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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还只是一个十四岁的男孩，父亲带我去京都的一家戏院看舞剧表演。关于那个夜晚，只有两件事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第一件事是我和父亲是观众中仅有的两个西方人；当时我们从荷兰老家来到京都才几个星期，我还未适应新环境，但依然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文化疏离感。第二件事是我万分欣喜地发现在奋力学习日语几个月后，自己竟可以理解一些不经意间听到的只言片语。至于台上那些跳舞的日本年轻女子，除了她们身上色彩鲜亮的和服还给我留下些许模糊的印象，别的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远隔近五十年后在遥远的纽约市，她们中的一位竟会成为我的好友，并且向我口述她惊世骇俗的回忆录。
作为历史学家，我一直将回忆录视为素材。一本回忆录更大程度上是记载了回忆者所生活的那个世界，而非回忆者本身。回忆录和传记的不同之处在于，回忆者在叙述中不可能有传记作者那样清晰的视角。人物自传，如果确有其事，就好像我们询问一只兔子，让它告诉我们，它在田野草丛里跳来跳去时是什么样子。它怎么可能知道？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想了解田野，则没有人比兔子更适合告诉我们有关田野的一切——只是我们应该牢记，我们注定会错过这只兔子受自身所限而无法观察到的那些事情。
说以上这些话时，我很肯定，因为作为学者，我一生都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然而，我必须承认，我亲爱的朋友新田小百合的回忆录却迫使我重新考虑自己所持的观点。是的，她向我们描述了她所身处的神秘世界——相当于兔子眼中的田野，如果你想如此打比方的话。对于一个艺伎的奇异生活，或许没有哪份记录能比小百合所提供的更好。然而，她的回忆录也很好地描绘了她自己，《日本的璀璨珍宝》一书用一个很长的章节记录了她的一生，这些年来关于她的各种杂志文章也是层出不穷，但它们都远不如她的回忆录来得完整、精确和动人。看来，至少对于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对象，没有人能比回忆录作者本人更了解她自己。
小百合能出人头地，很大程度上是机缘使然。也有一些女人和她际遇差不多。著名的艺伎加藤由希——她俘获了J.皮尔庞特·摩根的侄子乔治·摩根的心，成为其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的“流亡新娘”——也许从某些方面来看，她的经历比小百合更加不同寻常。然而，唯有小百合把自己的故事如此完整地记录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她选择这么做纯属偶然。假如她一直呆在日本，她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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