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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华之难，中华当之
西方的中国通有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和日本都是在十九世纪
五、六十年代遭遇西方列强侵略的，但由于日本大约只用了几
年时间就认识到了“三千年未有的变局”，而中国却用了二十
余年。因此到甲午****时，日本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实际上，从魏源、龚自珍开始，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世界大
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再不能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了。魏源
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也是较早的事。
近代中国的官僚士大夫，他们的居世，他们所面临的外部
环境完全变了，因此，不能一讲“和”就是“**”。所谓
“处世**”，当然包括如何与外国人相处。如何与外国人、比
中国强大得多的外国人打交道。
晚清江山确实摇摇欲坠了。连中国内部的问题也需要借助
外国人来解决。1**0年10月，恭亲王奕讠斤正式向咸丰帝提出
“借兵助剿”，即联合“洋兵”镇压太平天国。咸丰帝将奕诉的
奏折发交两江总督等密商。
在曾国藩看来，中华之难，应中华当之。第二次鸦片战争
的惨痛教训，依然历历在目，它促使曾国藩等人对肆无忌惮践
踏中国主权的侵略者怀有极大的戒备心理。他们认为：“目前
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解决困境的办法在于徐图自
强，最好的办法应是借助先进技术来尽快镇压农民起义，抵御
外晦，“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可以剿
发捻，可以勤远略”。而不是“借兵助剿”，引狼入室。对于奕
诉等人所提出的助剿问题，曾国藩出于为宦不得罪巨室的处世
观，不好断然反对。同时，也因为安庆大战正酣，湘军主力全
部倾注于此，他无力抽兵挥师东向。但在奏折中他也委婉表示
了“借兵助剿”的不可取。他反复强调的是中国“足以自立”，
并指出：“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曾
国藩的意见，刺痛了咸丰皇帝的隐忧。有鉴于此，奕诉也感
觉，“借夷剿贼，流弊滋多，就现有兵力设法攻剿，不可贪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