抱定主意不在国民党部队干了。你思想活跃一点，多看几本党国不喜欢的书，说了一些与领袖相左的话，就被视为异己。一个政党的领袖心胸狭隘到这种地步，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让人民有自由的选择，民主的权利，这样的政府是没有希望的。战胜了日本又如何？还不是一个封建专制独裁的国家。而共产党那边就像重庆雾气沉沉的天空之外出现了一片晴朗的天。那里有民主选举的政府，有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和抗日的部队。共产党讲联合，搞民族统一战线，倡导组建联合政府，多党派和平共存，这才是中国的希望。

赵岑还有一个观点与刘苍璧不谋而合。他们都向往去一支崭新的抗日部队，一支有文化的部队。哪怕它土一点，穷一点，但人家有鲁艺呢。一个以大师之名专门建一所艺术院校的政党，再穷再弱小，也是有品位的。而我们青年知识分子，应该站在弱势的那一边，选择有品位的人生。

赵岑那时还有个梦想，他热爱舞台艺术，热爱进步文艺。如果他能在延安的鲁艺深造，能够用自己的艺术才华去唤醒更多的民众走上抗日前线，或许比他拿枪上阵作用更大。就像当年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一样。救一个人是小事，救大众，才是有志男儿该做的大事业。这样也不枉费西南联大人文精神的培养。

两人在八路军的会议室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共产党的学习真是认真。天快黑时一个中年人才快步走进来，不失热情地说欢迎二位来我们办事处做客。两位从哪里来啊？

刘苍璧怕赵岑再像刚才那样冒失，便“啪”地一个立正，“报告长官，我们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到阎锡山长官司令部报到。但我们想去延安投八路，请长官多多关照。”说完递上两人的派遣证和公函。

“不要叫长官，叫同志。我姓杨，叫我杨同志好了。”

杨同志很快看完了他们的材料，很高兴地说：“你们两位，都是我党需要的人才啊。欢迎欢迎。”又再次过来跟他们握手。然后又问：“是谁介绍你们来的呢？”

刘苍璧说：“没有哪个介绍。我们是自愿来的。”

杨同志愣了一下，但很快用笑脸掩饰了心中的疑惑，“好啊，革命是要靠自觉的。你们向往革命的精神，难能可贵，难能可贵。”

敏感的赵岑察觉出了杨同志热情温度的下降，忙说：“我们在八路的一支游击队里待过一段时间，但我们都是有大志向的青年，认为去延安更能为国家民族做更多的贡献。杨……同志，我们可以去延安了吗？”

“这个嘛，你们还得等一些日子。杨同志斟词酌句地说，“你们知道，国民党方面在通往延安的路上设了些障碍，阻止进步青年的追求。尤其是你们现在的身份，困难很大。不过，我们有办法将所有向往延安的革命青年都安全地送达。你们先住下来，休息休息，革命不是一两天就成功的嘛。走，我们先去吃饭。”

他们和办事处的人一起吃晚饭，一人一碗小米粥，两个窝窝头。大家端着碗蹲在一起，其乐融融。刘苍璧和赵岑才知道，杨同志是这里最大的长官，办事处主任，而且更让他们惊讶的是，杨主任还是他们的学长，人家是北大30届的，老“民先”队员。刘苍璧用筷子指着赵岑说，他也是北大的，我是南开的，不过我们都是联大生了。杨主任笑呵呵地说，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真该跟你们干一杯。不过我们八路军办事处没有酒。

他们没想到在八路军办事处一等就是一个多月。天天小米粥窝窝头，难得有一顿好伙食。八路真是艰苦。赵岑说。不过都是吃过苦的人，也不在乎这些。两人焦急的是为什么迟迟不能启程。杨主任一会儿说要找车，一会儿说要等人齐，一会儿又说延安那边在搞整风运动，工作实在太忙，还没有派出来接他们的人。两人除了被分别谈了几次话，填了几张表外，就没有什么事了。这期间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有青年学生，中学老师，对社会现状不满的政府职员，甚至还有一对逃婚的情侣。他们全都带着对现实的憎恶而向往一个全新的世界。社会总是不完美的，完美的社会在书面上，在传说中，在梦想里。人一旦有了自由的精神，闯荡天下的勇气，叛逆社会的决心，延安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就是实现梦想的圣地。一个坏的世界如果有了对立面，哪怕它再偏远，再艰苦，再不可捉摸，有勇气的人都会不管不顾地向它奔去。那对逃婚的情人，男的看上去是个大户人家子弟，女的大约是个舞女。他们从上海一路风雨兼程地奔赴延安，一到办事处就脱下礼帽、呢大衣、西装、皮鞋和旗袍，换上八路军的棉军服，端起小米粥就喝。新鲜有趣的生活啊，充满朝气和希望的日子啊。聚集了十来个人后，办事处就组织他们学习，读文件，听报告，介绍边区生活，还唱歌、郊游。共产主义式的集体生活让人觉得乌托邦并不只是一种幻想。

