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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武后便授意有关部门给刘炜之捏造了两个罪名：一是收受归州都督孙万荣的贿赂，二是与许敬宗的小妾私通。
“刑有不及，陷无不至；不患罪无名，患上不疑也。”（来俊臣《罗织经》）刑罚总有不能及的地方，而诬陷则没有什么不能办到；不必担心加罪于人没有名义，就怕君主对这个人没有猜疑。
刘炜之的遭遇，无疑为酷吏来俊臣的上述妙论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捏造了罪名后，武后随即指派肃州刺史王本立负责调查。此举颇令人费解——武后为什么放着朝中的那么多司法官员不用，偏偏指派一个地方刺史去审查一个堂堂宰相呢？
在我们看来，此举大概有两种解释：一、刘炜之入相已久，所以武后担心朝中的司法官员会暗中回护，影响审案；二、武后对这个跟随自己多年的心腹股肱或许还抱有一丝不舍，所以她不想让酷吏出马，因为他们一旦出手便没了回旋的余地。综合言之，指派王本立很可能是一个折衷的做法，也就是说——武后既不想轻易放过刘炜之，也不想马上让他死。
然而，已经抱定必死之心的刘炜之根本不领武后的情。当王本立向刘炜之宣读武后的敕书时，刘炜之发出了几声冷笑，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旧唐书·刘炜之传》）
没有经过中书门下两省起草审议的敕令，也配叫敕令？
刘炜之这句掷地有声的质问，从此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句经典名言。论者经常引用这句话，来说明唐代相权对君权的制衡作用；同时也以刘炜之最终难逃一死的遭遇，证明唐代的这种宰相制度仍然无法有效制约皇权专制，尤其是当君主具有极权和独裁倾向的时候，相权的制约作用更是荡然无存。
在刘炜之充满嘲讽的质问下，王本立哑口无言，就像是被人狠狠扇了一记耳光。然而刘炜之说出这句话，也无疑是把自己一举推到了武后的铡刀下。
听到王本立的汇报时，武后勃然大怒。
如果说刘炜之此前的牢骚还只是在背地里表达对现状的不满，那么现在这句话就是在公然挑战武后的权威了。对此武后当然不能容忍，随后便以“拒捍制使”为名将刘炜之逮捕入狱。睿宗李旦闻讯，连忙上疏为恩师求情。刘炜之的亲友大为庆幸，以为皇帝既已出面，事情定然会有转机，所以纷纷向刘炜之道喜。可刘炜之却摇头苦笑，说：“这回我必死无疑了！太后临朝独断，威福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