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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端着颤巍巍一杯茶，瞅定我。
他说：每次宋峻说九点钟一定送你回来，都要过十点！我很不喜欢你们年纪轻轻就说话不负责！
忽然是这么个借题。
我微笑，叫他自己看他自己多么怪。
他坐回桌前。我视线又回到电视上，余光见他把笔放进墨水瓶里蘸蘸，提出，又回去蘸。
我越发想知道他在写什么。一天我爸爸出门去，我妈妈照例装着翻找脏衣服实际翻找我爸爸的外遇疑迹。从抽屉里找到一些纸片，上面有贺叔叔五大三粗的字迹。马上明白它是什么。就是贺叔叔那些最原始、粗浅的生活记录。我爸爸又在为他写作。
不知道我妈妈有什么样的感触。她的阶段性生命焦点暂不在我爸爸为谁写作、写什么的问题上。我把那页记录仔细放回原处，眼不自禁地久久盯视桌角那摞稿子，一阵莫大悲哀。似乎整个国家、民族、我父亲和我自己所焕发的隐约希望都沉没下去。原是没有希望的，原是要循原先的因果走下去的。我永远最理解我的爸爸：他若没有这个机会来赎回他那一记耳光，他不可能去宁静地死。他心中那罪与罚的概念纯朴、孩子气到了极点。他的良知也简单、脆弱到了极点。
我知道我无法把我爸爸从这样的自我苦役，这种牺牲下解救出来，我只有随他去，以他自己的方式去解脱。只能是这样垂手而立。眼睁睁看他坐在日日增长的稿垛前老弱下去。他五十岁了，我的老父亲。他日夜在赶啊赶啊，只怕自己余下的时间不够服完他心灵上这场刑。
一种东西在我心中凉下去。
宋峻，大学生活燃起的那种东西；那种颇温暖的东西，在我心里凉下去了。
是从贺叔叔越过他一脸正义的妻子，走向我爸爸的那个瞬间；是他真诚地把残疾的手拍在我爸爸肩膀上那个瞬间，我爸爸彻底拜倒在他的风度、胸襟前面，彻底拜倒在他们这场友情前面。
接下去贺叔叔摆设的那场宴席，我当然更明白：他和我爸爸在所有人面前正式恢复了友谊。不久，各报纸的角落出现了对老作家贺一骑近况的介绍，都提到他正在和另一位作家合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我爸爸对这个待遇很满足。他从来不知我微笑里的悲哀哪儿来的。
一个五月的晚上，我正忙着结婚和毕业，贺叔叔来了。我打开门，请他进来，他阴沉地笑一下。
他问我：你爸爸去哪里了？
我说他不会走远的，去散散步，要不就去路灯下观一局老头们的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