有一天赵岑无聊时问刘苍璧，你不是说在晋城有亲戚吗？我们去你亲戚家打个牙祭吧。刘苍璧笑笑说，我的亲戚就是共产党啊。赵岑说，学长，这共产党跟我们想象的还是不一样。刘苍璧问，比你想象的好还是坏呢？赵岑欲言又止，然后说，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刘苍璧说，哪一种现实和理想没有差距？你是不是看到那个兰小丹对你态度不好，就认为共产党都不好？瞎扯。赵岑说。我是有媳妇的人，难道还能打她的主意？兰小丹就是那个女兵，第一天和赵岑说了几句话后，就不怎么理他们了，永远是一张严肃认真的脸。赵岑曾有些懊悔地对刘苍璧说，看来我们真被当成国民党了。赵岑还在和新来的人交流中发现了一个细节，他们都是有介绍函的，连那对逃婚的情人都有，有的人甚至已经是共产党员。他们一到办事处就是同志，是战友，有回家的感觉。唯有赵岑他们两个来路不明，身份可疑。尽管他们的去向明确，但还是感觉和那些人有隔阂。

每当赵岑和刘苍璧说起自己心中的疑惑时，刘苍璧就说，任何政党，只要它有个远大的目标，正确的方向，民主的政治环境，我们就跟随它。就像物质是由细胞组成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有用的一样。你要看全局。

赵岑是学文的人，他看细节。见微知著，是智者的洞察力，也是文人的敏感和想象力，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局限，他们很可能犯一叶障目的错误，也可能从一个眼神，就能敏锐地捕捉到另一个世界的复杂乾坤。他们对人生走向的判断，如果不是理性的，便把它交付于激情了。而激情，是渗透在一个文人血脉里的因子，它会在血管里海潮般涨起，又潮水般退去。

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一辆破破烂烂的卡车停在了晋城八路军办事处的门口，急迫地要去延安的人们欢天喜地地往车上搬行李，背包、大皮箱、麻袋、木箱，甚至连羊都推上去了两只。这是那对逃婚的情人专门从集市上买来的，人们已经得知延安生活很艰苦，那个富家子弟曾对他的恋人说，我们自己养羊，我去参加革命，你在家当我的牧羊姑娘。那对羊死也不肯上车，乱蹶蹄子，好不容易抱上车，它一纵身又越过车挡板逃了。人们又乱哄哄地满地抓羊。在一通手忙脚乱后，领队清点人数，点来点去，发现少了一个人。

赵岑不见了。

刘苍璧急得一头汗，院里院外到处乱窜，扯开嗓子大喊。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在帮忙寻找。又折腾了半个多小时，还是不见人。最后杨主任失望地说：“算了，不找了。这种人去了延安也会当逃兵。”

卡车摇摇晃晃地驶出了晋城，刘苍璧还在四处张望，车已经开出几十里地了，他还认为赵岑会忽然出现在某个路口、某棵树下，向他们挥手。连绵的山梁到处灰扑扑的，一个人影也不见。赵岑看来是赶不上这趟通往革命圣地的汽车，存心与革命的道路背道而驰了。难道他不想去上鲁艺了吗？难道他被延安的艰苦吓倒了吗？显然这都不是理由。刘苍璧怎么也不会相信，一个敢参加敢死队的人，一个从江西战场实习回来后就一心向“左”的人，一个奉鲁迅为祖师爷的人，在再迈一步就可到延安的关键时刻，会怕吃苦，会放弃对进步的追求，放弃上鲁艺的机会。

