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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经说到现代,那就顺着再说几句吧。
中国近、现代文学,成就较低。我前面刚说明清两代五百多年只出了两个一流文人,哲学家王阳明和小说家曹雪芹,那么,我必须紧接着说一句伤心话了:从近代到现代,偌大中国,没出过一个近似于王阳明的哲学家,也没有出过一个近似于曹雪芹的小说家。
一位友人对我说:感冒无药可治,因此世上感冒药最多;同样,中国近、现代文学成果寥落,因此研究队伍最大。研究队伍一大就必然出现夸张、伪饰、围诼、把玩的风尚,结果只能在社会上大幅度贬损文学的形象。一般正常的读者,已经不愿意光顾这个喧闹不已的小树林了。
说起来,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倒是可喜,那就是应顺中国文脉已经不能不转型的指令,成功示范并普及了白话文。由于几个主事者气格不俗,有效抵拒了中国文学中最能闻风而动、见隙而钻的骈俪、虚靡、炫学、装扮等旧习,选了朴实、通达一路,诚恳与国际接轨,与当代对话,一时文脉大振。但是,由于兵荒马乱、国运危殆、民生凋敝、颠沛流离,本来迫于国际压力所产生的改革思维,很快又被救亡思维替代,精神哲学让位给现实血火,文学和文化都很难拓展自身的主体性。结果,虽然大概念上的中华文明有幸免于崩溃,而文脉则散逸难寻。已经显出实力的鲁迅和沈从文都过早地结束了文学生涯,至于其他各种外来流派的匆忙试验,包括现实主义在内,即便流行,一时也没有抵达真正的“高格”。
现代作家之中,真正懂文脉的也是鲁迅。这倒不是从他的小说史,而是从他对屈原、司马迁和魏晋人物的评价中可以窥探。郭沫若应该也懂,但天生的诗人气质常常使他轻重失度、投情偏仄,影响了整体平正。
在学者中,对中国文脉的梳理做出明显贡献的,有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三人。本来胡适也应排列在内,但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大学者却缺少文学感悟能力,例如他那么成功地考证了《红楼梦》,却不知道这部小说的真正魅力在何处,因此对文脉总有一些隔阂。梁启超具有宏观的感悟能力,又留下了大量提纲挈领的表述;王国维对甲骨文、戏曲史、《红楼梦》的研究和《人间词话》的写作,处处高标独立;陈寅恪文史互证,对佛教文学、唐代和明清之际文学的研究十分精到。我本人对陈先生的最高评价,在他对唐中期分界为中国全部古代历史分界的论定。这三位中,成就最大的是王国维。可惜,这位真正的大学者只活到五十岁就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