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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一个世代之前的往事，但却恍如昨日一般清晰，跃然眼前：千万不要硬碰硬，千万不要激怒对方，千万别想占上风，千万别耍聪明、优越感或学识，千万别让愤怒或失望，甚或某一个问题偶然激起希望的狂烈情绪所误导。要以愚蠢响应愚蠢，以墨守成规响应墨守成规。而只有心底最深最深处所抱持的两个秘密信念，才能让她忍受这一切屈辱：她对他们的恨，还有她的希望，希望终有一日滴水穿石，她能克服他们，并经由他们庞杂笨拙的诉讼程序，奇迹似的从他们手中夺回她被剥夺的自由。
他掏出一本笔记本。如果是在莫斯科，摆在面前的就会是她的档案，但这里是巴黎的咖啡馆，他拿出的是一本光滑的黑色皮面笔记本。在莫斯科，这是连官员都必须靠运气才能拥有的东西。
无论是档案或笔记本，开场白都是一样：“你原名玛丽亚·安德莉雅维娜·洛歌娃，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在列宁格勒出生。”他重复述说，“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你二十一岁，嫁给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依格尔。他当时是红军的步兵上尉，母亲是爱沙尼亚人。一九五〇年，这个欧斯特拉柯夫派驻东柏林，在爱沙尼亚移民反动分子的协助下叛逃，倒向法西斯德国，把你留在莫斯科。他先取得居留权，后来又在巴黎归化成法国公民，也不断和反苏联分子往来。他叛逃时，你还没有孩子，也没有怀孕。正确吗？”
“正确。”她说。
在莫斯科，她的回答会是“正确，上尉同志”。或“正确，调查员同志”。但是，在喧闹的法国咖啡馆里，这么正式的称呼显然时地不宜。她手腕上的皮肤已失去感觉。松开，她让血液恢复畅通，然后又拧紧另一片皮肤。
“身为欧斯特拉柯夫叛逃的共犯，你被判在劳改营服刑五年，但因斯大林去世之后的大赦，于一九五三年三月获释。正确吗？”
“正确。”
“返回莫斯科之后，你明知不太可能获准，却还是申请出国旅行护照，想到法国和丈夫会合。正确吗？”
“他患了癌症。”她说，“如果我不提出申请，就有失我为人妻子的责任。”
侍者端来了装着蛋卷与薯条的盘子，以及两瓶亚尔萨斯啤酒。欧斯特拉柯娃请他送杯柠檬茶来，她很渴，但不爱喝啤酒。她和男孩说话的同时，也试图以微笑和目光与他沟通，但徒劳无功，他的冷酷回绝了她。她意会到，自己是除了那三个妓女之外这里惟一的女人。陌生男子把笔记本放在一边，看上去像本赞美诗，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