一路上，车上的年轻人慷慨激昂地唱着革命的歌儿。“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刘苍璧想起赵岑曾经给他吟诵过的这句古诗，想起他们“联大三剑客”离开军校时，在成都的一家小酒馆喝的道别酒，想起他们对未来人生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行的争论，他和赵岑一方，廖志弘一方，军旅诗人说我对你们这些左啊右的不感兴趣，我只想杀日本鬼子。等我们打败了日本人，我回去念书，写诗，同样不管左右，我本一书生。刘苍璧坚持说，无论打日本人还是建设国家，都是要讲主义的。赵岑那时就像刘苍璧的应声筒，说主义是要分左右的，不管现在还是将来，都要作出选择。刘苍璧还想起他们在联大念书时，有一天赵岑塞给他二十元钱，说学长，这一阵日本飞机炸得凶，不要去挣那份玩命钱了。

陕北高原的天空越来越晴朗了，黄色的大地波浪起伏，像黄河之水天上来，也像黄色的人群前赴后继。刘苍璧悄悄抹了把眼泪，为赵岑。

“这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想：赵岑这个龟儿子临阵脱逃，比人家逃婚跑得还快。为啥子？你今晚就看在老同学、老战友的分上，老老实实地告诉我吧。这不是审讯。你放心，‘文革’都结束了，不会再搞运动整人。你想到啥就说啥吧。”

天都快亮了，两个老兵都还没有睡意，周荣嘴里虽说不是审讯，但他就像个一心要从对方口里挖出一切秘密的审讯者。其实很多时候赵广陵不用周荣问就自己竹筒里倒豆子般稀里哗啦地倾诉出来了。在过往历史的许多细节上，两人还互相更正。不，不是76师304团，是67师304团。对对，这话我说过，但不是在你说的那个场合说的。你记错了，这个事不是我干的，是廖志弘干的。哎呀，这事我想不起来了，当初是咋个回事？有历史沧桑的人，逆流而上时，也会发现两岸风光无限，激流险滩已如脚下泥丸，狂风骤雨已成谈笑资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么一把岁数的人了，共产党国民党的监牢都坐过了，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了，就当这是一次历尽劫波兄弟在的忆旧吧。而回忆，不过是为了战胜时间，拒绝遗忘。他们已经被迫遗忘得太多太多。

“你还记得李旷田李老师吧？”赵广陵忽然插开话题问。

“记得。‘文革’前省文联的主席，大作家嘛。”

“他还是我们联大文法学院的老师呢。只是他来的那一年，我们刚好去上军校了。”

“哦，在联大时，我对他没有印象。”

“他就是从延安回联大教书的。”

“噢，老延安了嘛。”

“‘文革’闹得最凶那阵，也关在这里。可惜啊，那么好一个作家，没有熬过那个坎。自杀了。”

“这事我知道，前不久去省里开会还说要给他平反昭雪。可惜了一个好同志啊。”

“我们是狱友，一起蹲黑牢。为了帮他出来晒晒太阳，我教会了他一些木匠手艺。没想到啊，有一天我们去山下买木工的材料，钉子啊松香啊土漆什么的，他忽然跑到江边，站在一块岩石上，回头望了我一眼，好像说了句什么，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跳下去了。”

两人都沉默良久。周荣问：“那一阵，他们批斗他很凶吗？”

“岂止是批斗，隔三差五地拉我们去陪法场。你的神经就是钢筋做的，也会崩断的。”

“这帮混账法西斯！”

赵广陵忽然呜咽起来，又蹲在了地上。“如果不是和李老师做狱友，我可能也扛不过去啊。是他一直在鼓励我，教化我。一个人在没有未来的时候，只有靠过去活着。而我们的过去又是反动的，有罪的。这就像你肚子饿了要吃饭，但是米是发霉的、腐坏了的。你的未来是一片荒原，什么都不会长，你只有靠霉烂的过去苟活。”

“唉！”周荣重重叹了口气，上前去搀扶赵广陵，“起来吧。记住了，以后跟我说话不准蹲着。”

赵广陵站起来，没有坐下，走到窗子前推开了窗户，窗外星空灿烂，凉风山泉水一般流淌进来。“延安的种子就是李老师最先在我心里种下的。那时他在联大给我们上大二国文，讲秦汉古文。一节课里有一多半的时间在讲他当年如何蹲北洋政府的监狱，如何去了延安那片空气纯净、阳光明媚的地方。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课本都丢在一边去了。可到考试时，同学们哪里还默写得出贾谊的《过秦论》，班固的《苏武传》。李老师这个人太有意思了，他拿着一堆批改后的试卷，让人在五米处画了一根线，跳到一张凳子上，口里念念叨叨，‘天皇皇地皇皇，本班有个补考郎，过往君子念三遍，诸君及格要过线。’然后挥手将试卷向前一抛。”

