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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所的时候，就打了一个电话去单位，单位马上派了一些人过来。他们向那些红卫兵解释说我是个好人，于是红卫兵放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了我妻子——不是你刚才见到的那个，我说的是我那时候的妻子。我告诉她赶紧回家。那是个极其危险的时候。那天晚上，你一整夜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不停地敲门和打人。”
他继续说道：“梦家在医院里呆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他的背景，那儿的人把他赶出来了。我没有再去他的家——这是不可能的事。过了一个星期，他自杀了。他们有一个女工，是住在他们家里的，我想是那个女工发现了他。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没有办法去他家，因为我也在被批斗。也没有谁给他办过丧事。”
陈梦熊是一名党员。他哥哥自杀时他并没有入党；1970年代政府叫他回去三峡的葛洲坝工程工作时，他也没有入党。在葛洲坝，他的工作还是评估地震的风险，不过这一回他是在共产党而非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执行任务。“长江流域管理局”已经成了昨日的回忆；在新中国，没人会允许一个美国式的地名存在。
地质学家用一个标准化的数字系统预测地震的风险，陈梦熊给葛洲坝的风险评级是6。这是个濒临边缘的数字：到了7的评级，修建的水库就必须要有各方面的抗震功能。在梦熊做出评估以后，这个项目的副领导人要他把风险评级改掉，降到5。梦熊拒绝了，有好一段时间，他都在担心可能会有什么后果。但那时候发生了太多别的事情，没有人顾得上组织一场针对他的政治运动。
负责葛洲坝工程的干部遵循一条叫“三个同步”的政策。这条政策意味着调查、设计、建造三项工作同时同步进行。过去，人们把这三者之间看作一种线性发展的过程：首先你展开调查，然后开始设计，最后进行建造。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旧规则都不再适用了；干部们认为，调查、设计、建造可以同时进行。于是梦熊做调查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挖洞，工程师们画设计图时人们挖出了更多的洞。1973年，周恩来终于下令，这项工程作废。三年来，他们一事无成。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葛洲坝的工程才重新展开，它最终于1988年完成。
1980年代，陈梦熊已经70多岁，他在这个时期加入了共产党。他并不是因为信念而入党的；他入党的原因很简单：他在中国地质部已经到达了一个级别，这个级别要求他必须是党员。否则，他就不能参加一些相关的会议了。像如今很多的中国人一样，陈梦熊真正的政治立场是实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