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正要开口，赵广陵说话了。“这个就不要翻了吧。我来补充两句。”
没想到对面的日军老兵森本龙一忽然插进来用中国话说：“翻译的，有。我们，听得明白。你的，”他用手点着赵广陵，“不好。大大的不好。诚实的，没有。”
“啪！”赵广陵一拍桌子，满堂皆惊。他站了起来，指着对方，就像掏枪对准了他，“森本龙一，你的中国话是在松山当侵略者时学的吗？别以为我不认识你！你有什么资格来我的家乡谈诚实？那两个玉米棒子是老百姓给你的？你敢说出真相来吗？不敢吧？那就让我来审判你。1944年9月7日，松山终于被我远征军攻占，你和二十多个鬼子从松山背后逃脱，渡过了勐梅河，一路向龙陵县城方向逃窜。你们日本军人不是没有逃兵吗？不当逃兵你怎么能人模人样地坐在这里？为什么不为你们的天皇剖腹自杀？你们一路夺关而逃，逢人必杀。尤为残忍的是，9月10日，你们在山道上袭击了我方的一支马帮民工运输队。杀死了押运的一个军官和六个士兵。让你们失望的是运输队驮的只是弹药和纸币，没有你们想要的吃的和穿的。为了抢夺赶马的老百姓的衣服，以便于你们化装潜逃。你们命令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把衣服都脱下来。结果才发现原来她们全是女人，从十几岁的大姑娘到二三十来岁的母亲，有的女人还背着小孩。但你们仍然强行脱光了她们的衣服。在战败逃命的路上，你们这帮禽兽不如的东西都干了些什么？还要我一一说出来吗？这些可怜的农家妇女全部赤身裸体地被你们用刀刺死、砍死，推到山涧里。总共三十二名妇女，还有三个背在母亲背上的孩子。你还记得这个数字吗？我们的县志上永远给你们记载着，我们的心里也永远记着。今天在座的中国人，都可以为我说的话作证。你现在诚实地告诉我，那两个玉米棒子是从哪位妇女手上抢来的？”
森本龙一镜片后的目光恨恨地盯住赵广陵，似乎想把对方的话语压回去，但那目光逐渐黯淡了，散乱了。他看到了满屋子的仇恨，看到了那些刚才还畏畏缩缩的中国老兵现在都挺直了脊梁，连那个一向对他们友好的副县长，也恨得一把捏断了手上的铅笔。而他的同胞、共同社记者芳子小姐则羞愧地把头扭向了一边。他甚至看到了她脸上的厌恶。他最后不得不站起来，略微一欠身，用中文准确地说：
“哈伊！赵先生，这是一起不幸事件。”
“不幸事件？你们就这么轻描淡写死了几千万中国人的战争？”
“赵先生，战争就是这样。不死人，还叫什么战争？”森本龙一回应说。
“强奸妇女，杀戮儿童，把你们的兽行施加于无辜的老百姓身上，就是你们的战争？”赵广陵讥讽道。
森本嘴唇哆嗦，脸色苍白，身子摇晃了几下，忽然奇怪地淌起鼻血来，就像脸上挨了一拳。乌黑的血滴滴答答地顺着他肥厚的下巴流到西装和衬衣上。会场一下乱了，他身边的秋吉夫三忙去搀扶他，中方的接待人员也赶忙跑过来帮忙，副县长大喊，快叫救护车来，送医院，送医院。
接下来座谈会变成了声讨会。那些刚才还谨小慎微的农夫老兵像在当年的战场上听到了长官喊冲锋的命令，全都上阵了。有的说日本军队当年如何烧村庄，抓女人；有的说日本军人抓到一个景颇族的抗日土司头人，不用枪杀，也不用刀砍，而是吊在树上，下面烧一堆火，也不烧到人，慢慢地像烤一只羊那样把人烤死。更不是人干的事情是你们抓来土司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去挖自己父亲的心肝，在一边倒好了酒的鬼子队长命令说，快去挖，我们要吃炒肝了。这两个儿子哪里做得出来这连畜生都不会干的事情？结果他们也被杀了。鬼子那天就吃了三副人肝。
剩下的三个日本老兵就像被对方强大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或许他们现在才会明白，战争中犯下的罪恶，就是自己把自己钉上耻辱柱，终其一生也不能偿还。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勇气去面对，唯有狡辩，仿佛是在躲避扑面而来的复仇弹雨。秋吉夫三诺诺地说，我当年驻守在松山上，很少下山见到老百姓。你们说的那些事情，是我们换防前的部队干的。另外两个日军老兵长谷川和川岛义雄是战后第一次来中国，他们也是日军56师团113联队的幸存士兵。长谷川说我是个运输兵，我没有杀过中国人。但一个中国老兵像法庭上的审判长一样喝道，你的车拉的炮弹、子弹，运送的鬼子，又杀了多少中国人？川岛义雄是卫生兵，他不敢再说话了。他想你就是说自己是天使，也会被他们说成是邪恶的天使。