“哈哈，你们文科老师太好耍了嘛。我们理科考试，有位先生也站在凳子上，不过不是抛试卷，而是瞪圆了眼睛抓作弊啊。”

“他是反对我们死读书读死书。他说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到社会这个大课堂去学全新的东西。他说过，延安是另一间大课堂。”

“既然种子那么早就播下了，那你为什么不去？”

“还记得有一天我们俩的争论吗？”赵广陵回到座位上，拍拍自己皱纹初现的脑门，仿佛要把经年往事一巴掌拍出来。

“什么争论？我倒是记得我们那时经常辩论，从对战场局势的看法，到对八路军办事处的伙食。”

“我是被那时这主义那主义搅糊涂了，可却认为自己坚持的是最正确的。”赵广陵说，“你知道的，我是个坚定的三民主义者，虽然也欣赏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学说，可在晋城八路军办事处，我的世界观忽然有被颠覆的感觉。”

周荣想起来了，他们在那段时间，也被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讨论时，赵广陵认为三民主义里既有政治革命，也有社会革命，如果不同的政党都尊崇它、服从它，人们的思想不是更统一？面对强敌，社会不是更团结？目前中国社会四分五裂，难道不是主义太多所致？日本只有一个皇权，只服从军国主义，因此它的军队与国民之思想是高度统一的，齐心合力的。谁都知道，战争时期，军令、政令必须统一，才能有效地抗击侵略者。如果在战场上，该冲锋的时候各打各的，该防守时各怀其志，这战还怎么打？

赵广陵的观点在学习班上当然受到猛烈的抨击。杨主任指出他没有领会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要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另一个革命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社会的革命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对赵广陵这样的西南联大生来说，好辩论、思想自由、独立判断是他多年来浸淫在骨子里的东西。如果说他在国民党阵营那边还有所收敛的话，那么现在来到八路军办事处，他认为自己可以充分与人讨论自己的观点和对社会政治的看法了。他投奔这边，就是想自由表达的。他反问杨主任，既然共产党也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那么等打败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抛弃三民主义而奉行社会主义革命呢？有没有失去基础了的社会革命？杨主任回答道：不是不要这个基础了，而是我们向前发展了。社会主义革命是三民主义革命的高级阶段了。你总得承认，任何革命都是要向前发展的，就像我们还要从社会主义革命进步到共产主义革命一样。赵广陵也不示弱，问，你们坚持你们的革命主张，国民党当然也会这样。等打败了日本人，国共两党是不是又该因所持主义不同而打内战了？杨主任严肃地说，我们不愿打内战，也不怕打内战。我们相信人民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因为社会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潮流。如果内战真打起来了，我们共产党人只是顺应了这个潮流。

在晋城八路军办事处，赵广陵成了重点帮扶对象。杨主任找他彻夜谈心，其他投奔延安的革命者现身说法，与他讨论国民党政治的腐败黑暗，如何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宗旨，但他就像一个“我绝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好辩者，在辩论中为自己拥有的理论沾沾自喜，在辩论中找到自己探寻的方向，在辩论中确立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价值。他认为，不是他非要与众不同，而是他是受过民主自由熏陶教育的西南联大生；不是他不向往革命，而是他在献身一个事业之前，需要辨清这个事业的伟大所在。可他不知道，他越与人不同，就越像一个爱钻牛角尖的思想落后者，甚至连食堂里的大师傅都不待见他了，有一天他去晚了，大师傅用勺子敲敲空空的大锅说，小米粥没有了，窝窝头也没有了。你的肠子不是很硬吗？

刘苍璧恍惚记得他和赵广陵确实大吵过一架。吵起来的原因已经忘记了，刘苍璧大约说过赵广陵，你就是还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因为你们家有良田万顷，佃户雇农，你不愿失去自己的乐园，因此你反对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主张。赵广陵当时跳起来想揍他，说几块田地算什么，日本人不赶走，国土都是别人的了。我们投笔从戎，难道只是为了自家那点财产？刘苍璧骂赵广陵是“顽固分子”，赵广陵骂刘苍璧“狭隘短视”。两人那天差点没有伤了生死战友的情谊。

“那时年轻啊，受不得半点委屈，容不得一丝不公。只看见对方眼中的木屑，而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赵广陵感叹道。人只有在头发都白了的时候，才会这样认清自己，才会看出当初迈出的那一步，于自己的人生命运到底意味着什么。

