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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荣格指出，“集体人格”并不是形成于当代人们的有生之年。最早的种子，可能在“神话”中就播下了。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有很多“大神话”，后面还会引发出很多“小神话”，这就是荣格所说的“梦”。
神话和梦，都会以“原型”（archetype）、“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s）的方式成为一个民族的“自画像”（self-portrait），反复出现在集体心理活动中。
这一来，“集体人格”就具有了长期稳定的象征意义。照荣格的一个漂亮说法，成了“有故乡的灵魂”。
顺着这个思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也是有“故乡”的。那“故乡”，首先是神话，例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等。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都埋藏着这些遥远的“故乡”。当然，神话只是起点，“集体人格”的原型建立，是一个复杂的人类学工程。对于一般人来说，只须明白，文化的最后一级台阶，就是为灵魂找到故乡，或者说，找到有故乡的灵魂。
这个课题，连很多等级不低的学者也不明白。
我想起一件往事。
二十几年前，我还在上海戏剧学院担任院长，与一位喜欢读书的顶头上司汪道涵市长成了朋友，建立了一种“好书交换”关系，约定发现好书，签名互赠。有一次，我送给他一部北京刚刚出版的古印度哲学《五十奥义书》，他立即回送我一部台湾中正书局出版的《西方思想家论中国》。过几天我告诉他，我读了里边刘耀中先生写的《中国与荣格》一文，对其中一段记述很感兴趣。
这段记述，介绍了荣格在自传中写到的接受中国学者胡适访问的情景：
他们谈《易经》，胡适告诉荣格说，他不太相信《易经》，并说那该是一种魔术和符咒。荣格听到后，急问他曾经尝试过没有，胡适点头。荣格再问他，《易经》卦内的答案是不是真实的，对他有没有帮助。
这一连串的问题，使胡适很难受。荣格也开始意识到，中国当代学者已渐渐走向西方的科学境界，对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怀疑了。
胡适认为《易经》是一种魔术和符咒，用的是西方近代科学思维。但他不知道，此刻坐在他眼前的这位西方公认的一流学者，却曾经深入研究过《易经》。我们不妨再读一段刘先生的介绍：
荣格为威廉的《易经》译本写了十七页的引言。荣格说，西方古代的科学与中国《易经》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