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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打杀他们,而是耐心地、深情款款地进入他们,包括他们间谍任务外的下班时光和家居生活,包括他们的彼此闲谈和牢骚,包括他们被挤压被搁置的情感和其他但凡谁都有的计划梦想,包括他们内心最深处偶尔冒出来的某个短暂或从此挥之不去的念头云云。当他们不再只是个名字,是个职称或代号,而是个完完整整的正常人时,某种被延迟下来的批判、被延迟下来的愤怒和哀伤就蓄满了情感的风雷出现了—这个愤怒和哀伤由同情转换而生,用最普遍素朴的人性支撑起来。
也就是说,勒卡雷是同时写两部小说的,类型的间谍小说和开放深沉的一般小说,同时创造出两个世界,间谍世界和正常人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既彼此暴烈冲撞又相互暧昧渗透,机智与无能,伟大与细琐,忠贞与怀疑,信任与背叛,陌生与熟稔,遥远但热血沸腾的异国城市与每天回去但阴冷的家……勒卡雷小说的丰饶渔场便如此由两股不同颜色和不同温度的洋流汇集纠缠成驻留的漩涡,他更耐心地记录着他们的遭遇并等待他们的命运和抉择。有时,间谍世界的神圣幻觉和森严秩序会暂时获胜,像《锅匠,裁缝,士兵,间谍》(<i>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i>)那样,把人内心的声音和渴求给压回去,成为某种永恒的疑惑和蠢蠢欲动的不安。然而勒卡雷也容许人性冲决而出,放任他背叛,甚至还让背叛坦荡而且熠熠发光。最清楚的莫过于《俄罗斯大厦》(<i>The Russia House</i>)里那位得以满怀希望、等在伊斯坦布尔港边窗口守候他因此换得苏联爱人一家子自由那艘船的英籍中年书商,奇怪反而是勒卡雷小说最令读者舒服到不敢置信的太快乐结局;或者像《女鼓手》,情节上的胜利尽管属于用尽一切心机手段包括感情陷阱的以色列可恶特工,但真正让人同情、在人性上获胜的却是那桀骜但神秘的死去巴勒斯坦年轻人。
差不多等于是说,每当勒卡雷愈“叛离”自己西欧基本位置一分,他的小说似乎就获得了多一分的自由和欢愉(某种一无所有但赢回自己的欢愉),饶富深意。
也因此,只用“批判”两字来说勒卡雷小说和间谍世界的关系是不准确而且明显不足够的,它更正确的形态不是薄薄一层的某个结论,而是一个丰饶的旅程,一个有时间厚度的历程,一个包括作家本人和读者缓缓思索并且发现的过程。勒卡雷通过小说重建了一次又一次的具象情境,重建了一个又一个具体完整的人及其独特遭遇,这不仅赋予了概念性批判通常不具备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