座谈会在双方都不愉快的紧张氛围中收场。任何伤疤都是不能轻易去揭的，何况是一个民族的伤疤？晚上由县旅游局做东，搞了个晚宴，也请了参加座谈会的中方抗战老兵。秋吉夫三没有看到赵广陵，翻译说他回松山去了，他经常住在那边。秋吉夫三心里一阵莫名感动：要什么样的力量，才会让一个老兵一生守护在自己打过仗的战场？同时，他心里也泛上几丝担忧，仿佛看见一个人横刀立马站立在他试图要通过的关卡前。
参加晚宴的中国老兵都是农民，连餐巾都不知道该怎么用。但他们不愿跟日本老兵坐在一桌，把精巧的酒杯撤到一边，兀自用碗喝。旅游局的领导为了缓和气氛，带着日本老兵过来给他们敬酒。日本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老兵又变得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了。几个日军老兵总算从下午的挫折与丧气中找回了点自信，因为这让老鬼子们不能不想起过去和他们合作的中国人。作为一个岛国之民，“孤军深入”到这么广袤庞大的国家，面对如此众多不忘旧恨的中国人，没有几个“帮手”怎么行？他们甚至暗自庆幸赵广陵不在场。秋吉夫三曾告诉过其余三个人，赵是个军官，曾就读于中国最好的大学。他是一个有西方思想的支那人，不同于中国普通的抗日军人。战争时期这样的人如果在重庆军里有十分之一，我们早就战败了。森本龙一从医院出来后，不敢再和大家见面，借口要休息就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了，连晚宴也不敢来参加。他本来有高血压，鼻子淌血也是战争的后遗症，一块弹片曾经打坏了他某根鼻血管，稍一激动血管就会破裂。除秋吉夫三是上过大学的外，其余三人当兵前都是日本北九州的矿工和农民。二战时期，日本人曾经吹嘘过，天下兵，日本兵第一；日本兵，九州兵第一。日军56师团也有个很唬人的代称——龙兵团。这支主要由九州的矿工编成的师团，有一股野蛮的力量。当年无论是在松山还是龙陵的日军士兵，向来都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但龙陵人说，龙陵这个地方，就是要埋葬“龙兵团”的，龙陵龙陵，龙的陵寝嘛。
共同社记者芳子小姐也是个二战遗族，她是个遗腹子，父亲当年战死在硫磺岛，因此她对二战中幸存下来的日军老兵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她父亲参加的硫磺岛战役和秋吉夫三他们113联队打的松山战役，都被日本方面认为是值得崇敬的“玉碎”战，即全军覆灭的战斗。这样悲壮又令日本人骄傲的“玉碎”战在二战时期也没有几个。而在中国战场，唯有云南的腾冲和松山两场“玉碎”战，这不能不引起芳子的关注。其实更让这个资深记者惊讶的是，当年从松山逃出来的日军老兵在沉默了二三十年后，才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期间纷纷著书，叙说他们三十多年前的战斗经历。芳子小姐就不能不质疑日本军部：不是说他们都“玉碎”了吗？怎么还有幸存者？也许，从这些参加过“玉碎”战的幸存者讲述的战争经历中，可以看到父亲当年的身影？
但她没想到被一个中国老兵坏了她追寻父辈光荣的好兴致。座谈会结束后她私下里问中方翻译，刚才在会上大声斥责的那个中国老兵，是中共的干部吗？是不是专门派来做宣传的？翻译又问了身边的本地人，回答她说，不，他是个老国民党。当地人都这样说他。芳子小姐意味深长地“噢”了一声，目光里有了很复杂的内容。她对中国的近代史还是有所了解的。
晚上，芳子小姐敲开了秋吉夫三的房门，问他愿不愿意陪她出去走走。秋吉晚宴时也多喝了两杯，有点微醉，但还很清醒。他说，芳子小姐，你应该知道，在这个曾经被日军占领过的地方，日本人如果没有中方陪同人员，是不会轻易上街的。虽然战争过去几十年了，但我们就像前世仇人哪。进来吧，我给你煮茶。龙陵的茶，刚才那个副县长送我的。他不知道，这种茶叶五十多年前我们就喝过了。在松山的地堡里，防疫给水部那帮勤奋的家伙，有本事把浑浊的水过滤干净，也能煮出味道上佳的茶来。
芳子小姐其实是想找秋吉前辈聊天。一杯有历史苦味的茶，也许正适合这样的一个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