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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难，做大官更难”，而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却出神入化，
无往不利。一方面戒惧谨慎，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却勇于革新，
开创出前无古人的事业；一方面廉洁自律，勤勉公事，另一
方面善于处理各界关系，尤其表现在与“民”的关系上。他指出
：为官，即为治国；治国，则为安民也。
一、为国为民，直言谏上
曾国藩虽然处世有“圆融通达”之称，但他对于
涉及社稷存亡的事，敢于进尽忠言，甚至不怕触怒皇上，可以说“忧国而忘其身”了。尤其表现为“为国为民，直言谏上”上。
曾国藩自翰苑升任侍郎以后，才有了上疏奏事的机会。
在此期间曾国藩多次陈言，而屡蒙嘉纳。譬如他有感于朝纲
不振，是非不明，“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
言地方之利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降
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均道光三十年庚戌三月初二日
应诏陈言疏中语）。乃效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寡欲
规大行皇帝的骨硬作风，上敬陈圣德三端一疏，也就是严肃
批评了皇上的三个错误，并且言辞直露而激烈。其要点有
三：
一为防琐碎，他写道：
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骨
以求贤；诚使我皇上豁远达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
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必且默然深思，求所以宏济
艰难者，此臣所谓防琐之风也。
二为去虚文，他又写道：
去岁下诏求言，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是
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闻臣工奏请刊布御制
诗文集，亚蒙允许，今皇上春秋鼎盛，须稍迟数年，再
行刊布，昭示天下以敦崇实政，不尚虚文之意。
三为戒骄矜，他更写道：
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通人共
之。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供其药
厂，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
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得人才而用之哉。
左宗棠曾说他对曾国藩的“谋国之忠”是“百愧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