“追求某种主义，是不是像追求某个女人呢？”赵广陵又自顾自地说，“谁也不是先知先觉。你热恋她的时候，脑袋晕乎乎的，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但却不一定是理性的判断。那时你听不进身边人的一句劝告，甚至你的父母反对，都无济于事。你把宝押在这个女人身上，你可能幸福终生，也可能七年之痒后，才发现找错了人。”

“我从不这样类比。”周荣递给赵广陵一支烟，“我追求社会主义，是因为它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是因为我那时所看到的社会现实证明，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难道你没有看到吗？”

“我看到了，但是我不能轻率地非此即彼。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社会主义是三民主义的高级阶段，但我那时看不出这个高级阶段是什么样子。谁能知道一个花季少女结了婚后会怎么样？我只是预感到两党的主义之争，在打走日本人后还要打内战。这就让我很矛盾了。一方面我赞成毛主席说的，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主义，一方面我又担心主义多了，‘刀头仁义腥’我想我也许该学廖志弘，不管主义之争，先打走日本人再说。我不懂政治，也不喜欢政治，大不了自己去读书做学问，远离政治。我那期间真的很厌烦了，延安老不能去，成天价组织我们开会学习，难道这就能打跑日本人？”

“全民抗战，是长久的事业，总得先提高认识嘛。”周荣说。

“如果是那些刚刚放下锄头扁担的壮丁兵，你提高他们的认识没错。我们是读过书的人啊，谁不知道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去延安是要投奔一支能够痛痛快快打日本鬼子的部队的，是想去鲁艺深造的。可你如果天天让我开会学习，让我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和自由思想，我不干；你让我把洋人当祖宗，背离三民主义，我更不干！”

“学习认识提高了，就送你上战场了。你着什么急？”

“你呢，又如何？”赵广陵此刻像个审讯者，语气里有股愤懑、霸道。

刚才周荣回忆说，他到了延安后，正赶上整风运动的高潮，不容分说就被打成国民党“特嫌”，在窑洞里审查了三年多。其中还有一条最说不清楚的罪状跟赵岑有关，既然是两个人一起来投延安的，那个人去哪里了？直到1945年春天的“抢救运动”，周荣才被释放出来。周荣说，中央社会部的康生就是混进中共队伍里的贝利亚，多少好人都被他这个延安时期的“四人帮”陷害了。周荣讲这段个人史本是想开导赵广陵，干革命嘛，哪个不受点委屈、经受些考验。赵广陵的反问是：我是去打日本人的，干吗让我受委屈？

周荣后来一直在抗日军政大学当教员，再没有上过前线。现在被赵广陵反将一军，他的心里便有些五味杂陈了。他想赵广陵从晋城跑了未尝不是件好事，他这种性格，到了延安要么在整风运动中过不了关，要么当逃兵，就像八路军办事处杨主任说的那样。革命队伍的自我净化，自我斗争，不是那些深受小资产阶级自由气息熏染的人可以接受得了的。赵广陵这些年受到的审查、怀疑、“洗澡”、监禁、劳动改造，他周荣从延安时期到“文革”，也不比赵广陵少多少。不同的是周荣并不觉得委屈，好钢需要锻造。革命的队伍向太阳，阳光下也会有阴影。有的人即便在监狱里头发都蹲白了，还是坚定地信仰社会主义，而有的人稍微受点委屈，就对共产党丧失了信心。周荣现在人前人后被尊称为老革命，但须知只有那些经受得住历次政治运动洗涤的幸存者，才有资格当老革命。战场上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和政治运动的风险比起来，都不过是小菜一碟。赵广陵永远不会明白，干革命，不仅仅是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当年的刘苍璧是在延安听过毛主席作报告的，在“抢救运动”中，毛主席谦逊地代表党中央给大家道歉，说“这次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高锰酸钾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还说这是“黑夜里的白刃战，难免误伤同志”。伟大领袖讲话多风趣幽默啊，周荣当时和很多被抢救出来的知识分子都是流泪了的，都在喊：“毛主席万岁！”他虽然没有再上前线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但整风运动让他锤炼到火候了，脱胎换骨了，连名字也改了，夺取政权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就知道该如何去应对了。打仗还有误伤，干革命当然也会有“黑夜里的白刃战”。赵广陵怎么能理解这些？他不但皮肤“娇嫩”，心都是玻璃做的。他永远成不了一个革命者，他太单纯了，太自我主义了，太自由散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