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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往后的岁月还是苦，但比较起来就好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村里经常搞忆苦思甜运动，大家一忆苦，总是糊糊涂涂地忆到1960年。一忆到1960年，干部们就跳起来喊口号，一是要打倒苏修，二是要打倒刘邓，干部们说1960年的饥荒是刘邓串通了苏修卡中国人的脖子造成的。我们明知道这是胡说，但谁也不去装明白。
一直到了70年代中期，还是不能放开肚皮吃，但比较1960年那是好多了。我从小饭量大，嘴像无底洞，简直就是我们家的大灾星。我不但饭量大，而且品质不好。每次开饭，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着别人的饭碗号啕大哭。母亲把自己那份省给我吃了，我还是哭。一边哭着，一边公然地抢夺我叔叔的女儿的那份食物。那时我们尚未分家，一家老小，有十三口之多。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母亲是长媳，一直忍辱负重，日子本来就很难过，我的无赖，更使母亲处境艰难。夺我堂姐的食物吃，确是混账。我婶婶的脸色难看，说出的话像毒药一样，一句句都是冲着母亲来的。母亲只好骂我，向婶婶赔礼道歉。这是我一生中最坏的行为，至今我也不能原谅自己。长大后我曾向堂姐说起过此事，她淡然一笑，说不记得了。
母亲常常批评我，说我没有志气。我也曾多次暗下决心，要有志气，但只要一见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没有道德，没有良心，没有廉耻，真是连条狗也不如。街上有卖熟猪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卖肉人一刀差点把手指砍断。村里干部托着一只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干部一脚踢倒，将瓜砸在头上，弄得满头瓜汁。那些年里，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见人厌，连一堆臭狗屎都不如。吃饱了时，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见好吃的，立刻便恢复原样。长大后从电视上看到鳄鱼一边吞食一边流泪的可恶样子，马上就联想到自己，我跟鳄鱼差不多，也是一边流泪一边吃。在家里如此，出去也如此。我去偷生产队里的马料吃，被保管员抓住，将脑袋按到沤料的缸里，差点呛死。我去偷拔人家的萝卜，被抓住，当着数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画像请罪。我去生产队的花生地里偷扒刚种下的花生吃，中了药毒，差点要了小命——花生米是用剧毒农药浸泡过的。至于偷瓜摸枣，更是常事。有时被捉住，有时捉不住。被捉住就挨顿揍，捉不住就如同打了一个大胜仗。有一次我去偷临村的西瓜，被看瓜人发现，那愣头青端起土炮就搂了火，扑通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打倒了一片玉米，吓得我屁滚尿流。想跑，腿挪不动，被人家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