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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概念的演变啊,真是让叙述者很为难,现在我就遇到问题了,如果我还说“人民群众”的话,就不容易分清“士”和“民”,如果再解释呢,又怕越解释越乱。我决定,干脆不考虑那么多了,遇到非解释不可的地方再来解释好了。
“民”是哪些人?简单说,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乡下人。
孟子认为,乡下人如果没有了产业,就会沦为流氓无产者,他们没有什么道德底限,为了肚皮可以做出任何事来。孟子为这两句话可没少在后来担罪名,诸如“美化封建贵族”“污蔑劳动人民”等,我们不用拍脑门儿都想得出。可我们就算退一万步说,冉阿让是不是一个大好人?冉阿让有没有道德底限?冉阿让偷东西算不算罪过?冉阿让有没有到影响社会稳定?
孟子接下来推论,冉阿让当然影响到社会稳定了,那沙威去抓冉阿让合不合法呢?当然合法。但是,谁才该为冉阿让偷东西负责?谁才该为冉阿让危害社会稳定负责?谁才该为冉阿让被抓坐牢负责?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统治者。是统治者设了套儿等冉阿让钻,是统治者挖了坑等冉阿让跳。
孟子继续推论:如果政治清明,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冉阿让还会去偷东西吗?冉阿让还会去危害社会稳定吗?
紧接着,孟子又来了在梁惠王面前就兜售过的那老一套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什么的,车轱辘话来回说,我就不翻译了。
孟子这话先是提出了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这样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来作论证,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论证的话——如果统治者做不到政治清明,不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如果冉阿让去偷东西,去危害社会稳定,那么统治机构去逮捕冉阿让就没有合法性了,就是非正义的了。那么再往下推论的话——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不具备合法性,不具备正义性,那人民群众是不是还有服从的义务呢?孟子虽然没写出一本《论公民的不服从》来,不过他确实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孟子的答案是:有权不服从,甚至可以造反!对于这一层意思,孟子现在的话还只是个引子,他在后文中还会一步步地一再坚定地指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观点非常犀利。
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土壤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很难想象在大一统的私天下时代会产生孟子如此凌厉的洞见。而孟子的这个时代已经在向私天下转型,这也是一个使他处处碰壁的重