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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消咬破饱满的草莓，就能看见夏天—夏天的尘埃和低矮的天空。至今，对我来说，夏季依然意味着暴雨时节。在我脑中，燥热的白天与湿热的黑夜没有区别，但暴雨，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让我感到恐惧，也让我平静。不过，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我记得我们生活过的那个小镇上的一场夏季暴雨，想象母亲经历过的一九二九年的那个夏季。她说，那年的一场龙卷风刮走了半个南洛兰镇。我把她和我自己经历过的夏季混淆在一起了。吃着草莓，想着暴雨，我仿佛看见了她。一个穿着粉红丝裙的瘦女孩。一只手撑着腰，另一只手垂在腿边—就那么等候着。大风把她卷了起来，刮到比房子还要高的空中，可她依然站着，手撑着腰，面带微笑。那只垂落的手中握着的期盼和憧憬并没有被那场灾难改变。在一九二九年夏天的那场龙卷风中，我母亲的手完好无损。当周围的世界分崩离析，她依然坚强淡定，面带微笑，从容不迫。我所能回想到的就这么多了。公众事件成为个人生活中的真实，一个中西部小镇的季节变化成了我们卑微生活的命运女神。
我和弗里达收到花籽时已是盛夏。从四月以来，我们就等待着装着很多小包花籽的神奇包裹。每一小包卖五分钱，这最终会让我们买到一辆新自行车。我们对此深信不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镇上晃悠，售卖花籽。尽管妈妈只许我们去熟人家里或熟悉的街道，我们还是把所有的门都敲遍了，出入向我们敞开的形形色色的人家：散发着油腻和尿骚味，六家挤在一起的十二间一套的房子；靠近铁路、藏在树林中的四室一套的小木房；鱼市、肉店、家具店、理发店、饭馆上面的公寓；铺着花地毯、摆着有凹槽边的玻璃器皿的整洁砖房。
那年夏天我们卖花籽的时候只想着挣钱，只想着花籽，听别人说话时心不在焉。到认识的人家里，主人请我们进屋坐下，喝口冰水或者柠檬汁；我们坐着恢复体力，大人们继续谈话或者干杂活。渐渐地，我们把断断续续的故事串联起来，连成一个诡秘、可怕、糟糕的故事。无意中听过两三次诸如此类含含糊糊的谈话后，我们意识到这个故事跟佩科拉有关。经过适当组合，那些谈话片段大致如此展开：
“你听说那女孩的事了吗？”
“什么事？怀孕？”
“没错。可你猜是谁干的？”
“谁？那些臭小子我可认不全。”
“也是。但跟哪个小子都没关系。他们说是乔利干的。”
“乔利？她爸爸？”
“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