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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不透风,一上来口号喊得嘹亮整齐,慢慢不齐了,有人只是抬抬手张张嘴地瞎混。葡萄该干什么干什么,添水,加柴,煮菜。红卫兵们变着词儿地喊口号,喊朴同志“臭文人”、“黑笔杆”、“反党大流氓”,“地主干儿子”。开始他们喊一句,他就在板凳上矮一点儿,后来见葡萄抬头看天,他跟着抬头,见一个人字形雁阵从北边飞过来。葡萄眼睛看雁也专心地发直,嘴唇半开,完全忘了正给锁在一个人体筑的小炮楼子里。他慢慢也把几层人脸人头拳头胳膊给忘了,一下一下地扯着风箱。火烧得好着呢,他眼前脑子里只剩下稳稳烧着的金黄的火。过一会儿,他一张嘴,一个哈欠出来了。他抬起头,见一个喊口号的红卫兵也跟着打了个哈欠。又是一会儿,好几个红卫兵都打起哈欠来,只不过打得很贼,把鼻孔撑大,叫哈欠出来,不耽误嘴里喊口号。
朴同志在七十二岁时回想那一天,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当然,他不知道人都是这样,记不住羞辱;痛苦只有变成了滑稽荒唐的事才会给人记住。人要把他一生遭受的羞辱都记住的话,是活不长的。就好比朴同志,假如不具备人共有的那种不记仇的本事,朴同志回忆起来的场面,就不会像个闹剧戏台。人这个不记仇的本事其实是为自己好,对自己有利,不记得自己怎样地惨过,丢过丑,所以他才有脸见自己。有没有脸见人不重要,顶重要的是有没有脸面见自己。所以给害得最惨、受最多侮辱的人,最不记仇。朴同志给人叫了八年“反党老朴”,叫得他忘了自己真名,他也不记仇。到七十二岁想想,一切都很好玩。把痛苦、羞辱记成了好玩,那些真实发生过的场景场面当然是给他的记忆编排过的,编排得很写意、很漫画式,一层层的年轻红卫兵都没有眉目,只有大喊大叫的一张张大嘴。拳头比实际上多得多,红卫兵们全是千手佛,一人伸出几十个拳头,竖在他和葡萄四周。他记得那天下午,他就在拳头中间把自己扯得像风箱一样又深又长,那个沉重的大风箱成了他的丹田。他扯得经络通畅,性情平和。红卫兵们最后怎么离开了猪场,七十二岁的朴同志已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朴同志记得的是葡萄的手。她的手插在他腋窝,把他向上一提,说:“都走啦,起来去洗把脸。”他一看,一个红卫兵也没了,灰下来的天下着箩面雨。她在猪场清理了一间装饲料的窑洞给他作屋。洞顶上吊满半寸长的面虫,等于一个肉顶棚,火光一照,一个顶棚都在拱动。她点上火把去烧虫们,他也跟着她举了个火把,窑洞马上嗞嗞啦啦地响,烤猪油渣的气味漫开了。两人都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