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嗓音犹如金声玉振,那他说的话肯定也是金玉良言。如果他的模样长得像席勒101,那他的所思所感肯定也和席勒相同。如果他的笑容显得淡然而又睿智,那么笑容背后的人肯定也是如此。这就是一个以貌取人的社会。
只不过偶尔也会有例外情况,我现在就是这么认为的——上帝偶尔会自己寻点开心,给我们送来一个与外表完全不同的人。有些人搞砸了,被彻底看穿。有些人却不断膨胀,直到外表的价值被他们利用殆尽。还有些人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而是把光彩夺目的外表当作上天赐予的恩宠招摇过市,泰然自若地接受本不该属于他们的敬意。
教授参与行动的经历很快就说完了。简直是太快了,因为那经历实在有点平庸。他出生于离罗马尼亚边境不远的德布勒森102,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对他十分溺爱的父母都是小贵族,擅长见风使舵。他从父母那儿继承到了财产和关系,即使在那个年代,这种事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很常见,你想都想不到。他是个文人,为学术杂志写写文章,也算半个诗人,还是个有过几次婚姻的情种。他穿外套的时候就像是披着斗篷,袖子就那么空着。这些奢侈的事情教授都负担得起,因为他享受着特权,也还有点财富。
在布达佩斯,他教着一门死气沉沉的哲学课,在学生中间还算有点影响。他们觉得特奥多尔讲课时充满火热的激情,这倒是他没有料到的,因为他从来没打算当演说家,逞口舌之利在他看来是下等人干的事。不过,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学生们的要求。他注意到了他们的热情;作为一个天生擅长调解安抚的人,他对这种热情的回应就是为其代言——说实话他代言时的声音温和得很,但毕竟那也是一种声音,而且受到学生们的尊重。再加上他风度翩翩,俨然代表着一种更为久远、更好的秩序。那时的他正处在听了年轻人的阿谀奉承就感到兴奋的年纪,况且他一向都很爱慕虚荣。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他让自己卷进了“反革命”的浪潮之中。因此,到了1956年11月3日那个可怕的夜晚,当苏联坦克从边境返回包围布达佩斯的时候,别无选择的他只得仓皇逃命,一直逃进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怀抱。
教授来到维也纳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身在牛津的一位匈牙利朋友打了个电话,专横地敦促那位朋友给他寄钱、帮他引荐,还要写信证明他是何等杰出的人物。这位朋友恰好也是圆场的一位朋友,而且当时正是招募人员的高峰期。
不出几个月,教授就被列入了雇员名单。没有巴结讨好,没有迂回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