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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庄子说成是“先秦诸子中的文学冠军”,但请注意,这只是在“诸子”中的比较。如果把范围扩大,那么,他在那个时代就不能夺冠了。因为在南方,出现了一位比他小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那就是屈原。
屈原,是整个先秦时期的文学冠军。
不仅如此,作为中国第一个大诗人,他以《离骚》和其他作品,为中国文脉输入了强健的诗魂。对于这种输入,连李白、杜甫也顶礼膜拜。因此,戴在他头上的,已不应该仅仅是先秦的桂冠。
前面说到,中国文脉是从《诗经》开始的,所以对诗已不陌生。然而,对诗人还深感陌生,何况是这么伟岸的诗人。
《诗经》中也署了一些作者的名字,但那些诗大多是朝野礼仪风俗中的集体创作,那些名字很可能只是采集者、整理者。从内容看,《诗经》还不具备强烈而孤独的主体性。按照我给北京大学学生讲述中国文化史时的说法,《诗经》是“平原小合唱”,《离骚》是“悬崖独吟曲”。
这个悬崖独吟者,出身贵族,但在文化姿态上,比庄子还要“傻”。诸子百家都在大声地宣讲各种问题,连庄子也用寓言在启迪世人,屈原却不。他不回答,不宣讲,也不启迪他人,只是提问,没完没了地提问,而且似乎永远无解。
从宣讲到提问,从解答到无解,这就是诸子与屈原的区别。说大了,也是学者和诗人的区别、教师和诗人的区别、谋士与诗人的区别。划出了这么多区别,也就有了诗人。
从此,中国文脉出现了重大变化。不再合唱,不再聚众,不再宣讲。在主脉的地位,出现了行吟在江风草泽边那个衣饰奇特的身影,孤傲而天真,凄楚而高贵,离群而悯人。他不太像执掌文脉的人,但他执掌了;他被官场放逐,却被文学请回;他似乎无处可去,却终于无处不在。
屈原自己没有想到,他给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玩笑的项目有这样两个方面——
一、大家都习惯于称他“爱国诗人”,但他明明把“离”国作为他的主题。他曾经为楚抗秦,但正是这个秦国,在他身后统一了中国,成了后世“爱国主义”概念中真正的“国”。
二、他写的楚辞,艰深而华赡,民众几乎都不能读懂,但他却具备了最高的普及性,每年端午节出现的全民欢庆,不分秦楚,不分雅俗。
这两大玩笑也可以说是两大误会,却对文脉意义重大。第一个误会说明,中国官场的政治权脉试图拉拢文脉,为自己加持;第二个误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