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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独自坐在他的头等车厢里回想这一切时，他有着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是把望远镜倒过来看海顿。他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尽管一路上酒吧间都是开着的。
在车子过国王十字车站的时候，他有一种喜欢海顿的怀恋的感觉，甚至是尊敬的感觉。毕竟，海顿是一个大丈夫，他有他的看法，而且把这种看法说了出来。但是史迈利觉得这种简单化的想法未免太方便了。他越是考虑海顿零乱的自述，越是觉得这个人充满矛盾。他开始把海顿看成是报上那种有些浪漫味道的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莫斯科是他们自然而然的圣地。他对自己说：“莫斯科是比尔师法的模范。他需要一个解决历史和经济问题的周延答案。”他又觉得这太干巴巴，又加了他想喜欢的那种人的性格：“比尔是个浪漫派，是个虚荣者。他要跻身于先进的行列，引导群众走出黑暗。”这时他记起了肯特镇那个女孩的客厅里那些没有完成的画：难以辨认，过分做作，没有希望。他也记起了比尔专制父亲的鬼影——安恩就叫他魔鬼——他觉得比尔信奉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弥补他作为艺术家的不足，是因为他缺少慈爱的童年。到了后来，这种理论是不是再起作用，当然无关紧要了。比尔已陷得太深，卡拉知道怎么使他不能脱身。史迈利认为，背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习惯问题，他仿佛又看到比尔躺在贝瓦特街的地板上，安恩在旁边的唱机上放着音乐。
比尔也是喜欢那样的，对此，史迈利从来没有怀疑过。站在一个秘密舞台的中央，让大家你争我斗，他既是主角，又是剧作家，合二而一。唉，没有问题，比尔喜欢那样。
史迈利耸一耸肩，把这些想法都撇在一边，仍像过去一样对人类行为动机的标准答案一点也不相信，相反的，却相信有那么一个俄罗斯娃娃，打开来里面又是一个娃娃，再打开来里面又是一个。在所有活着的人中，大概只有卡拉看过比尔·海顿身上最后一个小娃娃了。比尔是什么时候被他吸收去的，怎么吸收的？他在牛津时代的右倾立场是一种伪装，还是罪恶，倒反而是卡拉把他从这罪恶中拯救出来？
去问卡拉吧——可惜我没有问他。
去问吉姆吧——我永远不会。
英国东部的景色在车窗外面飞逝而过，卡拉毫不退让的脸代替了比尔·海顿歪在一边的死亡面孔。“但是你有这一个把柄：安恩。没有幻想的人的最后一个幻想。他认为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安恩的情人，你在别的事情上也就无法保持头脑清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