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有个老师是法国人。我跟他说，他可以开一门法语学课程！哈！他会怎么觉得呢？让六年级的学生去学那种东西！”
“哪种东西？”
“老天，米拉，就是学法语啊！”她四处张望一下，看见了克拉克和诺米，“你可以想象一下！”她脸上带着讽刺的笑容。
他们就像这样说个不停。用餐时和用餐后，都在聊那些事。米拉回想了一下，难道从小到大一直是这样吗？晚上的某个时候，她给自己倒了杯黑麦威士忌。正在倒可乐的诺米看见了，问她：“换饮料吗？”
“喝杜松子酒兑奎宁水，好像还不够醉。”
“那你为什么不喝白兰地？”
“那个要晚一点儿喝，是晚上休息的时候喝的。”
“我今晚可以喝一点儿吗？如果我们很晚才睡的话？”
“当然可以。”她笑着挽起他的手臂。他搂过她的肩膀，他们一起站了一会儿。
那晚，等大家都走了以后，他们确实很晚才睡。他们每人倒了一杯白兰地，但是孩子们只喝了一小口，他们不怎么喜欢，于是又换回了可乐。米拉问他们：“今年是我变得更糟了，还是他们变得更糟了？”
他们也说不清。很显然，这些年里他们并不常听他们聊天。米拉狠狠地批评了她的亲戚们一番，批评了他们那一套陈规陋俗和偏见。孩子们就在一旁听着。她问他们意见的时候，他们什么也说不出来，就连对于偏见的看法也没有。他们解释道，他们也知道偏见是不好的，可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而且，他们认识的犹太人少之又少，黑人更是没有，那么，他们该怎么评判他们呢？
“我知道他们说得很夸张，”克拉克解释说，“可我也不清楚，也许黑人真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我知道你说那些都不是真的，我相信你，但我也不明白。就我自己而言是真的不明白。”
米拉沉默了。“没错，”她说，“你说得没错。当然，你得等到自己明白为止。”
不过孩子们还是有所怨言。亲戚们的仇恨太深了，孩子们之前还从没见过这么多仇恨和愤怒。
“她老是愤愤不平的。”
“他好暴躁啊。”
“他一直都那么暴躁吗？”
“哈利舅舅一直都是那样吗？”
他们令她有了新的看法。她想起了那些她从小就认识的面孔，他们无所谓美丑，她本来也不会特意注意他们，不会去观察那些熟悉表象之下的特征。可是，听孩子们这么一说，她开始重新审视他们：他们面目冷酷，一脸愤懑，长着深深的饱含怨气的皱纹，眼睛里透出戾气，嘴巴也充满恨意地紧闭着。她还记得第一天去哈佛，照镜子时，她注意到自己嘴上那道细薄的疤痕。
“我看起来跟他们像吗？”她颤声问。
他们犹豫了一会儿。她的心紧了一下，她知道他们会对她说实话，只不过在琢磨该如何措辞。
“以前是的，”诺米说，“不过后来你长胖了一点儿。”
她叹了口气。确实如此。
“你变得温和一点儿了，”克拉克说，“你的脸看上去——更圆一点儿了。”
她的虚荣心上来了：“我看起来胖吗？”
“不胖！”他们赶紧说，“真的，不胖，只是……更圆一点儿。”克拉克找不到别的合适的词，只好重复道。
“你的嘴巴没有以前那副苦相了。”诺米说。她抬眼看着他。
“我的嘴巴以前有苦相吗？”
他耸了耸肩，感觉有些招架不住了：“就是，有那么点儿。你以前看上去倒不暴躁，就是要哭了的样子。”
“是的，”她目光炯炯地看着他们，“你们想听我说说你们的变化吗？”
“别！”他们笑着喊道。
她开始回忆那个圣诞夜。她想要强调一些事情。她不希望他们长大后不去思考，只是重复那晚所听到的话。她想强调一种道德，可他们身上没有。从那晚看来，他们没有自己的主意，没有立场。
她有点儿醉了，开始变得冲动。她想用拳头猛砸桌子，想强烈地抨击亲戚们的固执、刻板和偏见。她想要坚持自己的公正。她生气地说：“是的，都没错，你们又不可能凭想象判断，听起来挺合理。可你们自己也承认了，你们周围的一切事、一切人都被偏执和刻板传染了，等你们真正遇到那些被他们的偏见所伤害的人，想去了解他们时，你们也只能通过别人给你们戴上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他们了。”
他们开始反对、开始争论。“可为什么你给我们洗脑就可以？”诺米说。
她想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父亲那样站起来，斩钉截铁地下结论，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让他们服从。他们怎么敢不服从她那更渊博的知识、在道德上更深刻的体验呢？
可她突然就垮了下来。她坐在那儿，盯着手里的酒，哽咽了。他们不相信她的道德判断了，因为她让他们知道了她也有性需求，因而她已经丧失了引导他们的权利。她吸了吸鼻涕，咽下了那一份自怜的情绪。他们再也不会仰慕她，她再也不能用母亲那坚定而充满爱的手温柔地引领他们了。然而，他们并没有注意她的情绪变化。他们正交谈着，模仿着那晚听到的言论，咯咯笑个不停。
“是啊，你看没看到查尔斯舅舅往前一倾，嘲笑妈咪时的样子，他说要是她的孙子都长得像斜眼，看她是什么感觉！”两人大笑起来。
她在一旁听着。
“结果妈咪说，斜眼都比她见过的某些人要好，他气得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
他们边说边笑。他们在讨论什么是丑，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些人很丑，而他们不想像他们一样。孩子们已经发现，如果人都丑成那样，那么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世界迟早要出问题。她深深松了口气。孩子们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