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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打交道。他确实是我的长辈,这一点我不想隐瞒,但是我更不想因为这层关系而以私害公。本来他如果不自曝身份的话,你们还可以公事公办,现在他既然说了,那就没别的选择了,一句话——请解除宋元超的候补官资格。”
宋元超打死也不会想到,宋璟居然会如此六亲不认!本来如果走正常程序,他还有被选上的机会,如今倒好,恰恰因为他是宰相的堂叔,反而鸡飞蛋打,连候补官的资格都没了。
这件事传开后,宋璟的廉政之名自然是朝野皆知。
宰相身为“百僚之长”,不仅本身要率先垂范,具备严明高洁的操守,而且更需要有知人善任的眼光和智慧,才有资格和能力领导整个庞大的文官集团。
宋璟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冬,他给玄宗呈上了一道任免官吏的奏疏,疏中称:“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都有才干和文采,然性喜异端,好生是非,若加重用,必有后患,但全然不用,又可惜了他们的才干,故可分别授予渝州、硖州刺史;大理卿元行冲素称才行兼备,初用之时,能孚众望,时间一长却颇不称职,请转任左散骑常侍(没有实际政务的散官),以执法严正的李朝隐代之;陆象先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为人宽厚,又能做到是非分明,可授河南尹一职。”
这就叫扬长避短,量才录用。有这样一双火眼金睛替皇帝严把人才关,玄宗就既不用担心官员队伍中有人滥竽充数,也不用担心有人怀才不遇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此言可谓确论。
唐代有不少隐士,其中固然有“视富贵如浮云”的真隐士,但也不乏以归隐山林作为升官捷径的投机者。有人就曾经向宋璟推荐过一个叫范知睿的隐士,称他富有文学才华,并献上其所著的《良宰论》。宋璟阅毕,在书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观其《良宰论》,颇多阿谀之辞。隐士理应直言朝政得失,岂能如此谄媚取容?若自以为文章作得好,可走科举应试之途,不应私下请托。”可想而知,在如此刚直不阿、明察秋毫的宰相面前,任何人想抱着侥幸心理走一条“终南捷径”,结果都只能是痴心妄想。
尽管宋璟有严明高洁的操守,有知人善任的能力,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宋璟在为相期间也犯了两大错误,从而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第一个错误是在治理经济方面,具体而言就是货币政策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