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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家不屑于趋附潮流和时尚。这并不表明他们脱离时代和社会现实,而只说明他们的现实更深地埋藏于人性的内部,他们凭借自己的天才和敏感而发现了它,并且让它在自己的作品中喷涌而出。他们不需要到某个地方去“体验生活”,因为他们每天都在生活,既生活在日常现实的世界(家庭、单位、菜场、医院、公交车等等),也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他们的外部生活和内部生活是一体的,他们的生存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In-der-Welt-sein)。在外部生活中,他们和“常人”(Man)没有两样;但他们和常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赋予在世以自己个人此在(Dasein)的独特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他们装出来的,也不是从流行理论中借来的,更不是用来向人炫耀、用来谋取其他好处的手段,而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此外,这种意义即使在他们自己内心也是飘乎不定和捉摸不透的,因而是作家的痛苦之源。每当他们模模糊糊地抓住了一点什么,他们就喜不自胜,有一种要把它完整地表现出来的冲动;或者说,只有在这种冲动所激发出来的写作欲望中,在如醉如痴的写作过程中,这种模糊的意义才能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但总不能达到完全的澄明。半吊子的作家虽然也模模糊糊地抓住了一点什么,但却以为这就是一切,因而他们的痛苦只是一时的,随着作品的完成,他们就志得意满,不思进取,甚至用他们的一点成就向社会要价。至于那种看别人眼色行事而玩弄文字技巧的写手,是连“作家”之名都配不上的。今天人们呼吁作家用自己的才华为社会“服务”,或者去“关注”什么、“批判”什么,这无异于要求作家成为“写手”。但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得好,作家不是医生,而是“病痛”。
当然,对作家的这种呼吁一般说来也并没有错,如果这种呼吁并不是特别对作家的呼吁,而是对一般人、包括对广大民众的呼吁的话。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家当然也属于一般人和“匹夫”之列,并不具有特殊的身份。作家也是人。但这种呼吁的迷惑性也正在这里,它仿佛是特别针对作家而发的,似乎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作家的“责任”和“使命”。人们往往举一些著名作家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例子来论证作家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如左拉在“德雷弗斯案”中,或萨特在抗议越战中所起的作用。但这只能说明他们是好公民,而不能证明他们是好作家,好作家还是要由他们的作品来证明。作家最好的作品也不一定就是表达他们的政治态度的作品,连恩格斯都说,作家的倾向性越是隐藏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