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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巴雷到底算不算是我们局里正式的一员，而如果是的话，是否因加入我们而抛弃过某些权利——譬如说，万一与我们发生争执的话，他的合法陈情权利。我说得有些模棱两可，令他们十分恼火。但是基本上，我的答案是“是的”。是的，他已经放弃了这些权利。或者，说得更确实一点，不管他在法律上有没有如此权利，我们都可以骗他作此想法。
也许我早先没有说清楚，庄尼是哈佛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所以兰利没有必要送一堆法律顾问给我们。
下午，巴雷一刻也没安静下来。于是，我们就趁着晴朗的天气，开车到了处女头那地方，在泰晤士河畔的拖船路上散步。我们返回时，我想可以说巴雷已经作完了报告：对于我们那些分析专家都已经有十足把握的事情，以及他在行动中的遭遇，都被我们以技术上的方法一一查明了。事实上，能够让他报告的，实在是所剩无几了。
巴雷是不是受到我们的忧虑所影响呢？我们尽可能地装愉快，但是我不得不怀疑那种会要人命的沉滞气氛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他。也许，他自己本身就陷在一片迷惑的漩涡和泄气的沮丧里，而我们也就跟着他掉了进去。
星期天晚上，我们一起在武士桥吃晚餐。巴雷的态度显得既温和又安静，使奈德认为（其实换了我，也会这么以为）大可以放心送他回汉普斯德了。
他是住在维多利亚街靠东希斯路的一栋公寓里。我们在那儿设的监听岗哨就在这栋公寓的正下方，由一对年轻的夫妇负责。这一户中原先的住户已经被我们暂时转移到别处去。十一点左右，那对夫妇向我们报告，说巴雷独自在屋里走动。他们听得见他走动的声音，但是看不见他，因为奈德已撤离监视器。他们说，他一直不断地对自己讲话。当他拆开邮件的时候，我们清楚地从监视器上听到一连串愤慨和诅咒。
奈德对他的这种表现始终无动于衷。他已经读过巴雷所有的信件，知道其中并没有什么好费心去防范的内容。
清晨一点钟，巴雷打了电话给他在格雷丹的女儿安西雅。
“ig是什么东西？”
“是爱斯基摩人住的房子，里面没有厕所。莫斯科怎么样？”
“如果你坐‘泰坦尼克号’横越大西洋，你会怎么样？”
“只能走一半吧。莫斯科怎么样？”
“如果你拿袋鼠和羊交配，会生出什么东西？”
“我是在问你莫斯科到底怎么样？”
“像一件毛背心。你那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