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自己能加入进这群老兵的第二次“抗战”，虽然他们的阵容会越来越小，人数会越来越少。但我知道有许多富有良知感、责任感、同情心、大爱心的中国人正加入进这场和老兵们一起抵抗遗忘的战争。他们中有人文学者、历史学家、社会志愿者、商人、媒体记者、作家、诗人、公务员、机关干部、艺术家、教师、企业家、自由职业者。他们对老兵的关爱，对那段被隐秘历史的挖掘和梳理，常常让我这样的写作者感动莫名、受益匪浅。他们大爱无疆的行动时时刻刻为那些饱经沧桑的老兵们彰显着社会正义、公道、温暖和中国人的良心。人们没有忘记这些为国家民族浴血奋战的老兵，这段历史就不会被遗忘。我也在这本书里写道：“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越走越近，它的真实常常在人的想象力以外。它可以被扭曲，被遮蔽，被掩埋，甚至被删除，但只要有一条小径通向黑暗中的历史，只要大千世界里有一个人拒绝遗忘，历史就是被碾压为齑粉，它的本来面目依然能够还原，它光彩夺目的那一面依然会在朗朗乾坤中熠熠闪光。”

我在这部作品中试图用一个人的命运来还原某段历史。都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当这个“人民”具体到某一个个体时，正视这段历史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对真相的梳理甄别。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记忆是个多么易碎的东西，丢失、紊乱、错觉、误记、模糊、刻意回避直至再也想不起丝毫，这些困境我们都时常要面对，更何况那些耄耋老兵。但值得庆幸的是，有些连上一步台阶都需要人搀扶的抗战老兵，当回忆起横戈跃马的峥嵘岁月，回忆起战场上的部队番号、作战位置、枪械型号、战死战友名字，乃至战场上的一朵野杜鹃、一场大雨、一发炮弹落下来时的真实心理，却叙述得清清楚楚，生动活现。也许血与火的岁月，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血脉贲张奋勇杀敌的光荣，在人一生的经历中殊为珍贵。即便它们曾被政治运动所扭曲，被漫长时光所稀释，它们仍然如散落的珍珠般在老兵们的记忆中仔细收藏。真应该感谢这些珍贵的记忆碎片，它们串起了历史，还原了战场，更真实了一个个平凡普通的抗日英雄。正是他们拒绝遗忘，才留给我们如此宝贵的历史财富。

<b>二</b>

我在书中还塑造了一个日军老兵的形象，这不仅仅是为了抗拒那些泛滥于世的所谓“抗战狗血剧”，而是试图向读者解读参加过侵华战争的一个普通日军老兵，与我们的老兵有什么不一样，以及今天他们对那场战争的态度。他们曾经是战场上殊死搏杀的对手，多年以后，当他们以老兵的名义再度相逢，又该是怎样一种景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电器比当年的日本侵略军走得更远。那时中日关系还算是蜜月时期，不少日军老兵衣着光鲜地重返滇西战场。礼仪之邦里的国人，曾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刚刚打开国门不久的中国，一些人看这些日军老兵时，更多想到的是东芝彩电，松下洗衣机、冰箱，索尼相机等，哪怕一个胶卷，一台砖头卡式收录机，都会让国人啧啧连声，全然忘记了他们曾经侵华的历史身份。当年回来的那些日军老兵，甚至用一个小小的电子打火机、一支原子笔，就可以博得一个中国人的好感。日本这个国家与我们有那样多的历史血债，现在又在全球化浪潮、市场经济、物欲世界里如此纠缠不清。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小康社会，国家正在逐步强大起来，但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因为靖国神社、因为历史教科书等纷争不断，日本极右势力已经明目张胆地为侵略历史翻案，打算重蹈军国主义的道路。中日再战一场的言论已经不是新闻。但另一方面，我们身边那些高喊“抗日”的现代人，在去了一趟日本后，大都被日本社会的文明、现代、民主、法制、秩序、诚信、整洁以及种种社会生活细节震撼了，无言了。我相信许多人与我有同样的感受，一个难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战前和战后的日本？

为此我专门去了一趟日本，在大阪入海关时，我同样被震撼，不是因为即将踏进日本这个国家，而是我的在等待入关的同胞，在海关大厅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本海关甚至专门配备了懂中文的引导员。而我的同胞们闹闹嚷嚷、满不在乎，皮夹里的现金和各种银行卡给了他们自信或者自负。他们或许前一天还在痴迷于各种抗战“狗血剧”，但此刻他们就像来自另一个国家的人。他们是旅行团，也是购物团。我并不是反对国人到日本去旅行或购物，我也绝非一个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者，我只是为国人的健忘、轻浮、骄奢感到不解和心痛。

而日本人却从没有遗忘。无论是在图书馆、书店，还是东京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你都可以看出他们对战争的反思与我们所期望的大相径庭。在大阪的书店里，关于二战的书籍也不少，随便翻阅几本，你就会发现他们对这场战争还在津津乐道，每一场失败的战役都是光荣的、悲壮的，战死的士兵们如樱花飘落般凄美。如果说他们有所反省，只是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打赢，日本国民为此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以及二战后新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日本是该服从还是拒绝。不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了战争，而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大和民族的生存。这是全民投入的战争，是一个民族和世界的豪赌。在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我看到一篇日军老兵的回忆文章，其大意是日本在二战的败北不过是打输了一场战争而已，日本并不因此就永远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其中有句话直接用中文就可辨认出来，“宿命对决”。我仿佛看到了这个日本老兵眼睛里那绝不认罪、永不服输的冷硬目光。

