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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紧接着讲宋代。
我前面说过,在唐代,政文俱旺;那么,在宋代,虽非“俱旺”,却政文贴近。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宋代重视文官当政,比较防范武将。结果,不仅科举制度大为强化,有效地吸引了全国文人,而且让一些真正的文化大师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占据行政高位。这种景象,使文化和政治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高端联姻”,文化感悟和政治使命混为一体。表面上,即使文化增重,又使政治增色,其实,并不完全如此,有时反而各有损伤。
第二个原因,宋代由于文人当政,又由于对手是游牧民族的浩荡铁骑,在军事上屡屡失利,致使朝廷危殆、中原告急。这就激发了一批杰出的文学家心中的英雄气概、抗敌意志,并在笔下流泻成豪迈诗文。陆游、辛弃疾就是其中最让人难忘的代表,可能还要包括最后写下《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的文天祥。
这确实也是中国文脉中最为慷慨激昂的正气所在,具有长久的感染力。但是,我们在钦佩之余也应该明白,一个历时三百余年的重要朝代的文脉,必然是一种多音部的交响。与民族社稷之间的军事征战相比,文化的范围要广泛得多、深厚得多、丰富得多。
因此,文脉的首席,让给了苏东坡。苏东坡也曾经与政治有较密切关系,但终于在“乌台诗案”后两相放逐了:政治放逐了他,他也放逐了政治。他的这个转变,使他一下子远远地高过于王安石、司马光,当然也高过于比他晚得多的陆游、辛弃疾。他的这个转变,我曾在《黄州突围》中有详细描述。说他“突围”,不仅仅是指他突破文坛小人的围攻,更重要的是,突破了他自己沉溺已久的官场价值体系。因此,他的突围,也是文化本体的突围。有了他,宋代文化提升了好几个等级。所以我写道,在他被贬谪的黄州,在无人理会的彻底寂寞中,在他完全混同于渔夫樵农的时刻,中国文脉聚集到了那里。
苏东坡是一个文化全才,诗、词、文、书法、音乐、佛理,都很精通,尤其是词作、散文、书法三项,皆可雄视千年。苏东坡更重要的贡献,是为中国文脉留下了一个快乐而可爱的人格形象。
回顾我们前面说过的文化巨匠,大多可敬有余,可爱不足。从屈原、司马迁到陶渊明,都是如此。他们的可敬毋庸置疑,但他们可爱吗?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曹操太有威慑力,当然挨不到可爱的边儿。魏晋名士中有不少人应该是可爱的,但又过于怪异、过于固执、过于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