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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我拳打脚踢。我被打成猪头,雄心壮志一时尽付尘土。
一九六五年,山雨欲来,“社教”在各处开展得如火如荼。人人争表忠心。政治嗅觉灵敏的人从姚文元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里读出不详。我上了小学三年级。于萍做了班长,与我同桌。老师说,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但于萍有红领巾戴,我没有。那条三角形的红色布条儿区分了我们的生活。
于萍同学越来越趾高气扬。那时,男生与女生不大讲话。每张课桌几乎都有用铅笔刀划出了深深的“三八线”。一般是男生欺负女生。许多男生上课时不是听老师讲课,而是观察女生的胳膊是否越线,再以削尖的铅笔头迎头痛击。女生挨了扎后,多半委屈地瞪来几眼,顶多眼泪汪汪一阵子。可我比较背,摊上于萍这位同桌。当我试图用小刀把这条“三八线”刻得更清楚一点时,于萍举手向老师报告,“李国安同学在破坏公物”。在老师眼里,凡于萍同学的话就是可信的,何况于萍还经常把话题上升至“我们要爱护公物胜过爱护自己的眼睛”这种理论高度。我只好委曲求全,也不敢像其他男生那样对付她那双时不时越过封锁线的胳膊。不过,说实话,她那只胳膊也真是漂亮,细细白白,与藕差不多。
那年秋天,学校流行起斗蟋蟀。到了晚上,墙头屋角田边水渠都有撅起屁股掏蟋蟀的孩子。他们屏声静息,搬开砖石,一手拿网罩,一手用枝条,轻拨慢挑。蟋蟀又哪知人心险恶,进退间蹦入网内。把蟋蟀逮回家,放入泥盆或装了土的玻璃罐里,喂以饭粒,待其养精蕴锐,第二天一早,饭也不及扒上几口,玻璃罐藏入书包,匆匆赶去学校。早有孩子守候在校园偏僻角落,纷纷涌上,围成一团,或要一洗昨日的耻辱,或要挣得今天的光荣。擂台由几张报纸折叠而出,把自己的心肝宝贝儿各自搁入里间,用小草杆赶,使两只蟋蟀碰头,看它们振翅张牙挺斗。那不肯斗的虫,若嘘嘘几声仍无效果,便被小主人掼出,一脚踩死。摆台里搁入泥土细沙。开斗之时,人头簇动,还真发生过外面的人压倒里面的人,把那蟋蟀也压烂的糗事。一般而言,早秋斗黄虫,黑黄、油黄、乌背黄、乐陵黄;再斗黑虫和紫虫,淡紫、深紫、真紫、粟壳紫等;到晚秋时节,斗的是青虫,有正青、红牙青等。我并不懂蟋蟀的学问,学校里就没有谁懂。管这些蟋蟀叫方头、圆头、尖头、铁头、黑崽、油葫芦,或者恶眼狗、沙皮狼、大腿将军。斗蟋蟀,也从不按个头、种类、重量分级别开打,赢了就好。蟋蟀的小主人会因此得意到自己的这只蟋蟀被活活累死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