在这个信奉神教的国家，神社遍地，有如我们的寺庙，它们或在风景秀丽的山冈，或跻身于都市的高楼林立中。如果抛开我们所憎恶的东京靖国神社，你会在其他神社里看到这个民族如何敬畏自然、崇尚家庭伦理、祈求五谷丰登的那种东方式的平淡温和，这种虔诚和我们一模一样。但在东京靖国神社的“游就馆”里，你就不明白日本为什么要那么固执地抗拒历史道义、歪曲历史真相，无论是东条英机还是一个神风敢死队员，或者一个阵亡的普通士兵，在那里面都被当作国家英雄供奉，他们的遗物、书信、照片等，都被赋予了悲壮英勇的色彩。我甚至还看到了当年在滇西战场上被击毙的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名字和照片，腾冲战场的藏重康美大佐和松山战场上的金光惠次郎少佐，他们都被当作“玉碎战”的英雄单独陈列。我对这两个敌酋再熟悉不过，在我所看到的史料里，多少血腥罪行都与他们有关。但日本人永远看不到，也视而不见。在东京靖国神社还有一尊塑像让我惊讶不已，是当年东京大审判时国际法庭一个大法官的，他叫帕鲁，印度人。正是他在国际法庭上对绞死日本战争罪犯带头投了反对票。因此日本人把他当“国际友人”或者“正义的化身”，专门为他在靖国神社里塑像。我终于明白了，在大日本帝国、大和民族、军国主义这些宏大词语下，我的数千万同胞的血，不要说感化他们，就是让他们有一丝悔意，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东史郎是我们熟知的敢于忏悔的日军老兵，但当年参加侵华战争的几百万日本军人，就只有一个东史郎。这说明了什么呢？

我在东京期间，安倍内阁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法令。国内舆论汹涌，而这边却云淡风轻，大街上没有抗议，也没有游行。要么日本人认为这是政治家们的游戏，要么就是这一切都很正常，因为日本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选择了“拒绝”，到了敢于说“不”的时候了。我那些日子在地铁里，在大街上，在商场，看到行色匆忙的日本人，谦和有礼的日本人，实在不明白这个民族为什么没有历史痛感。不但轻率地忘记带给别人的痛，也忘记了自己的痛。直到有一天我在东京靖国神社外面看到一群刚参观完神社的穿小学生制服的孩子，他们蹦蹦跳跳，天真烂漫，就像我们儿时戴着红领巾去某个历史博物馆、革命纪念馆接受教育归来。我方明白：一段历史，永远有两种以上的诠释。只看你从哪个角度、从属于什么政治目的、用什么方式来灌输给下一代。

日本人其实是有选择性地遗忘——忘记带给别国的灾难，却牢记自己的不幸。

<b>三</b>

目前，对抗战历史的重新挖掘、发现、梳理、研究以及艺术表现方兴未艾。作为一个写作者，我首先秉承尊重史实的态度去学习，其次，就我目前所认识到的这场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不仅有武力的抗争，还有文化的坚守。当年日本军队在战场上并不把中国军队当作实力相当的对手，但他们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却既心虚又暴戾。他们是翻手把老师打倒的学生，但又知道自己并没有老师深厚的学识和涵养。日本军人太知道军事征服中国易，文化征服中国难。他们在战争一开初就轰炸南开大学，洗劫北大、清华的图书馆、实验室，后来又轰炸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会专门对学府重地如此野蛮地痛下辣手，这种对文明、文化的摧残正是他们试图改变一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核心的野蛮战争逻辑。“亡国亡种”是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噩梦，也是每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心中的警钟。战争被打败了还可以再来，“种”被改变了，那才是我们万劫不复的灾难。所幸的是我们的民族毁家纾难、抵御外侮的坚韧不屈和众志成城的传统美德，远不是日本帝国的战略指挥家们所能料到的。他们在中华文化面前，永远是学不到位的学生。因此，我在作品中特意表达了我对西南联大的那批大师们的敬意，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潘光旦、曾昭抡、张奚若等。尽管我对这些大师们着墨不多，但正是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品质和光芒，感召了一批批投笔从戎的联大学子，他们是我笔下的主人翁，是我由衷钦佩的热血报国、集家国情怀于一身的青年知识分子。现在还生活在昆明近郊安宁市的老兵吴鲁，就是我书中主人翁的人物原型。这个大学二年级就弃学从军、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学子，一生坎坷传奇，受尽磨难，却像一泓清水般平静、通透。每当我去拜访这个九十七岁高龄的老兵，既可以听到战场上的故事，从军生涯的艰辛，还能与老人探讨鲁迅、沈从文的作品，讲一讲大学里的先生们。我想从老兵吴鲁身上，我们会明白为什么长达十四年的抗战坚持下来，胜利终究属于中华民族。

有一个美籍华人得知我在写这部书时，在我的微博上留言：“国之重器非金非玉，是兵对国忠，是国对兵义，是兵不惧死，是国不敢忘。”真应该感谢这位不知名的网友，他萃取了一个我死而国生的士兵与他的国家的关系。

面对那些日渐“凋零”的老兵，国不敢忘，国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