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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做官。
担任院长之后,我每天收到的邮件都来不及拆了。也怕拆,怕里边喷出来的热气把手指烫着了。
拆开一个很厚的邮件,是湖北一个姓古的人寄来的,一篇研究我的“学术成就”的万言长文,要我推荐给任何一家杂志发表。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称,我将以卷帙浩繁的著作对艺术做出终极回答。我看了一笑,退回了那篇长文,在心里给他起了一个便于自己记忆的名号——“古终极”。后来北京又有一个姓肖的编辑人员评价我是“民族的脊梁”,我同样给他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号——“肖脊梁”,与“古终极”并列。
如果不小心,一做官,天天都可以遇到一个个“古终极”和“肖脊梁”。
今天与我吃饭的人,倒是我自己约来的。
他就是戏曲史家徐扶明教授,曾经因为说过样板戏两句话,被人揭发,关押了很久。他的案子早就应该平反,但由于没人管,一直拖着。我向有关部门询问过好几次,也没有回应。这次我以院长的身份再问,立即解决了。这就是做官的好处。我已经约了他好几次,他老说“不便打扰”,这又是做官的坏处。
今天他实在推不过,终于来了。我在学院后门口找了一家小饭馆,拉他到墙角的一张桌子边坐下。他穿得像一个老农民,缩着脖子,嗓子哑哑的,笑着与我握手,手很热,握了好一会儿。
“昨天文化局当着我的面,把那个人揭发我的材料焚烧了。”他说:“这很可惜,留着多好呢。你我都是研究文化史的,最看重原始材料。为难的是,我如果坚持不让烧,很可能以为我还要记恨。”
“那人现在在哪里?”我问的是当年揭发徐扶明“攻击样板戏”而造成多年冤狱的那个曾远风。
“在这里。”徐扶明从口袋里取出厚厚一沓折好的报纸,放到我眼前,用手指点了点折在最上面的一篇文章。
我一看,那是一份南方有名的周报,文章的标题很长,叫作《“文革”可以被遗忘,却不可以被掩盖》,作者正是曾远风。
我吃惊地匆匆看了几眼。曾远风在那里用愤怒的口气写道,有人要掩盖“文革”罪行,他绝不答应,一定要战斗到底。
徐扶明教授告诉我,曾远风在好几年之前就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文革”的批判者。很多读者把他当作一名反“文革”的英雄好汉,完全不知道他在“文革”中是如何让人闻风丧胆的。
“你难道不想给南方的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